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馥莉辞职又回归，娃哈哈股权归属引发关注，体现了中国式接班困境。股权的暧昧一直是中国企业的原罪与隐痛，宗庆后的一生也是改革历程的映射。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7月中旬，宗庆后女儿宗馥莉辞职传言四起，各方始终没有正式表态。直到22日晚，娃哈哈才最新回应，宗馥莉决定继续履行娃哈哈集团的相关管理职责。
一周之内，宗馥莉从传言“被离开”到回来了，娃哈哈的股权以及继承争端亦再次引发舆论关注。娃哈哈的故事可能还没结束，其接班故事，颇能体现接班的中国式困境。股权的暧昧一直是中国企业的原罪与隐痛，如今也许曾经的噩梦将重新出现，娃哈哈也不例外。
回顾宗庆后披荆斩棘的一生，也是改革历程的映射。历史能否翻过这一页？
1. 意外的离职传言
上周，娃哈哈宗馥莉请辞传言沸沸扬扬。
一封网上流传的辞职信中说，她辞去娃哈哈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对此，各方态度暧昧，直到22日之前，公开不回应与私下知情人士消息乱飞。不少传言不可确信，但是各种利益矛盾与博弈显然浮出水面，娃哈哈的未来骤然添加阴影。
此刻，距离宗庆后去世不到150天。这件事对于多数人而言，那就是重新认识到娃哈哈的本质：大家骤然发现，这依旧是一家集体所有制色彩浓厚的企业。虽然宗馥莉口口声声说“娃哈哈是我爸一手创下的江山”，实际上，娃哈哈的大股东迄今依旧是杭州地方国资，即杭州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这不是抹杀宗庆后的贡献，而是折射所有制改革的困境。娃哈哈作为校办工厂起家，虽然经历多次改制，但如今地方国资依旧拥有娃哈哈集团46%的股权，接近一半；如果宗馥莉完全继承宗庆后的持股，则为第二大股东，为29.4%，而娃哈哈职工持股会有剩下的24.60%。
这个股权架构，是一个微妙的组合。如果后两者合力，自然是可以刚好抗衡前者，但是如果后两者没有一致行动，那么大股东就可能是话事人。宗庆后的个人权威，多年以来可以使得这个平衡保持，其他人呢？事到如今，也许在公司层面看，宗馥莉更多是宗庆后的继承人，而不是娃哈哈的继承人。
权力的本质和表象看起来往往重叠，但其实并不一样。这就像真实的历史中，皇位继承者不是因为如电视剧中一样，凭借先皇诏书或者传国玉玺就可以轻松继位。他们真正需要凭借的，是臣民的承认，这是合法性的关键。血统、能力、运气以及利益平衡，一样都不能少。
娃哈哈是杭州龙头企业，最近三年营收大概是500亿。自然，宗庆后作为曾经的中国首富，其帝国当然不只有娃哈哈集团。围绕娃哈哈上下游，有起码上百家公司，宗馥莉控股多家，这也是她对娃哈哈能来去自如的底气。就算是她真的掀桌子离开，实力依旧不容小觑。
其中，就包含实力不俗的宏盛集团，主要为娃哈哈代工。围绕“宗馥莉辞职”后续，依旧少不了小作文，甚至有帖子用侵占国资的名义，举报宗馥莉用宏盛侵占娃哈哈集团国有资产。
而宏盛和这些体外公司，曾经引发了著名大达能娃哈哈之争。历史的回旋镖，始终又回来了。
2. 达能娃哈哈之争
宗庆后起步不早，但步履不停，一旦当机会出现，他很善于把握。
1996年，娃哈哈与法国达能公司、香港百富勤公司开始合作。1996年达能与娃哈哈成立合资公司，达能出资4500万美元加5000万人民币商标转让款，占合资公司51%股份，娃哈哈集团占有49%的股份。此后十余年，双方一度变得合作无间，宗庆后在经营中强势，达能在经营中话语权并不大，从财务回报而言倒是可观，从中获得了30多亿利润。
与此同时，娃哈哈陆续在合资公司之外建立一系列非合资公司。2006年，达能认为这些非合资公司影响合资公司市场和利润，提出用40亿收购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但是，这些非合资公司当年利润就超过10亿，达能的提议遭遇宗庆后拒绝。双方走向诉讼，宗庆后表示不和你玩了，法方表示宗庆后余生都将在诉讼中度过。
