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政局之变造成了历史博物馆的管辖之变和暗藏的地位之变，同时也启动了国家博物馆的再造进程。1928年，历史博物馆先由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接收，次年，在教育部的短暂接管之后，旋划归中央研究院管理，更名为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博物馆以蔡元培为院长，但采用委员长负责制，初由傅斯年担任，随后李济继任，前历史博物馆裘善元留任委员。历史博物馆主管机构的更迭仅仅只是权宜之计，过去十余年的经历已经充分表明其远不堪作为国家博物馆，新的博物馆破茧待出。1933年4月，隶属于教育部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于南京成立。4月15日成立的理事会推举蔡元培为理事长和傅斯年为筹备处主任。筹备处下设自然、人文和工艺三部，分别由翁文灏、李济和周仁担纲。

无论是大学院、教育部，还是中央研究院，每个主管机构都明确表达国家博物馆应该成为国家形象。1926年，蔡元培提出，“中国教育上目前所最需要者，为科学的教育，故主张以庚款全部办一科学博物院”。在中央博物院尚在筹备阶段时，教育部官方也表达，“查欧美大国以及甚多小国，皆有国立博物院之设置，以为表示本国对于学术上贡献之最好场所，且以启发人民对于学术之兴趣，而促进科学与文化之进步”。颇值玩味的是，大学院和教育部倡议成立的国家博物馆，最初是科学教育类型博物馆，尚未与通过历史遗产建构国家记忆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尤其刻意疏远了历史形成的“古物”收藏。

中研院成立不久，就开始筹组博物馆，两笔各具特色的收藏恰在此时入藏。1929年1月，中研院广西科学调查团获取动植物标本和苗瑶民族标本数十箱，后又购买了法国古生物和地质标本约数十箱。以此为基础，中研院以毗邻总办事处的成贤街47号为博物馆筹备处，预备成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对于接收历史博物馆，傅斯年以史语所之名表达了踌躇甚至抵触，认定“原历史博物馆藏器无多，亦不足当历史博物馆之名”，甚而希望将博物馆退回给中研院。史语所亦不满意历史博物馆的馆舍位置，多次提出归还计划，“午门、端门及左右朝房自动移交故宫博物院”。

但是，史语所在新获史料上的巨大成功诱使中研院博物馆向历史类回摆。考古组自1928年年底开始在河南、山东等地次第展开考古发掘工作，尤其是在安阳连续发掘多年，所获资料系统而丰富，重建古史已经成为可能。考古发掘出土资料极具价值，但不便作为研究资料长期保存在研究机构中。同时，史语所历史组负责整理的明清档案也初见成效，同样面临资料的保存和研究的关系问题。原本仅仅设计为教育博物馆的国家博物馆开始悄悄向综合性博物馆转型，甚至原本拟独立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也慢慢并流进来。一场临时展巧妙地透露了中研院的博物馆观的转变。

1931年2月21～24日，史语所在成贤街自然历史博物馆二楼进行展览，展厅仅有两间，分别展示殷墟、城子崖出土器物和明清档案，其中殷墟器物计有428个编号，而城子崖器物则有120个编号。李济和董作宾为此专门写作《考古工作概况及物品展览》。此外，他们在中央大学分别发表了《由发掘所得关于中国上古史之新材料及新问题》和《甲骨文之厄运与幸运》演讲。国家博物馆的综合性和代表性特征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设计者们的愿景之中。

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代表性原则逐渐明晰地界定下来。1928年之后，新的国家博物馆毫无悬念地选址于南京，“南京为民国政府建都所在，施政中枢，人文荟萃，中外士宾观瞻所系”。宗旨界定更为多元，“政府及各学术团体渴望有一完善之博物馆，汇集数千年先民遗留之文物，及灌输现代智识应备之资料。为系统之陈览，永久之保存，藉以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其工作重心被界定为“系统的调查、采集、保管、陈列，并说明一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及现代工艺之材料与标本”。

