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785/j.issn.1008-942X.2007.01.003
国民党于1928年底统一了中国，然而，1928—1937年间“地方—中央”的关系远未达到国民政府制度设计的预期，地方对抗中央的事件频频发生，不仅政局时常呈现动荡的局面，也大大削弱了国家的统合能力，延缓了国民国家形成的进程。在一系列“地方—中央”对抗的模式中，1932—1936年间“西南—南京”的对抗持续时间较长，对抗是全方位的，包括党务、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 对时局影响也大，因而较受研究者关注。
一、西南政权的构成
1932—1936年间的“西南”通常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有时，它用来指称广东与广西这两个“华南”省份，而非云南、贵州、四川等在地理上真正处于中国西南部的省份。但有时，“西南”的概念更大，除了上述省份外，还包括福建与湖南。这个概念与“西南政权”———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合法权限与实际权限间的差别密切相关。
1931年初，蒋介石因“约法之争”扣押了立法院长胡汉民。以此为契机，国民党内反蒋派聚集广州，于5月底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两个党政组织，以“推翻蒋介石之独裁，完成国民革命”为号召，全面与南京对抗，即所谓“宁粤之争”。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剑拔弩张的双方不得不休兵议和，举行上海和会。根据协议，宁粤双方各自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的“四全大会”上通过了议案：为修明政治，防止独裁起见，在若干省府之上设政务委员会，在国民政府指导之下监督各省行政；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执行部于重要地点，监督各省市党部。依双方约定，此提案为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接受，此为西南两机关的法源依据。1932年元旦，统一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广州方面宣布取消“非常会议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同时在广州分别建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一般合称为“西南两机关”。非常明显，新建的西南两机关从党政两方面继承了“非常会议”与“国民政府”的基本职责。西南两机关建立的背景显示，它们基本上是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中妥协的产物，是一种权力分配，看不出与西村成雄教授所说的“后发达地区资本主义发展”有多少直接关系，最多只能说广东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对“西南—南京”的对抗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按照设计，西南两机关的管辖权限应该可以到达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五省，但这只反映了胡汉民等人的一种理想，实际上只有广西、广东两省服从其领导。两机关领导层的构成如下：西南执行部设常委6人，为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陈策、李扬敬；西南政务委员会有委员27人，5位常委是唐绍仪、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他们分别属于胡汉民的元老派与两广实力派，两机关由胡汉民“主持一切”，陈济棠则是唯一兼任两机关常委的人。
