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长沙依旧闷热，但市中心某工地上，负责人内心哇凉哇凉。工地东边渗水严重，工期恐将拖延，而他计划挖水池导积水，挖机又故障趴窝。工头对着挖到一半的臭泥坑唉声叹气，经过的两人却惊叫起来“聚宝盆！”

这一工地，修建的正是平和堂大厦。

平和堂是当时长沙引进的最大一家中外合资商贸集团 ，平和堂大厦自然也选在了市中心最好的地界—五一广场。工程备受瞩目，但工地负责人却一直游走在“崩溃”边缘，先是施工范围内出现了一户“钉子户”走马楼50号，其他地基已挖下七八米，这仍不愿搬走。后来，好容易拆迁，工地东侧又出现了渗水问题。

这渗水问题总没能解决，有可能延误工期，工头就想着在工地边上挖出一个水池将渗水导入，但施工机械挖了几下，又出了问题，趴窝不能动了。一时间，工头欲哭无泪。但就在工头郁闷的时候，经过的两个人却大笑起来。

这两人，就是长沙文保人员——市文物工作队的技工孟科保和曹彪。

为啥施工工地要配备文保人员，这还要从施工地点五一广场的特殊性说起。

五一广场自古以来就是长沙城的中心区域。春秋战国，楚国就以今五一广场为中心建造城邑。秦初在此设长沙郡。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徙封吴芮为长沙王，吴芮在今五一广场区域筑造扩建长沙城。公元前157年，吴姓长沙王五传至靖王吴著去世，无后而废。公元前156年，汉景帝复置长沙国，并立其子刘发为长沙王，刘姓长沙王传七世。公元九年王莽废长沙国。《汉书·地理志》载，临湘为长沙国国都所在，宫署位置仍在五一广场区域。

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置长沙郡，临湘为郡治所在。东汉末年，209年，刘备领有长沙郡，214年，孙权取长沙等三郡，次年，孙、刘协议以湘江为界，东属孙权，西属刘备。自晋至元朝期间，长沙郡或名湘州、或名潭州，但郡治、州治仍在临湘县。明清时期设长沙府，治所亦未变迁。

也就是说，长沙建城二千年，城市位置并没迁移，历代王府及郡治、州治、府治所在地也代代沿袭，宫署位置从未改变，都在如今五一广场区域！

在五一广场地块开发建设的过程中，曾多次发现了古代窖井和明代藩王府宫殿台基、战国时期作坊遗址等，出土了不少珍贵文物，所以，平和堂大厦建设动土时，当地的文保部门也派人进驻。

那挖掘机挖出的臭泥坑中到底有何宝贝，让两位文保人员惊叫？

两人发现，在挖掘机翻出的渣土中，有一些小木片，两人捡起来经过清洗一看，上面有明显的“嘉禾”字样。

这个嘉禾，可不是影视公司，而是三国时期孙权的年号!两位文保人员颤抖起来：

是简牍！有文字的简牍！

在纸普及之前，简牍就是古人记录文字的主要载体，竹制的叫简，木制的叫牍，合称简牍。要知道，在古代遗迹中发现文字，其价值远超同时入地埋葬的金银珠宝。它的价值不仅仅是建立和重塑当代人对于古代和历史的认知，更关键的还在于修正和更新对当下的认识。 例如，三星堆考古中，各路考古专家们就憋着劲要找到文字……

在工地发现简牍的事快速向上汇报，没过多久，考古队员就赶到了现场，他们发现，那个被挖掘机挖开的水池正好打破了一座古代井窖的北半部，原来堆放在井中的一部分简牍随着被挖掘出来的淤泥散落在水坑的四周。 就连工地渣土车开过的路上，都跌落了不少简牍，但最要命的，是之前挖出的渣土已当做废料，倾倒在了几公里外的湖湘渔场。

紧急之下，考古队员兵分两路，一路扑在工地设立紧急保护区，另一路赶往湘湖渔场抢救文物。在近200平方米的卸渣区，考古人员冒着10月长沙的高温，问着鱼塘淤泥的恶臭，苦苦寻找之前不慎倾倒的如泥的简牍。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路人马经过十多天的辛苦搜寻，总共救回了约3万枚简牍。

但相比这三万枚的数量，另一路扑在工地上的考古人员更有收获。在挖掘机作业点，人们发现了一个袋状型圆井，井深不过6米，但人们却在这井中发现了一层层堆积储存的大量简牍。经过初步清理，数量达到了4万多枚。

再带后来考古队员在平和堂区域发现的有字简牍总计76552枚，有墨痕的简牍2万余枚，无字的简牍4万余枚，总计走马楼出土了14万枚简牍，这个数字，超过了20世纪中国所发现的简牍量总和。