在其他情况下也表述成为“陈列及永久保存”、“领导集团的科学研究”、“集中古物保管力量”、“协助建设计划”和“传播现代知识”五项。对于三馆分界及预设目标，“自然馆范围以地质学，植物学及动物学为主，其他关于自然历史之科学材料均陈列之。人文馆范围以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为主，凡与人类文化演进相关之材料均陈列之。工艺馆以陈列现代各项工艺品为主”。

新的国家博物馆必然以全新建筑形式示人。南京几无任何可堪改造作为国家博物馆的既有建筑，改造旧建筑也不符合国民政府营建首都的计划，因此选址新建势在必行。1934年6月，中央博物院的用地得到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建筑费支持150万元，当年即领取1933年度补助款15万元，因此7月即征购中山门内旧旗地100亩作为院址，后又增加中央图书馆舍弃的馆址用地93亩，合计近200亩。此地块在中山门内，中山路北侧的城市干道旁，而且也在明故宫政治区域内，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这一地块都极具政治象征意义。

中博院馆舍的建筑方案以强势而苛刻的方式决定下来。1934年7月，李济接替傅斯年担任中博院筹备处主任，随后通过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行规则》，正式启动中博院的建设进程。建设馆舍是创办中博院的首要任务，因此当即成立以翁文灏为委员长，张道藩、傅斯年和丁文江为常务委员，梁思成为专门委员的建筑委员会。依照《国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征选建筑图案章程》，建筑委员会于次年开始邀集13位中国建筑师投标。对于全新的国家博物馆，建筑委员会不厌其烦地强调民族性，要求建筑形式上“力求朴实及最大面积”和“充分采取中国式”，甚至对设计师的国籍都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必须为中国国籍。

受邀建筑师除苏夏轩未参与外，其余12位均按时提交了设计方案。9月初，在审查之后，建筑委员会对全部12个方案都投出反对票，“全数图案均不符章程规定”，但是提出，编号为“四巳”的徐敬直方案可以大幅修改后备用。此外，陆谦受、杨廷宝、奚福泉、童嶲方案均得到不同等级的奖金奖励。从设计角度看，徐敬直方案因为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刀把形地块上多座建筑的布局问题以及建筑群的中轴线问题而更受青睐。1935年，依据梁思成建议将主建筑的清式建筑风格改成辽式建筑风格后，徐敬直方案最终获选。该建筑设计方案为坐北面南的庑殿式建筑，面阔九间，进深五间。

1936年6月，中博院建造工程开工，到1937年8月就完成了全部框架结构（图1）。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彻底打乱了建设进程，建筑工地停工，已经建成的部分建筑在日据期间遭到毁损，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重启修缮和装修工程。1948年，三馆之一的人文馆最终落成，中博院在此地举办了一次成功的展览会，宣示其作为国家象征的地位（图2）。

▲ 图1　中博院外观（采自谭旦冏《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经过》）

▲ 图2　南京博物院历史馆（原中博院人文馆）（作者自摄）

中英庚款基金成为中博院建造新馆的最重要的支持力量，甚至对中博院的支持导致基金会无暇他顾。早在1924年，蔡元培就表达了利用英国退还庚子赔款建设国家博物馆的愿望，中英庚款基金最终决定资助中博院150万元，专用于建筑新馆。1936年，河南博物馆曾经以修缮存放古物的地下室为由，申请补助5万元。庚款委员会予以拒绝，称“建筑博物馆及保存古物，原为本会息金支配标准甲类下应办之事业，本会对于该项目事业早经注意，故第一届支配息金时，决定以一百五十万元补助建筑中央博物院，分年拨给，至拨足一百五十万元额数为止，以往三年，因息金收入无多，年拨十五万元，本年度息金数额较增，已加拨至三十万元，是以该甲类项下按照支配标准比例可得之数，在中央博物院建筑费未拨足以前，实无余款可资补助其他博物馆”。

庚款委员会以全款押入的方式予以支持，中博院在中国博物馆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事实上，中博院不乏获得各种专项基金的渠道。在1935～1936年伦敦中国艺展所得门票收入中，教育部特地拨付9000余磅给中博院，用于在海外购买西方艺术品。

本文由樊鑫、王芳摘编自徐坚著《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