至于真正地理上的“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诸省，此时并未受到南京的实际控制。据胡汉民晚年的往来函电稿，他曾努力与以上三省的实力派联络，在当地发展“新国民党”的组织，希望三省加入，实现所谓的“西南联合”，壮大反蒋声势。然而贵州、四川陷入省内军阀混战，自顾不暇，云南的龙云另有算盘，他们最终未实际参与西南两机关领导的反蒋运动。湖南是进出两广的必经之地，无论是从两广出兵讨蒋，还是防止南京军队的进攻，湖南都是战略要地，胡汉民等人与何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虽然未能将其发展为盟友，至少也使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善意的中立”。1932年第十九路军进入福建后，福建在抗日反蒋上与西南政权态度一致，双方探讨过合作的可能性，但最终十九路军的激进方针不能为西南政权接受，以至“福建事变”发生时，西南政权袖手旁观。
广东、广西是实际接受西南两机关领导的省份，但他们各自的地位与态度也不同。广西李宗仁等自北伐起就有占据中央、参与全国性事务的企图与经验，与蒋介石矛盾甚深，在抗日反蒋问题上态度坚决，但经济实力有限，其军队又在中原大战中被击败，需要广东“协饷”（提供军饷），故其行动不能不受到广东的限制；广东实力派与西南政权关系最密切，实际资助与支持着西南政权的存在，但对其活动又有所限制。
通过对西南政权实际运作的考察可以发现，西南两机关控制在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手中，活跃成员是萧佛成、邓泽如、邹鲁等人。西南政务委员会很少对广东、广西两省的行政提出意见，西南执行部也难以插手两广的具体党务。西南执行部后来变成了“新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反而是在海外华侨与华北、长江中下游与其他西南省份发展“党务”，推动抗日反蒋活动。多数时间，西南政权主要是负责联络、宣传与安插闲散反蒋人士的空虚机构，没有多少实权。但它在胡汉民与广东实力派的运用中，有其独特作用：（1）胡汉民与两广实力派的联络，基本上是通过西南政权来完成的，双方很少逾越，虽然在时间效率上难免受到影响，但双方有矛盾时也有个缓冲地带；（2）由于西南政权在名义上超越省政府，权力来自国民党四全大会，所以在对外进行联络时有一定的便利性、权威性与“合法性”，特别是在进行反蒋宣传，发表文告、通电时，比个人或省政府更有力量。
因而，西南两机关并未如制度设计，能够凌驾于西南各省之上，指导各省政务、党务。它接受胡汉民指导，由元老派控制，受到广东实力派的资助与制约，但实际权限很小，可以说更像是一个联络机关。
二、“同床”：抗日反蒋的基本取向
胡汉民、西南政权与广东实力派是有历史渊源、政治取向基本一致、利益上互相依赖的联合体。毫无疑问，胡汉民是西南政权的精神领袖。他在国民党内有光荣的历史与很高的地位，是最重要的领导人，特别是由于长期追随孙中山而获得的对孙理论的阐释权，无人能匹敌。胡与蒋介石决裂后，政治生涯受挫，基本的人身安全也无法保证，故其政治目标最基本的是保证自身安全，进而推翻蒋的统治，重返权力中枢。西南政权下“西南—南京”对抗的“独立状态”，是胡为实现其目标争取来的。在日本入侵日益扩大的当时，南京政府提出“统一”及增强国力以应付外敌的口号，具有一定的正当性。胡汉民则借助阐释孙中山的“均权”理论，为西南政权抗拒南京政府提供理论上的保证。胡汉民依据三民主义，结合时局提出的三项政治主张———“抗日”、“倒蒋”、“剿共”，被国民党内反蒋派普遍接受，成为西南政权的政治纲领与准则。对于西南政权与两广实力派来说，胡汉民还有着特殊的“屏障功能”。国民党有着自己的伦理，通常情况下，蒋介石不愿冒险去进攻有党国元老胡汉民支持、并以孙中山理论包装过的地方政权。胡汉民的秘书认为，在保护西南政权方面，胡等于“十万雄兵”。但是，胡汉民毕竟是一个已失去权位的政客，要实现政治目标，甚至维持体面生活的基本经济来源，都必须有实力派做后盾，何况西南政权的起因是为了营救他。所以，他与西南政权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
