文 | 俊杰笑书郎
编辑 | 俊杰笑书郎
在历史的长河中，明朝无疑是一个璀璨的时代。然而，当我们谈论明朝时，往往会忽略其经济发展的一面，尤其是钱庄、典当行以及汇兑的出现。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明朝，揭开这段被遗忘的金融传奇。
明中叶以后，随着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工商业逐渐发展，甚至社会中还显露出一丝资本主义萌芽，此时一些新兴的金融机构也悄然出现。这些信用机构的产生促进了明朝经济金融的发展，也有利于货币的流通和货币制度的发展。
其中商人在其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他们操纵商业资本，丰富社会资金的运用渠道，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些资本雄厚的商人往往是一些商帮，其中粮商和盐商在当时最有实力和竞争力，也有一些商帮按地域划分，比如当时徽商与晋商资本最为雄厚。
商业发展促进钱庄发展
钱庄的生成，是明朝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明朝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为钱庄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这些积累的大商业资本，或重新投入市场扩大商业经营或以借贷形式贷给中小商人进行增殖。其中后一种形式的载体是典当或放高利贷等金融机构。
商业资本的积累对金融创新起着推动性的作用。明朝兴起的钱铺、继续发展的典当以及曾一度消失于南宋的汇兑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逐渐兴盛起来，这些创新型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商人资本、民间经营，同时这些金融机构的发展也为贸易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明朝时期钱铺的形成就是金融持续发展的结果。早在明朝之前，国内并没有所谓钱铺，人们向来都是将贵金属、财物储藏于家中，但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商人外出交易货物经常需要拿着现成的贵金属或者银钱出门，既不安全又不便利，因此钱铺由此而来。
钱铺又称“钱店”或“钱肆”、“钱桌”等，是钱庄的前身。它是一种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金融机构，产生不晚于正德初年。
钱铺是在银钱兼行的情况下，因人们习惯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所以经常进行银、钱兑换而产生的，即它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当时货币兑换的需求。
钱铺起初只是承揽银钱兑换，自从纸币废置以后，基本上处于一种三角兑换的关系，即银钱兑换、金钱兑换和金银兑换，主要还是银和钱的兑换。
到明末钱铺逐步扩及到存放款、汇兑以及发行兑换券等业务，成为晚明的主要信用机关。
除了钱铺，银铺也从事货币兑换。银铺虽不算是明朝的金融创新1，但在白银货币化的推动下，明代的银铺有了新的发展。
明代的银铺有“银匠铺”、“倾银铺”和“金银铺”等名，其业务除了打造、买卖金银器饰、熔铸金银锭等本业外还从事金银买卖和抵押放款等。抵押房款是银铺的派生业务，不一定每家银铺都有。
明朝银铺的存在是白银成为主币而推动的，银铺从事金银买卖，具有货币兑换的性质，跟钱铺一样，银铺的存在也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求，促进了货币的流通和白银货币化的完成。
典当行的出现
中国的典当业由来已久，而明朝的典当业正值比较繁荣之际。明朝的当铺即质库，还有“解库”、“典库”、“质铺”、“典当库”、“解当铺”等多种名目。
在现代社会，我们习惯了使用信用卡、移动支付等便捷的金融工具。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行业曾经扮演了类似“银行”的角色——那就是典当业。
那么，什么是典当呢？简单来说，典当就是将物品抵押给典当行，换取一定数量的现金。等到约定的时间到了，再将物品赎回来。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则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
比如，如何评估物品的价值？如何确保物品的安全？如何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这些都是典当业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当铺经营的性质来说，明代当铺均为私营，因为当时是禁止官营典当的。从当铺经营的资本规模来看，有“巨典”和“短押”之分。巨典的特点是资本大、当期比较长，一般不做零星的小宗交易；而短押所当的物品较小且时间短。
从当铺的经营业务范围方面，当铺除了从事典当外，还吸收存款、经营货币兑换，当铺吸收存款还要支付利息，利率比一般民间借贷要低。
当铺是明代最主要的金融机构，虽然典当高利贷像其他高利贷一样具有两重性，给本来不富裕的百姓带来了更多的生活压力，但是当铺在明代经济发展中的活跃程度说明了它的出现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富人们的理想投资场所，也为贫民和商人解决一时的经济困难，只不过政府应该加强对它的管理，严格限制其取利的限度
关于这一点，明朝政府曾以法令的形式对典商利率及计利方法作出规定，在征收典税方面，也提出了“分征”政策。 这些均为后世政府对典当业的管理提供了具有实际意义的借鉴。同时，这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明代典当业的兴旺景象。
汇兑的出现
中国的汇兑产生于唐代，那时的中国，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对外贸易频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种名为“飞钱”的汇兑方式应运而生。
隐没于南宋，由于南宋以后纸币流通扩大，政府发行的交子、会子等纸币逐渐取代了金属货币，成为主要的交易媒介。
在这种情况下，汇兑业务似乎变得多余，因为纸币已经足够方便。于是，曾经辉煌一时的汇兑业务渐渐隐没于历史之中。
所以汇兑逐渐消失，明后期银钱并用，汇兑又重新面世。由于银两的重量和价值不一，给交易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这时，汇兑业务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商人和普通百姓又开始利用汇兑来进行远距离的资金转移。这一次，汇兑不仅仅是商业的需要，更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崇祯十六年（公元 1643 年）朝廷曾令户部对“汇兑”予以鼓励，人们可以凭借会票进行异地汇兑。
会票制度上承唐“飞钱”和宋“交子”的汇兑形式，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的异地贸易提供了便利。
明朝会票的出现注入了明代商品经济的内涵，汇兑的重新出现是明代经济发展的产物。
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流通的数量和速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当时作为主币的白银，很不方便途中运输，尤其进行大额交易时，人们深以转运不便和途中安全问题为苦，而会票的出现就为长途大宗贸易提供了方便和安全，它解决了异地大额支付以及现金结算带来不便的问题，以票据清算代替了现金结算。
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大了对货币流通和结算的需求，汇兑的出现也极大的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典当、货币兑换、汇兑等金融创新的滋生促使明中叶到明末产生了当铺、钱铺等新的信用机构。
这些信用机构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物，又反过来对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促使高利贷、汇兑、钱铺等发展的潜在因素。
从对明朝的商品经济研究中发现，明朝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产品商品化为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朝农业、手工业较快的发展使我国农业社会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农业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产品的增加，带来国内外交换范围的扩大，带来商品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推动了商业的革命性变化。
同时代的世界贸易发展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个时期是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称为商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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