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俊杰笑书郎

编辑 | 俊杰笑书郎

神宗、熹宗的昏庸使得明朝陷入一片混乱。皇帝不理朝政，神宗从万历十四年(1586)就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到后来甚至长年不理朝政，而朝中大臣争权夺利，朋党之祸开始蔓延。

到了憙宗时期，朝政已经不受控制，昏庸的憙宗被世人称为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明朝之所以还能延续至崇祯朝，还在于“祖泽犹未尽也”。

神宗长期迨于政事，给后来的光宗、熹宗留下来一个黑暗腐朽的明王朝，官员贪污成风，党争之风显现，对此神宗忧虑抱怨，而时间到了天启年间才更加促使明代的衰亡。

天启年间朝政把持在魏忠贤的手中，明朝进入了最为黑暗的时期。先是朋党之争，再是阉党之祸。

朋党之争往往以排除异己为目标，而非是政策对朝廷是否有利，在处理政事上失去公正性，立场偏颇。

在明末最为出名的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党人也不免于俗。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因为扶持熹宗上位有功，因此在天启初年实力大增，掌握朝政大权。

但是，东林党人在掌控朝廷大权之后排除异己，致使东林党人与憙宗、其他党派人士等矛盾激化，成为众矢之的。

其后，魏忠贤在入宫之后与憙宗乳母客氏勾结，取得熹宗的信任，乘机把持朝政。

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和朝堂之上与东林党人不合的其他派系相互勾结，以打击东林党人为头号目标，大肆排除异己。

“及(魏)忠贤势成，其党果谋倚之以倾东林”，明朝进入了东林党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混战的新局面双方的博弈最终以东林党人的失败告终。

此后魏忠贤独揽朝政大权，“阉党”遍布天下，故孟森先生感叹“明中叶以后，朝廷大事，成败得失，颇系于阉人之赞否。”

魏忠贤原本就是胸无点墨、目光狭隘，只为计较个人得失的阉人，因此明朝的黑暗统治加剧阶级矛盾，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民变。

天启七年(1627)，在天灾人祸压迫之下，明朝最大的农民起义首先在陕北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国，最终农民起义首领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杀，明朝作为全国性唯一政权的时代彻底结束。

在农民起义的同时，明政府东北危机加剧。1616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政权后金，这严重挑战了明政府的权威，双方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在萨尔战役中，明军惨败，明政府在辽东的军事逐渐转入战略防御的地位，后金改守为攻，此役战略位置的调动暗示着明朝统治的灭亡之路更加迅速。

当年在辽东战局中的优秀军事将领熊廷弼、袁崇焕，或因阉党之祸，或因统治者的疑心病而失去。天启、崇祯年间，明朝节节败退，后金成为明朝统治的最大威胁，而北方抗外战局失利，国内西南土司也是虎视眈眈。

从士兵角度来看土司势力的野心也越发膨胀。据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提出:川、云、贵、广西、广东、湖广、陕西七省共计武职土司 960 家”，笔者将云贵川三省武职土司、文职土司列表呈现。

川、黔地区土司以武职为主，掌握了雄厚的军事力量。明朝设置卫所对土司进行节制。

但明中叶以后，卫所军队战斗力不断下降，与之相反的是土兵日益发展，成为明王朝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土兵的作战能力相当强特别是在辽东战场上，土兵以客兵的身份表现出惊人的战斗力。

如古文记录：(天启元年四月甲成即1621年5月23日)辽东巡抚薛国用言:“军兴以来，河西兵马之精劲，及糗粮器具之转输，无一不为河东蹶从事，今俱尽矣，臣虚拥空城，欲募兵而居民俱窜，欲措饷而帮藏如洗，盖岌岌乎难之也。惟是东来残兵如川、浙土兵犹堪贾勇。”

从辽东战场上土兵的与九边军士的表现可以看出，明朝在辽东战场上十分依赖拥有大量土兵的土司。

不仅如此，西南卫所军队的战斗力也不如土兵，“贵州武备单弱，征剿必赖水西(土兵)”“川兵弱，每征调只调土司(兵)”数量上说，土司拥有的土兵相当多，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土兵是数十万之众。

以贵州水西为例，据《古今图书集成》卷1522记载:“贵州宣威家水西所辖长官司四十八司，每锐数千”，也就是说，以每锐三千计算，水西四十八司土兵也有十五万，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据。

卫所是明朝节制西南土司的重要的军事力量可是在明中后期以后卫所制度崩溃，西南军卫战斗力远远不如土兵，明廷对西南土司的军事威慑减弱。

龚荫先生就从土兵角度提出“明代土司势力强大并经久不衰，与其拥有实力雄厚的土兵(亦民亦兵)有关系。”

明朝对少数民族十分防范，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特别是川黔滇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对土官治理地区采取了在政治上不信任，在经济上尽量榨取，在军事上设卫所防范包围，对反抗血腥镇压的政策”。

这种高压政策在明朝实力强大，对西南地区控制力度强的时候，尚可维系。

但是，随着明朝内外患的加剧，明朝已经没有相应的军事、政治实力作为民族高压政策的后盾，阶级与民族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将以战争的形式爆发，而且规模日渐庞大。

明廷及西南流官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蔑视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骨子里，在历史文献之中，对诸苗常用“犬羊”、“阳顺阴逆”、“狂悍”、“嗜利好杀”、“鼠窃狗偷等带有侮辱性的词汇。

万历四十五年(1617)，贵州巡抚杨鹤上疏:“臣今欲称安氏寡妇孤儿仰我鼻息之日，因而收拾之，此亦治未病之意也”。

周敦吉也曾经斥责奢崇明:“汝犬羊，便敢乃尔，恐不禁我老虎嚼也。”

除了骨子里的歧视，西南流官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手段也十分简单粗暴，常利用土司之间的争斗渔翁得利，激化了民族矛盾，导致武装暴力冲突。

有学者据《明实录》进行粗略的统计，“有规模的军事征剿行动，云南达90次，贵州165次，四川82次”

且根据史记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贵州宣慰司)霭翠亦死，妻奢香代袭。都督马晔欲尽灭诸罗，代以流官，故以事挺香，激为兵端。西南地区吏治腐败，流官、卫所军队大肆侵占土司、土民的财物、田产“不思保障军民，科敛本土官、土民财物，以致逼迫非为”,“官军纵肆不知法度，往往与夷人交通，其官豪之家又多在夷方置立庄所，役使夷民，倚势剥削，甚至透漏事情无所钤束”。

学者岳精柱总结政府和军职官员对西南边疆有“畏”、“愤”、“贪”三种心理，这三种心理导致西南边疆的官员心态的两极分化:

一种是因“畏”而“惧”甚，采取讨好安抚的行为:

一种是因“畏”而“愤恨”，采取了隔离、攻击性行为，土司土官对对官府又“恨”又“惧”;愤恨于官府官军对其残酷压迫:畏惧于官府的权威，卫所军队的军事威胁"。

正是这种彼此的畏惧与憎恨，导致明朝、流官与土司、土民之间的仇恨加剧，这种仇恨激化了彼此的过激行为，双方关系陷入死循环之中，镇压与反抗的规模也逐渐扩大，以至于奢安之乱的爆发，整个西南地区的统治秩序面临崩溃。

如此内忧外患的情形下导致明朝的通知系统彻底崩溃，以至于民不聊生，战乱纷起，明朝逐渐走向不可逆的灭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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