广东在国民党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孙中山的故乡、革命发源地，国民党就是长期在广东经营，出师北伐，才取得全国政权的。1927年后，广东的地方实力派首领先是李济深，陈济棠因为得到胡汉民等占据要津的粤籍元老支持，1929年起逐渐成为新的首领。反蒋派云集广州召开“非常会议”时，其军事力量主要是粤系军队与桂军，桂军在中原大战中新败，实力不济，这使陈济棠的地位骤然提高。西南两机关建立后，广东成为国内反蒋的政治中心，陈济棠也成了全国瞩目的“南天王”。陈济棠所以拥护胡汉民，是时势所迫，既有对粤籍元老感恩的因素，也有借机巩固自己地位的考虑。
胡汉民“抗日”、“倒蒋”、“剿共”的政治主张，同样符合陈济棠的政治需要。在抗日方面，陈济棠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思想，认识到日本入侵对中国造成的危机。他曾写道：“吾中华民族数十年来，备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剥削，至九一八日强侵而危机愈亟。”“凡我族类，孰能不投袂奋起以与帝国主义者作剧烈之搏斗，以存我民族一线之生命乎！”他还希望政府与民众团结起来，“遇敌即抗”，“无地不抗，无时不抗”。广东实力派曾经积极支援在上海抗日的十九路军，并对于日本在广东境内的挑衅活动予以制止。当然，面对南京的巨大军事压力，无论是胡汉民还是陈济棠，都曾有过“联日制蒋”的想法，并与日本人有实际的接触。在反蒋方面，广东实力派维持现状的需要与蒋介石的“统一”有严重冲突，广东实力派是靠“反蒋”才赢得“半独立”状态的，唯有继续高举“反蒋”旗帜，才能保住此成果。陈济棠热衷于捣乱南京的政局，提出“对宁必须设法捣乱，一法不成，再设一法”。南京的政局越混乱，他的“南天王”地位就越稳定。在“剿共”方面，陈济棠为巩固其统治，对共产党在广东境内建立的大南山、海南等根据地进行围剿，至1932年，省内的共产党武装力量损失惨重。
同时，陈济棠为充分利用元老们的政治资源，而资助西南两机关，表面上对元老们十分尊重，生活上给以较优厚的待遇。为了保证与胡汉民的沟通，陈济棠特意请胡汉民妻子的哥哥陈融担任西南政务委员会的秘书长，西南政权的重要事项均由陈融向胡汉民请示报告。共同的处境与政治主张，尤其是共同面对南京方面的巨大压力，使胡汉民、西南政权与广东实力派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他们公开对外的主张是如此相近，以致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有许多人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
综观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历史，不难发现如下事实：“政客＋军事”的派系（或集团）往往较有力量和影响。这是因为近代中国崇尚武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军事实力，很难在派系斗争中立足。如“西山会议派”的参加者多是国民党内有影响力的元老，“改组派”的宣传也曾喧嚣一时，但都因无武力支撑，很快烟消云散。同时，国民党又是一个有主义的近代政党，单凭武力用强易被人指为“军阀”，也难以获得广泛的支持。如冯玉祥的西北军一度非常强大，但基本是个单纯的军事集团，所以也难成气候。蒋介石集团所以能在国民党内保持不败，除去军事强大，还在于他始终保持与党内有影响的政客（胡汉民或汪精卫）的结盟。胡汉民、西南政权、广东实力派之间也结成了“政客＋军事”的理想构架，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有实力、有理论，故能抗衡较长的时间。
三、“异梦”：“反蒋”方式的分歧
胡汉民、元老派与广东实力派之间，在基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还是有分歧的。萧佛成在给胡汉民的一封信中，曾痛批广东实力派的各种行径是开倒车。他说：“……莫不含有封建社会自私自利之心理……无非为巩固其地盘。至于某某两机关之存废，似不甚经意，遑言救国大计？”后又感叹道：“吾人日与之共事，真所谓同床异梦矣。”同床异梦，乃是元老派与广东实力派关系真实而传神的写照。
