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李佳琦团队“眉笔”事件的危机公关还没有烟消云散，和京东的控价之争又硝烟四起。控价一事其实很简单，厂商和李佳琦公司签了最低价协议，之后由于双十一活动，京东价格低于李佳琦直播间价格，李佳琦公司要求厂商赔付高额违约金，但是厂商赔不起，只能把京东告上法庭。京东表示很委屈，自己又不知道你和李佳琦公司的协议，为什么让我赔？

我们翻回来看看中国电商的发展史，阿里系和京东系是最早出现的电商平台，其产生的机缘在于2003年的非典疫情，电商由于其接触性低、产品直观等优势，迅速崛起，加上物流行业的蓬勃发展，在之后的十年中迅速改变了中国商品零售业，加之厂商可以直面消费者，减少了中间环节，消费者获得了更多实惠，淘宝、京东商城获得了海量用户。这一切的改变，是短视频的出现，从2016年短视频出现和4G网络的出现，以及2017-2018年手机流量的大幅降价，出现了新的卖货形式——直播带货。

直播带货，我个人把他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网上宣传，售卖线下服务，比如现在的旅游直播带货，其盈利模式是主播介绍景点相关历史人文自然景观知识，类似于线上旅游讲解，销售的是景区门票或者旅游服务，个别的销售文创产品，主要合作对象是旅行社和景区，之后进行利润分成。还有的就是售卖线上课程、线上知识服务等，此类带货可以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提升第三产业宣传能力，对社会和经济有利。

第二种是商家自销直播，这类直播销售的就是实打实的商品了，比如天津迎宾肉联厂销售的熟肉制品、郁美净集团销售旗下的护肤产品等，主播可以是厂商员工或者聘请的有一定知名度的公众人物，销售的是自家企业旗下的产品，类似于把线下的“吆喝”搬到了线上，但其模式只是传统电商加上了直播宣传，对企业和消费者都是有利的，将中间商的利润还给消费者和厂商，以促进新产品的研发和传统产品的质量保障，这种模式虽然对线下经济有冲击，但初衷是好的，给一些产品质量高但宣传能力不如新型企业的传统企业带来了商机。

值得说的是，在这一分类中有一项是社会意义和经济效益并存的，就是地方特色产品销售，这一起源是2020年，随着口罩问题带来的农产品危机，各种公益带货直播开始出现，这是值得提倡的，这一形式也辅助了我国扶贫攻坚战的成功，通过《新闻联播》我们可以发现，贫穷地区脱贫的主要经济形式就是三种——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生产、线上特色产品销售。

那么到了关键问题了，最后一种，头部主播带货。这一领域是现在直播带货最大的销售数额，但无论是李佳琦、薇娅、辛巴，甚至邀请一些影视明星等，其模式几乎相同，降低商品的销售价格，让自己直播间的销售价格低于其他电商平台，造成优惠的假象，通过销售量赚取巨额利润。其流程很简单，某主播出名后，在某些电商平台拥有了一定的流量，就会成立一个团队，由团队中的选品人员接触商家，确定价格和分成比例以及其他佣金，和平台谈好流水分成，将商品在直播间进行销售，以限量、优惠、最低价等噱头吸引消费者，从而实现商品的大量销售。

我们通过流程分析其弊端。首先这些头部主播可以说没有相关商品的知识，其对于商品的介绍只是通过选品人员提供的介绍的文本，主播自己根本没有调研，甚至没有使用过，只是简单的介绍，噱头就是低价。比如李佳琦直播间，又卖化妆品、又卖食品、还有电器，他不可能进行深入了解，就是一个介绍、销售的过程。

其次，头部主播直播间的产品除部分大牌产品外，均为不知名品牌和小品牌，大牌产品对于主播来说，是直播间的质量支撑，但是利润点低，真正的利润均出自小品牌和不知名产品，但产品质量就不好保证了，比如辛巴的燕窝事件，就是销售了伪劣产品，但是利润奇高。

第三，由于头部主播只注意了价格，压缩了厂家的利润空间，让企业失去了商品销售利润，看似没有中间商直接销售，实际上中间商变成了主播和平台，对企业来说，反而不如在实体店进行销售所获得的利润。企业没有利润就很难进行新产品的研发，企业失去创新力，很难进一步发展。

第四，说一下最大的弊端。一个实体店，每个月销售15万元，就是一个不错的店铺了，最少得需要100平方米的房屋，店长一名，服务员两名。这样的店铺一年的销售额是150万元，李佳琦团队双十一期间一天的销售额大约是将近6300个这样店铺的年收入，也就是18900人一年的就业。暂且不算房屋的租金，假如在实体店一人消费150元，那么李佳琦一天完成了1.8亿人的实体消费行为，对于实体商业伤害巨大。同时，顾客不可能只进行购物，比如对于餐饮的要求也会拉动地区经济，但线上销售则没有此类衍生价值。

最后，头部主播偷税漏税问题不容小觑。薇娅漏税、李佳琦补税，不是几千几万，而是几亿元、十几亿元，这对于国家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可以和贪官污吏划为同一性质。

从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来看，头部主播带货即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毒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希望未来这种形式会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