这一发现，震惊全国。因为这口井在走马楼50号建筑下发现，所以这一批简牍被命名为走马楼简牍。五一广场上这一名不见经传的地名，也成为了考古学者眼中的圣地。

挖掘一时爽，清理人断肠。

走马楼简牍的清理工作历时六年，从1996年开始，到2003年才结束。毕竟，简牍的保存，涉及到揭剥、清洗、脱色拍照、记录、脱水等等，此外，整理后的简牍还要经历释读、编校等，工程量可谓巨大。

但这十数年的清理、整理，也大有成果。这一批简牍的价值越发凸显。

走马楼出土的这批吴简，经初步整理内容涉及三国东吴长沙郡以及吴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诸多方面，可分为纪年简、职官简、军事地理简、赋税简、户籍简、司法文书牍，形制有简、牍、签牌、封检、泥封匣等，其中竹简数量最多，完整准确、集中地反映了三国东吴的社会基本面貌，对研究三国时期的历史、政治制度、社会阶级关系、经济关系、租调制度、典章制度、简册制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这些简牍记录的内容，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挖到了宝”。

研究国家政策的，从简牍中得到了“国富民穷”、贫富悬殊的证据。税收高且名目繁杂，除了田租由米、布、钱三者组成外，兽皮作为“调”被征收，种柚子要交“土特产税”。此外，口钱、油租钱、皮贾钱、出行钱……土地广泛开垦了，但多数被官府占据，种种做法让百姓苦不堪言。

研究法律吏治的，简牍中记载着“中书典校事吕壹”。吕壹是孙权后期所用酷吏，他以监察诸官府及州郡文书的名义罗织罪名，构陷朝臣，制造了一系列的冤案，导致东吴政治陷入严重危机。简牍中还记录着当年的大案，仓吏许迪盗用了官府的112斛6斗8升盐米，被当时值班的官吏廖某发现。后贪赃罪成立，许迪最终被判死刑，其妻儿发卖成奴仆，老母亲因为年事过高才免受连坐。

研究社会经济的能在简牍中看到“嘉禾吏民田家莂”（我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经济券书）以及吴国征收徭役的形态、吴国的地僦钱、吴国服徭役的轻重等种种内容。

研究人口与疾病防治的，学者通过对走马楼吴简中出现疾病简牍的统计和研究，得出结论：一，孙吴地区诸多病例中以“肿足”、“腹心病”“盲目”、“雀足”最多，占整个病例的90%；腹心病、狂病、雀足、张病（胀病）等疾病，都与长沙地区出现的血吸虫疫情有关。

研究百姓生活百态的，从吴简记载的土地契约中,可以发现了大量以“大女”为户主的现象。而汉代法律规定“为人妻者不得为户主”，也就是说那时长沙就存在女多男少的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有很多是有土地的“户主剩女”。

但对于这些专业领域，最让普通人感兴趣，一定是这些简牍揭露了“关羽之死”的真正原因。

关羽败走麦城被斩杀，一直以来都是众多蜀国迷心中的痛，而对于关羽的死，有许多说法。流传最广的，是《三国演义》里的吕蒙执意要杀关羽。

对于关羽的死，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说是因为东吴为了逼退蜀军，但是专家们对此却存在很大异议。后来根据走马楼竹简记载的内容，说公元229年时，蜀军已经从长沙撤退，当时的湖南地区都是东吴领地，因此可见《三国志》中的记载的是正确的，东吴确实是为了逼退蜀军才斩杀了关羽。

这些记载，揭开了2000年前的种种迷雾。但关于这一批简牍，也有很多疑团。

从世界范围看，在一个地点一次发现如此巨大数量的古代文献十分罕见。这大量的文献，为何出现在井下呢？这些两千多年的简牍，又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呢？

三国时期是一个战事频繁、兵荒马乱的时代，长沙又是一个雨水丰沛、气温湿润的地区，在这样的乱世中，在潮湿的地底里，保存文献是很困难的。

虽然种种猜测，但认可度最高的说法是孙权为加强中央集权，实施中央审计制度，任用吕壹等人为“特派稽查员”，严格审计和监察中央政府及地方州郡的工作。既然要审计，文书档案和州郡资料是少不了的。长沙郡的资料不断汇聚、整理，然还没来得及实施审计，变革就失败了。这批文书并未付丙丁，而被妥善封存于仓储井中，覆土废井。这一举动，无意间为后世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财富。

而这些简牍之所以能保存下来，不仅是因为长沙市中心千年未经变迁，而且还因为这井的结构。这口窖井是仓储井。井底有防潮设置，离地面5.6米。这批档案封存严密、保存科学。既有渗漏排水的“架空层”，也有透气吸湿的“防潮层”，还有褐土覆盖的“保护层”。 这样的结构，再加之井窖地下水位高，密封条件好，置于井窖的简牍很快进入饱水状态，而中国古人书写所用的松烟墨的稳定性，也是文献保留的重要原因。

因为种种“巧合”，这些文字意外地穿越历史进入我们今人的视野。它们丰富了历史的血肉，让模糊的三国东吴社会逐渐清晰起来，而两千年前基层公务小吏们的书写、也让我们多了一个认识东吴社会的“基层视角”。可谓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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