从根本上讲，胡汉民与元老派都是“中央型人物”，其历史与志向决定了他们不甘心于长期远离全国权力中枢，故总是想方设法，动用一切力量重回中央执政，大动干戈，拼死一搏而在所不惜。而广东实力派的代表陈济棠虽因反蒋而声名大振，却自知尚无入主中央、号令天下的资望与能力，满足于将广东经营成“独立王国”。当时两广的军事、经济实力与南京相去甚远，出兵讨蒋胜算微乎其微，一旦讨蒋不成反被蒋所击败，则广东的地盘肯定丧失。即令侥幸军事得手，倒蒋成功，只能是他人得利，陈济棠的地位也不会有多大提高。因此双方都主张“反蒋”，但长远目标却几近相反：胡汉民等人“反蒋”，是要打破现有“西南—南京”格局，重回中央；陈济棠等的“反蒋”，却是要维持现有格局。一方是胡汉民与元老派不断地催促“出兵讨蒋”，一方是陈济棠敷衍塞责，矛盾激化就势不可免。双方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反蒋”的时间与进程。胡汉民与元老派反蒋心情急切，不惜一切，规模要大，时间要早。他们派出代表四处联络，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韩复榘、石友三，西南的刘湘、刘文辉、王家烈、龙云，湖南的何键，福建的十九路军等国民党内的一切公开与潜在的反蒋军事势力，都是其争取的对象。他们建立“新国民党”，壮大组织；创办“仲元学校”，培养人才；通过《三民主义月刊》广泛宣传自己的主张。试图确立一套“组织—武装—宣传”全面对抗南京的体制，通过由两广揭竿而起，南北呼应，尽早推翻蒋介石的统治。而广东实力派则自忖其能力不足以全面对抗南京，不愿为元老派火中取栗，故实行高喊“反蒋”口号，而不“出兵讨蒋”的策略，用拖延推诿的方式应付元老派。财政是陈济棠推脱的一大借口。他曾向胡汉民叫苦：“财政确实办法，现正筹划中，以吾人革命本钱只有此数，牺牲固所不惜，但未至绝望时，仍冀得较为胜算的牺牲，不由衷不负责之言绝不敢说，对于此事，不得不稍为筹给，以收谋定后动之效，想先生当为然也。”
广东实力派更热衷于“地方建设”，1933年起推行“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救济、交通建设、城乡建设等内容，是一个较全面的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大纲。这个计划实施之后，广东的社会经济有所发展，陈济棠“南天王”的地位更加稳固，也获得了一定的好评。1980年邓小平还说，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从长远来讲，这些建设成果增强了反蒋力量。然而，广东实力派在元老派希望集中财力、尽早发动反蒋战争之际，施行大规模的建设计划，却是不愿将大量物资与人力用于反蒋军事冒险。日本正金银行明确地观察到，推行三年计划是广东实力派为逃避其盟友要其冲入反蒋第一线而想出的一个“恰到好处的借口”。
在反蒋问题上，广西桂系与福建十九路军的态度与元老派非常接近，三省曾达成共同抗日反蒋的协议，但陈济棠再三推诿，使协议停留在纸面上。当时胡汉民就说：“（陈）劝人硬而己软，而又不肯出力帮人之忙，实启人之疑与怨，而分化政策得乘隙而入，此大可虑……然使相见以诚，量力相助，则人犹谅之。不然，则合作不成，大势先去矣。”果然，十九路军因对广东实力派的再三推诿深感失望，于1933年底自行发动了“福建事变”。这更加深了元老派对陈济棠的不满。
其次是广东实力派对元老派的限制。陈济棠对胡汉民等人的方针是：“尊之如神仙，防之若强盗”，可以允许元老派在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框架内活动，他是要利用元老派。如胡汉民所说，“什么人亦要供其利用，殆学门（蒋介石———笔者注）已具体而微者”。陈济棠绝对不允许元老派染指广东的实际权力与地盘，尤其是省内的地方政权。元老派的唐绍仪担任中山县长，广东实力派如鲠在喉，必欲除之，组织“罢唐团”等，指责唐截留税收、贪污，要求罢免唐的职务。实力派控制的广州《国民日报》刊出“如此模范县长”一文讥讽唐，萧佛成特意给陈济棠去函，表示唐“对外颇负声望，苟一旦去职，与西南两机关脱离关系，不第为雠敌所快，亦且影响于大局不少”。但陈济棠决心已定。