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京楼遗址（曾称孟家沟遗址）北距郑州商城约25千米，南距郑韩故城约4千米。早在20世纪60年代，该遗址就出土过青铜器。据郝本性先生言，其中有一件大型青铜钺，1972年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中展出。1974年，当地村民在农作时又发现一批铜器和玉器，青铜器有爵、斝、鬲、觚、分裆鼎等。郝先生曾到现场勘察，并向村民了解到，与铜器一起出土的还有几具人骨，可能是一座有殉人的墓葬，而且附近还出土过很多人头骨。之后，郝先生将这些发现及相关信息写信告诉了邹衡先生，遂引起邹先生高度关注。特别是其中的两件铜器显得尤为重要。 一件即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青铜钺，此钺通长34厘米，刃宽39厘米，不仅在当时是体量最大的几件商代青铜钺之一，即使到现在仍然如此。其他几件较大者，如1966年苏埠屯M1出的“亚醜”（或释“亚酌”）钺，通长32.7厘米，刃宽34.5厘米；1974年盘龙城李家嘴M2出的青铜钺，通长41.4厘米，刃宽26.7厘米；1976年殷墟小屯M5出的“妇好”钺，通长39.5厘米，刃宽37.3厘米。如果仅就刃宽而言，望京楼出土的一件钺刃宽于“亚醜”钺和“妇好”钺，其拥有者身份之高可想而知。 另一件是鋬上有镂孔的铜爵。在当时，考古发掘出土的同类特征的铜爵仅见于二里头遗址，另有一件传出于商丘。二里头遗址的性质，当时普遍认为是成汤之西亳，其出土的青铜容器当时仅有铜爵。而望京楼也出这种铜爵，表明该遗址的规格非同一般。1977年冬，邹先生在改定他的论文集时，将二里头文化定为夏文化、二里冈文化定为早商文化，他认为望京楼出土的铜爵属于夏代、铜钺属于早商。当时他还注意到望京楼遗址的规模，发现它和密县曲梁遗址是新郑及其附近地区“两处较大的夏文化遗址”。基于这些原因，他认为“这两处遗址虽都比不上稍柴、二里头的规模，但都有铜器墓的发现，尤其是孟家沟还出土大型铜钺，说明在夏、商时代，该处应有较大的贵族居住，从而证明是当时比较重要的邑聚”。 70年代之后，虽然该遗址也进行过考古发掘，但收获一般。2010年，郑州市郑新快速通道开始实施，为配合该通道建设，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钻探和抢救发掘，取得诸多成果，证明邹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望京楼遗址确实是夏、商时期的重要邑聚。 首先要提到的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城址。 因该城位于黄水河与黄沟水交汇处，故部分已被冲毁。加之二里冈文化时期的城址坐落其上，毁之甚重，城址保存不佳。城墙仅见东墙和东北与东南两个拐角，墙外有护城壕，见于北、东、南三面，西面未见，或原本就无，假河为壕，或有而毁于黄水河，发掘报告称该城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内城。在该城之北另有一条东西向壕沟（G13），其东西两端分别与黄沟水和黄水河贯通，如此，G13与黄沟水和黄水河共同围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报告将其称之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外城。 二里头文化时期，居邑设壕的现象已有若干发现，如新砦、花地嘴、南洼、东下冯遗址等。因此，望京楼二里头时期的外城可能只有壕沟而无城墙。外城北宽南窄，南北长约1510米，北宽约1181米（即G13之长），南宽985.4米，面积约160万平方米。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规模超过100万平方米者非常罕见，至于超过100万平方米的城址，除二里头遗址外，只有望京楼遗址，该邑聚规格之高可想而知，遗址内出土二里头时期青铜容器也就不足为怪了。 目前，属二里头文化的城址发现不多，二里头文化腹心地区仅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宫城，其他几处则略呈弧线形，分布于二里头文化腹心地区的东部外围，由北往南分别有郑州大师姑、新郑望京楼和平顶山蒲城店城址。此种布局应该有其特殊用意，将其放入大的时代背景中观察便可明了。 察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就东部和南部而言，都初见轮廓。 往东，二里头文化分布到杞县，杞县以东到商丘和鲁西南之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则属岳石文化、二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的交汇地区，有学者将其称为夷夏商混合文化，如鹿台岗遗址所见。再往东的商丘与鲁西南地区则属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不少学者认为商人南下是在夏代末年，即成汤发动“十一征”系列战争时期，若果真如此，则在成汤南下之前，杞县往东一段地带主要应是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交汇地带。那么，这东西相邻的两种文化相互影响如何？ 对此，学者们有过一些研究，结果是在二里头文化中发现不少来自东方典型龙山文化或岳石文化特征的器物，兹不一一列举。而在岳石文化中却少见二里头文化典型器，如二里头文化陶器中的盉、爵、花边小罐等。这些二里头文化典型器的影响范围，有的可以远达燕山以北，淮河以南，唯独相邻较近的岳石文化中不见或少见。由此可知，与二里头文化相比，岳石文化的独立性和封闭性更强，这应与其势力强大有关。 依文献记载，几乎在整个夏代，夏王朝的外族威胁主要来自东方“九夷”部族，而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无论在时代还是地域上，都与文献记载中的夏、夷相符，杞县左近就是夷夏之争的地带。