这场争斗持续三年，曾经被称为中国最大的商战，甚至中法高层一度也卷入其中，从诉讼到仲裁纠纷不断。舆论战也是其中要点，宗庆后举起民族品牌大旗，认为与达能独家商标许可和竞业约定是“合同陷阱”，是对民族品牌的陷害，而达能则坚持是宗庆后缺乏契约精神。
在当年这场争端中，在民间创始人固然很加分，但在意见领袖以及主流财经媒体中，多数还是同情达能。“契约精神”，在当年精英阶层中还是一个认为是值得追随的词语——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相信市场经济理念的纯真年代，甚至说相信得有点天真。
财经作家吴晓波是浙江新华社记者出身，他和宗庆后相识多年，从创业之初就有旧，可以说相逢于微时，后来又有写书等交集。不过，当娃哈哈与达能因股权发生激烈纠纷，目睹宗庆后以“群众运动”的方式鼓动民意，在事件中以受害者自居，不以为然的吴晓波在FT中文网写了一篇专栏《“受害者”宗庆后》。他后来感叹，“宗先生有好多年不理睬我。”
面对当时关于达能和娃哈哈的舆论，吴晓波感叹“鸡同鸭讲”，在契约讨论与“汉奸逻辑”之间几乎不存在辩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当时，有记者见到吴晓波，问了两个尖锐问题：“宗庆后的这种行为是他那一代人的做法吗？”、“中国企业家在引进外资的时候，是否一直存在偷偷转移资产和技术的行为？”
最后，以双方分手作为结尾。司法和仲裁，是法律问题，但是很多时候也属于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一位追踪当年的前调查记者就和我感叹，当年达能在国外能赢的官司仲裁大多赢了，而娃哈哈在国内能赢得也都赢了，一个原因是娃哈哈大大小小的各地非合资公司对当地影响巨大。
按照《金融时报》的报道，达能在斯德哥尔摩仲裁中拿到了相对有利的结果，但是考虑国内落地的难度，依旧选择和解。达能以3亿欧元（约3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卖出了娃哈哈合资公司51%的股权，这个数字不到他们此前要求数百亿人民币的零头。
达能娃哈哈争议，可以是中国财经媒体一次试炼，焦点话题成就了不少大稿子。如今这些财经媒体也步入中年，不少媒体人也已经转型，但是当年参加报道的记者却还有记忆。媒体人赵何娟也在其中，近期宗馥莉辞职娃哈哈，引发了她对这段历史的回响。她认为，“当初没有和达能彻底决裂，发展全球市场，可能娃哈哈的内部治理，及其与另一友商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悬殊差距都不会如今天这般。”更不用说，宏胜饮料本身就是达能关注的非合资公司，当时发展速度和市场份额更有赶超合资公司之势，这才引发达能震惊和收购。外资利益侵犯可以用舆论战解决，但是国资利益恐怕是不简单。
时过境迁，评价这次商战是一次价值观冲突未必有些拔高，坏人和好人的定义在商业世界没有绝对意义。在商言商是商人本色，也许回归利益更是本色。娃哈哈是宗庆后拼死一搏捍卫的产业，而达能无论在决心以及本地化方面，都显得力有不逮。达能自身战略与经营的决策也存在问题，中国法律与营商环境的本地化依旧是漫长一课。除了娃哈哈，达能与乐百氏、光明、蒙牛等中国品牌的合作，黯然收场也是题中之意。
站在大时代眼光来看，娃哈哈与达能的关系，其实也是民企与外资的关系写照。在90年代，外资在管理、技术与资金上甚至政策上都占据优势，但是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2008年奥运会前后，外资与内资的优势此消彼长，对外资的红地毯也终将收起来。毕竟宗庆后如果选择与达能继续合作，也许会真的完成股权清晰化甚至进一步国际化——走出去一度中国企业家的梦想，如今出海也依旧热门词。但是平心而论，在达能加持下，娃哈哈能走多远走多大很难说。毕竟，娃哈哈的核心竞争力显然在于宗庆后的才干，中国市场的成长优势不可低估，尤其在后来本地化公司占据主流的趋势下。达能对娃哈哈在国内可能帮助不大，毕竟乐百氏前科尤在。