该事件的发展陈融向胡汉民作了报告：“三藏事闻之令人心闷，《民国日报》发表臭文章后，鸣翁本与绅言明，应由本报以告白打消此论，乃翌日绅以此文发表后销纸多逾二千，此告白万不能发，只可另作一文以为转圜。乃第二篇发出，竟是多打一拳，并未见有甚转圜之处，佛老懊恼殊甚。昨日绅与鸣谈，谓此文即是认罪。鸣乃提及关于三藏种种困难问题，绅无以答，而乃牵连及兄，谓可请兄对三藏解释。无赖至此，真令人作呕。”“三藏”代指唐绍仪，“鸣翁”、“佛老”皆指萧佛成，“绅”系陈济棠，“兄”为胡汉民。可见陈济棠必欲借此打击元老派，不惜将事情“牵连”至胡汉民。西南政务委员会以“罢唐”理由不充分，将相关议案搁置。陈济棠遂指使一伙县兵以“索要军饷”名义包围唐的住处，唐绍仪被迫出走，并辞去本兼各职。此事招致元老派的抱怨，萧佛成甚至发出了“长此不变，花样无穷，吾人真难与共事矣”的哀叹。
广东实力派还利用西南政权在财政方面对其的依赖，以停止或提供资助作为手段，迫使元老派就范。如陈融在给胡汉民的信中说：“申记件已商之绅、不，均赞成中记同去。绅云旅费至少要给三千，但不声明由何处给，大抵欲由会支付。口惠实不至之先生，向来如此也。弟意以为如果比三千较少（二千）都可过得去，则索性由会筹给，免至啰唆。”信中的“绅”即陈济棠，“不”为李宗仁，“中记”是陈中孚，“会”指西南政务委员会。此信的背景是拟派陈中孚去日本联络。“口惠实不至之先生，向来如此”，可见元老派对陈济棠利用财政手段控制的怨气。
对于广东实力派的做法，元老派十分气愤，他们原本就看不起陈济棠，称他“怯而多贪善猜”，“素狭隘而极势利”，其手下将领“毫无知识，但知聚财”。在“反蒋”局面长久打不开，又屡次抗争无效的情况下，元老派对陈济棠已经无法忍受，抱怨胡汉民“不应捧此‘土军阀’”。这同当年汪精卫的牢骚十分相似，汪在“非常会议”期间饱受广东实力派欺压，感叹道，“如果我要受小独裁（指陈济棠———笔者注）之气，我何不受大独裁（指蒋介石———笔者注）之气”。为此，元老们只能选择不合作的“出走”，甚至不惜与南京方面联络，另寻出路。西南政权数次面临散伙的危险。陈融在向胡汉民报告广东情况的信中提到：“近来鸣翁每咻豹翁谈三谈四，自是谆谆而道，但不满三句则王顾左右，非曰糖厂近如何，则曰三年计划近如何，再咻之，则必曰‘到时睇吓囗’。鸣翁气极，谓弟曰，是殆于大局极有把握者。弟曰，余辈易地亦不能替他想出把握来。鸣笑曰，你真痴，投降非把握耶？鸣翁殆决有去志，去后又如何，此真欲哭无泪也。”其中“鸣翁”系萧佛成，“豹翁”代陈济棠，“弟”乃陈融自谓。萧佛成是元老派中与陈济棠关系最亲近的人，为陈的推三挡四所激愤，也“决有去志”。陈融曾提到，有次萧佛成、邹鲁、邓泽如、李宗仁决定与陈济棠“摊牌”，询问其反蒋的决心，如“果真不干，则吾人以善意之消极，离开广州”。只是元老派也不知“去后又如何”，所以数次表示离开，最终却难下决心，“欲哭无泪”反映出其无可奈何的尴尬。
1933年，邹鲁不满广东军事当局“畏首畏尾”，提出要出国远游。胡汉民则力劝他返回广州：“无论如何，你要回去，代我主持这个局面。最要紧的，关于我们西南的政治主张，要维持到和以前的一样。”胡所担心的是，如果与广东实力派决裂，恐怕西南政权与局面均维持不下去。胡汉民还给陈济棠写信：“伯南我兄伟鉴：迩来为呃、吓、拆手段者，竟有‘长衫佬不满意于某某兄’等之说，虽不值识者一笑，而亦不可不杜其微。吾人方欲招携怀远，立于同一战线，以御侮救国，岂有同袍共事之人转有不能了解之处，此可不攻而自破也。外来离间代之以内结精诚，则彼人伎俩不得施，而前途事功益复有望。请兄为诸兄言之。上所陈述及弟素性兄所稔也。”
信中的“呃、吓、拆手段者”，是指南京政府；“长衫佬”指胡汉民等元老派；“某某兄”指陈济棠。在此胡汉民向陈表明精诚团结之意，但两者之间互相不满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到后来，连胡汉民也无法忍受了。1935年国内政治发生变化———蒋介石着手准备抗日，对胡汉民再次表示出善意。胡汉民在6月“出国养病”，静观形势变化。年底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较明确地表示了抗日意愿，会议给予胡汉民很高的地位，推选他为国民党中常会主席。
胡汉民启程回国，南京极力想他北上合作。广东实力派感到了压力，他们害怕失去胡汉民这个巨大的保护伞，立即派出亲近胡的刘芦隐等远赴新加坡迎接。陈济棠特意请教将胡汉民留在西南的方法，白崇禧提出“政治上尊重，经济上支持，生活上照顾”。陈济棠完全接受，并将三条付诸实施。因此，胡汉民与广东实力派在互相妥协的基础上，仍维持着一致。