而新郑望京楼城址位居夏王朝腹心之地以东，且距杞县不太远，正如该报告作者所言，该城与郑州大师姑城一样，均属夏王朝东部重镇。之所以建在郑州—新郑一线，防范东夷应是主要目的。 由望京楼往南，驻马店一带仍属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如杨庄遗址。再往南的信阳地区，乃至湖北北部，虽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址发现，但资料有限，整体面貌不明，难以确定是否属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不过，既有二里头文化因素存在，就说明这里与二里头文化有着较密切的联系。由于早商二里冈文化的分布范围多与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相重合，而郑州往南直到湖北盘龙城一线均属早商文化分布范围，因此稍早一点的二里头文化的势力往南渗透到湖北北部也完全可能。如此看来，望京楼二里头文化之城还是通往南方的重要枢纽。 其次是二里冈文化时期的商城。 谈到二里冈文化时期的商城，大家自然会首先想到与郑州商城的关系。望京楼商城北距郑州商城仅25千米，因学界普遍认为郑州商城是成汤之亳都，很明显，望京楼商城则属亳都南郊的卫星城，其所扮演的角色与二里头文化时期有所不同。近年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商城西郊亦发现有同类同时城址，其性质当与望京楼商城相类，它们与郑州商城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都邑群。 望京楼二里冈文化的城址与二里头文化的城址上下重叠，规模相当。虽然面积远小于郑州商城，也没有偃师商城大，但就田野考古发现而言，亦有其特殊之处，或属首次发现，或属对已有认识的肯定，丰富了商代城址的内涵。 最引人关注的发现，就是报告中所谓的“护墙墩”。这是紧依主体城墙内外的特殊设施，体量相同，间距相等，内外对应，规律有序。发掘得知，城墙直边处每个墩一般长2.6米、宽2.2米，城墙拐角处者加长近1米，体量都不算小；墩与墩相距约19.5米，排列比较密集，确实能起到加固与保护主体城墙的作用，称之为“护墙墩”是合适的。这一现象在以往发掘的商城中未曾见过，北方地区虽有类似发现，如赤峰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等，但差别明显，功能未必完全相同。 发掘报告认为它不仅具有加固城墙的作用，同时也具有防御功能，可起到后世“马面”的作用。如果“护墙墩”垂直向上，与城墙顶部等高，则此种推测是合理的。因现存“护墙墩”仅是基部，其与主体城墙平行的外边是否一直垂直向上，难以判定；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其与城墙平行的外边向上内收，越往上越薄，呈陡坡状。上端不构成一个可以活动的平面，甚至未及城墙顶部。倘若此，它就只具有加固和保护主墙的作用了。 另一项引人关注的发现是东一城门。望京楼商城已发现城门有三，其中东墙有二门，将东城墙等分为三段。东一城门居南，发掘较为完整；东二城门居北，因民居所限，未能全面揭露。东一城门的构筑比较特别，系由门道两侧的城墙分别向城内转折两次围拢构成，可谓内凹式城门，与之相类者，见于偃师商城西三城门。更为特殊的是，护城河也在门前约与门道两侧城墙转折对应处，两岸呈直角转折两次收拢变为窄沟。现存东护城河除正对城门一段外，口宽为13～15米，而正对城门收拢后的窄沟口宽3.5～5米。此处护城河之所以变窄，显然是为进出方便特意为之。窄沟中部，即与门道中线相对的位置未挖通，以1.5米宽的生土梁阻隔。 早商城址发掘城门不少，但城门与护城河的关系，特别是出城后如何跨越护城河的实证却极少。在望京楼商城发掘之前，只有偃师商城西一城门与门前护城河，乃至门下进水道的关系被揭示出来。虽然二者形制与结构等有很大不同，偃师商城西一城门前护城河上的设施更为复杂，在复原上也都会有不同的想象空间，但它们都为出城逾河提供了难得的实例。 望京楼城址的发掘，还为确定早商城址一些成规律的现象提供了新的依据，也为今后的田野考古发掘提供了重要参照。比如沿城墙内侧大量埋墓的现象，此前已在多座商城发现，它是早商时期的一种埋葬习俗。这一现象自郜向平博士揭破以来，已得到学界认同，有学者称之为“环城墓”。再如已发掘的两座城门，门两侧都有夯土“木骨门墙”，这种城门营造法，在偃师商城发掘的城门中也有多处发现，偃师商城发掘报告称之为“木骨夯土墙”。因夯土内木柱成排，既密且粗，柱径一般20厘米左右，且下有石础，故发掘者多认为与门上建筑有关。看来，早商比较讲究的城门多用此法。 另外，在城内发掘的道路上，还发现有双轮车的车辙印，共四组，轨距1.05～1.1米，与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发现的车辙轨距（1.2米）相当而稍窄。这是晚商以前发现的第三处双轮车遗迹，说明在夏商时期，双轮车的使用比较普遍，至少在规格较高的城邑内是这样的。 在望京楼遗址发掘期间，本人曾两次到现场参观学习，2015年又看到报告初稿，学习就有收获，以上列举的发掘成果便是自己粗浅认识的一部分。个人理解有限，该报告的出版，相信会引起学界普遍重视，会有诸多高见叠陈，望京楼遗址的重要性也会更加突显。 伴随该报告的出版，也希望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能对该遗址的保护、展示及合理利用给予高度重视。以往的发掘毕竟有限，与遗址规模相匹配的各方面重要遗存多未发现，如各类手工业作坊还未找到；高等级的墓葬埋在何处，也不清楚；大型建筑发现也很少；整个遗址各时期各种功能区的分布与演变过程远未究明等，这都有待来日予以探寻。因此，保护、展示及合理利用成为第一要务。 本文由孙莉、张亚娜摘编自 顾万发 主编，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编著《新郑望京楼——2010~2012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序”。内容略有删节、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