娃哈哈从一开始就是一家校办企业，“红帽子”色彩隆重。通过引入达能等系列操作，宗庆后不仅获得了资金技术和品牌，更关键是个人股份得以清晰化。通过个人权威，他以第二大股东的身份，做大娃哈哈，自身也获得首富的称号。
当然，有看得见的收获，也有看不见的代价，尤其其他中国公司可能正在付出看不见的代价。这次争斗，无疑将成为中国经商的著名雷区案例而被记录。宗庆后利用国内的主场优势，发动了民族主义的舆论战，赢得了娃哈哈。达能此后拿到淡出中国市场，但是也获得自身财务回报。娃哈哈赢得资产以及商标，但是此后发展也面临自身局限。今天提到娃哈哈，大家更多想到还是过去的辉煌，产品也是纯净水和AD钙奶这样的过去的明星产品。如何使得品牌年轻化甚至国际化，可能是娃哈哈未来的问题，股权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也正因此，宗庆后和达能撕破脸皮，虽然险胜，但是在一些商业报道中的名声也却难以回到往昔。有趣的是，随着宗庆后去世，与达能这段往事不过十余年，却似乎不存在一样。在众多纪念文章中，津津乐道谈的布鞋、经济舱等标签化细节，达能的往事少人提起，好像就如同时刻失忆的互联网一样。
但，往事毕竟不会如烟。
3. 大器晚成宗庆后
宗馥莉虽然回归，但是辞职传言却带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地方国资持有娃哈哈最大股份，那么娃哈哈到底是一家国企还是一家民企？一切需要回到历史之中。
人人都说宗庆后42岁创业，大器晚成，其实他不是特例，这种晚成并不是个人选择，而是无奈的结果，就像任正非43岁创立华为的传奇一样。
和中国多数一代企业家一样，宗庆后的简历有不少模糊。一般都说他出生于江苏宿迁，但是他在采访中也提到自己出生在南京很大的宅院。他的家族自称是宋代名将宗泽后人，祖上在清代与民国都曾经出任要职。遗憾的是，他出生在1945年，这时代更迭的时间，父亲的战前身份尴尬，所谓家道中落也是一种委婉说法。1949年之后，父亲甚至失去工作。宗庆后一家，只能依赖母亲当小学老师的工资。宗庆后的前半生，显然与贫穷与漂泊甚至歧视联系。作为长子，他只能选择辍学，上山下乡15年，直到1978年才能回到杭州，还是以“顶替”母亲工作的名义。因为学历不高，他甚至无法接替母亲的老师职位，只能在学校里当校工干杂活。甚至个人问题，也是在1980年才解决。当时已经35岁的宗庆后与同为返城知青结婚，两年后女儿出生。
伴随着宗庆后回到杭州，中国市场经济也开始起步，但是创业的机遇依旧需要时间与积累。1987年，宗庆后才开始有机会娃哈哈的创业生涯，依靠的是三个员工借来的十多万。那一年，他已经42岁，据说还是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叫卖汽水、棒冰、文具。
在今天，好像开立公司不是难事，但是在过去确实难上加难。直到1988年，当时宗庆后已经创业一年，政策才允许开放开办私营企业，1993年颁布《公司法》才允许创办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也有外资进入中国之后推动的结果。可见，在宗庆后创业之前，即使是乡镇企业，也不允许私人名义开，一定需要挂靠集体企业，所以才有了不少所谓红帽子企业现象；就是用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为名义进行经营活动的并有良好声誉的私人企业。随着股权的变更，这类企业的改制，曾经引发很多争议。
借助校办工厂，叫卖四年，娃哈哈就走上了快车道。1991年兼并了杭州罐头厂，是宗庆后事业的转折点。当时娃哈哈只是一家有1000多平方米厂房的校办工厂，创办人四年前还在街头推骑三轮车搞推销。对比之下，“杭罐”是一家国营大厂，有100多亩地的厂房、1500名职工，被誉为华东国营食品第一大厂杭州罐头厂，全国都能排进行业前十。
可以说，娃哈哈是小鱼，但是这条小鱼却很有冲劲，因为“娃哈哈儿童营养液”打开市场，供不应求而亟需扩产。与此同时，杭罐这条鱼虽然大，却已经濒临破产，连续亏损三年，上年亏损一千多万元，全厂指望财政补贴，员工只能靠贷款发工资。