四、结语
1936年5月，胡汉民在去留两徘徊中突患脑溢血，于广州去世。胡的去世，使西南政权“政客＋军事”的格局骤然失却一翼，南京方面迎来了结束“西南—南京”对抗局面的良机，对西南的态度强硬起来。国民党中央派出居正、孙科等8人赴广州吊唁胡汉民，同时转达解决西南问题的意见，包括取消西南两机关、改组广东省政府、改组军队等五条。在南京的步步紧逼之下，广东实力派想维持现状已无可能，只好联合桂系以武力反抗，以求一逞。
6月1日，西南两机关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呈请南京国民党党部与国民政府领导抗日，西南将“派兵北上”，借口“抗日”，出兵讨蒋，向南京宣战。4日，以陈济棠为首的两广将领通电，响应两机关号召，将“明令部属北上抗日”。这是一次仓促决定的军事冒险。胡在世时，多次催促广东实力派出兵，陈济棠置若罔闻，而在失去胡的屏障后，却又铤而走险。在两广内部，广东军队的将领意见也不统一，元老派领袖胡汉民去世，邹鲁已从不满到公开反对陈济棠的政策，只剩下年老体衰的萧佛成支撑，西南两机关基本被实力派操控。在外部，原先与西南政权有联系的华北、西南的实力派人物均隔岸观火，地处要津湖南的何键则转而公开拥蒋。南京方面迅速调集兵力，击退进入湖南的两广军队，并限令两广军队“全部撤回原防”。僵持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广东实力派内部连续出现军队反叛投向南京的事件，已明显呈溃败之势。
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唐绍仪、孙科等人的决议，宣布撤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唐绍仪曾是西南政权的重要成员，此时却成了取消西南两机关的提案人，意味颇深。17日，陈济棠被迫接受现实，宣布下野。维持了五年的西南政权对抗南京的局面结束。西南政权与胡汉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它因营救胡汉民而建立，在胡去世后迅速瓦解。在当时力量对比之下，西南在胡汉民领导下出兵讨蒋胜算也很小，但绝对不会如“六一事变”那么猝败。而如果胡汉民不突然去世，西南政权肯定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这样的推论，可以再次证明前文所提“政客＋军事”模式较有力量的观点。
历史有时会重演相似的一幕。胡汉民、西南政权与广东实力派的关系，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十多年前的另一段历史：1920年，孙中山依靠自己极力扶植的陈炯明率粤军驱逐桂系军阀，重新返回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一意要运用所有的军力财力，北伐中原，统一全国。而陈炯明以军饷军械均不足为由，主张先经营广东，反对北伐主张。孙中山态度强硬，免去陈的职务，结果招致1922年6月陈炯明部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险些丧生，事业顿挫。胡汉民是事件的亲历者，对此记忆深刻。他甚至以此故事为例，劝说元老们对陈济棠要忍让，“吾人必曲尽朋友之道，舌敝唇干焦头烂额在所不惜”。胡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以陈济棠的性情，“不至太走极端”，不一定会蹈陈炯明的“覆辙”。胡汉民在处理与陈济棠关系时，确实吸取了一些教训。如他坚持住在香港，而非广州；再如他不与地方实力派直接打交道，一定要通过西南两机关代理，目的都是要避免正面冲突，不激化矛盾。而陈济棠也确如其判断，对元老派采取拉拢为主的策略，不敢与元老决裂，将其逼出广州。“孙中山—陈炯明”、“胡汉民—陈济棠”矛盾，相隔十多年，均发生在广东，焦点都集中在出兵讨伐（北上）实力强大的中央政府上。而其实质，是“中央型政治人物”与“地方实力派”因政治抱负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