兼并三个月，新组建的娃哈哈集团就新增利润222万元，原“杭罐”也首次盈余了32万多元。1991年12月21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当时新华社记者吴晓波的《百日兼并》长篇通讯，还配发了评论，指出所谓小鱼吃大鱼其实是活鱼吃死鱼。：“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难以改变；没有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大面积的效益低下难以扭转”。
当时的市委常委兼秘书长沈者寿主导这一收购。2018年，他回忆对于这段接近三十年前的历史，依旧感慨不已，“从两厂的兼并可以看到，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观念和利益两个层面，而来自旧观念、旧思维方式的阻力强度、广度和持续度，往往不亚于来自利益的阻力。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40年来的改革开放，就是在新旧两种观念的撞击中不断解放思想、艰难前行、逐步推进的。”
在国企改革中，常常有一个冰棍理论，即如果国企不改制，那么就像夏天的冰棍，不被人吃掉也要化掉。在娃哈哈并购杭州罐头厂的案例，可以说是一个最好案例。媒体关注之下，也有不同声音。沈者寿回忆，当时有国营企业厂长说：“儿子虽穷，总是亲生，怎么有病了就让死？”；有人甚至认为这是“瓦解国有经济”、被“和平演变”、是“资本主义复辟了”。
幸而当时杭州市长卢文舸等人对此表示支持，希望借此震动杭州企业界的改革措施：“如果娃哈哈能兼并国营’杭罐’厂，将迫使国有企业领导增强危机意识促进结构调整。”当时邓小平南巡讲话还没有开始，没有当时改革官员以及媒体的支持，很难想想娃哈能如此顺利。
时过境迁，类似的声音也许并非完全没有市场，这一次质疑也许到了宗庆后的继承人宗馥莉这边。
4. 时代尾声
类似宗馥莉这样的企业家二代，注定和一代企业家成长于在不同的时代，这也造成了不同的管理风格以及转型路径。更重要的是，他们面临的机遇窗口也完全不同。
宗庆后的创业故事，他和达能以及农夫山泉的往事，财经媒体的人都不陌生。不过，伴随着他的去世，传奇的与日常的，光明的阴翳的，都成为了过去。他去世时候，就有杭州年轻企业家就不无动情地告诉我，”宗老并不是完人，但是大家悼念他，也是在悼念一个时代。”是啊，宗庆后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梦一样的时代。
那就是荒山野岭也长金子的时代，想想今天宗庆后的同龄人，也许连网约车这样的工作无法长久，不禁令人唏嘘。这也许就是时代的变化：在宗庆后的时代，类似他这样的人，不努力工作可能生计都没有着落，但是在努力中，即使成不了首富，但确实有很多改变阶层的机会；在今天年轻人也许找工作困难，但是再不济还能回家做个全职儿女。但即使有份工作做，改变阶层甚至财富几乎是幻想，更不同说年过四十创业，即使技术人才会面临35岁危机。在前者是经济的起飞阶段，发达容易生存难，在后者是经济的中等收入阶段，生存容易发达难。
有人感叹，宗庆后应该早点退休，给宗馥莉更多时间早点上位，这样也许就不会有围绕继承的争端。事实上，宗庆后一生都在追赶时间，直到最后时刻还是在工作，我想他部分也希望弥补早年失去的时间。围绕哇哈哈传言真真假假之间，依旧道尽了接班人不容易。抛开宗馥莉能力、个性等原因，这其实折射了二代接班之难——接班难，尤其难在难以复制。
宗庆后去世的时候，举国哀悼。我想了很久，本来计划写点什么，还是没写。《徐瑾经济人》专栏一个原则是求真，如果不写完全，不如不写，但是写完全，又未免有些求全责备。很显然，宗庆后真的是一个人物，折射浙商尤其中国商人复杂的多面，非常生动。
宗庆后是1945年生人，宗馥莉出生于1982年，娃哈哈成立于1987年。一个42岁才创业的人，一家校办企业就可以成为中国第一，最开始14万元借款起步，到现在年营收为500多亿。在多数行业，最近十年的情况就是：中国的前茅，自然也是世界的前列。
试问，在这样成功面前，继承如何容易？富二代心魔之一是证明自己，总喜欢复制说创造自己的事业之类豪言壮语，听听就好，能够守成就很不错了。不折腾，甚至就成功了一半。但是作为企业，在市场之中，不进则退是常态，尤其是娃哈哈这样面对消费者的公司。即使在微软这样掌握技术的公司，在其如日中天的时候，比尔•盖茨也说，“我们的公司离破产永远只差18个月。”
无独有偶，华为的任正非也不止一次说类似的话。家族企业接班，对企业是延续使命，对家族而言，核心其实就是阶层复制。不少人可能认为家族企业是落后的象征。事实上，家族企业在国际上都是主流，各国比例不一，至少超过一半，中国更是超过8成。即使在上市公司中，家族企业也超过三成。
家族企业繁茂的另一面，也有一个严苛的现实：公司其实和人一样，也是生命的，有生老病死的周期，有成长期，自然也有成熟期与衰退期。虽然人人都习惯说百年老店，甚至宗馥莉也说过百年老店不一定是难事。问题是百年老店确实就很少，因为企业太容易死亡了，管理者更容易出局。
有数据显示，即使声名显赫的世界500强，平均寿命也就是40到42岁；跨国公司一般就是10到12年。放在中国，迭代速度更加速了，中国公司平均寿命3.5年，小企业活不过3年是惯例，即使集团公司，也就是7、8年。
也正因此，形势很重要。在企业的生命周期中，如果遇到一次经济繁荣的长周期，类似过去三四十年，真的难能可贵。类似宗庆后这样第一代企业家，最大特点不是专业也不是管理，其实多数是把握机会的能力。时来天地同借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风口来了，猪也能上位，英雄更不用说，但是时代春风一旦停滞，即使英雄美人，也无法上青云。
作为中国首富，宗庆后或许生活朴素，但是这不改他拥有的影响力。金钱对人的扭曲从来不仅仅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权力，可以让人扭曲自己的心灵，屈从于他人的意志。金钱本身就是权力，拥有金钱，就是权力。
即使没有这些障碍，即使一家中小企业的继承也是难题，何况是背景复杂的庞大商业帝国。赢家作为胜利者也拥有了一切，像美剧《继承之战》中说，“我向你保证，无论谁赢，我都从精神上、情感上、道德上和伦理上支持他。”
所谓接班的本质，其实就是阶层复制，对普通人而言也是如此，还有不少人，期待是阶层跃迁，尤其通过教育等手段。但是问题是：阶层复制，越来越难。就算是中国首富，如此善于谋算人心，其接班事宜也如此一波三折，那么对于普通人更应该掂量一二。
作为第一代企业家，宗庆后更为机会主义，这也是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下的本能，他曾经说自己的成功秘诀是先人一步，这无疑也是这种本能的体现。从短期得失看来，当时宗庆后无疑是赢了，但是借助民族主义大旗，赶走外资，有过河拆桥而全身而退的狡黠，无疑也留下后遗症，达能当年诸多追问依旧存在，这些合资公司与娃哈哈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该发生的终究会发生，历史自身有其因果。就像戏剧中第一幕出现的手枪，也许不会在第一幕就发射，但是也许会在最后一幕开枪。时过境迁，如今连农夫山泉都遭遇无妄网暴，如果达能的事发生在今天，很难想象舆论会站在那一边，这是进步还是退步，也让人无言。
如果外资争议尚且是在商言商，那么摊上国有资本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涉及到利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辩证主义者，随时改变立场。问题是，这一次，谁又成为目标？宗馥莉能否还有宗庆后的城府、勇气与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