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车路南，是一片野草丛生的平坝，一直通向山脚。

山脚下，有几簇镀锌铁皮瓦盖顶的高大平房。

大苍蝇指着那些平房说：

"那里就是司令部和后勤部。老师，诺赛司令求贤若渴，你说我为什么不领你去找他？"

"他不是还没回来吗？"

大苍蝇摇摇头，"我怕他把你安排到大部队去。司令喜欢把干才都送上前线。他认为打仗才能出息人。一上了战场，枪炮无情，去见马克思的概率比在后方要大得多。

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这带路人固然一辈子难以心安，更重要的是董姐和孩子怎么办？

在苏登政委手下工作就不同了。他管政治部，兼任木邦县委书记，现在正在搞减租减息试点。

减租减息是稳定后方的中心工作，因此要作大量调查研究，还要制定减租减息政策，起草大量文件。

政委手底下正缺乏笔杆子。你在地方工作最为关键的时候到了他那里，正是雪中送炭，解了他的渴，你想他对你还能不重视？

虽说后方也常死人，敌方的特务和土匪刀客常常制造混乱，但比起去前线开辟新区，危险性总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安全。"

我脑里几种念头在急遽交战。

我想，从梅普当和札莫弄这两个景颇老兵对我的态度，可以看到诺赛司令急于招揽人才的心情。

在他的麾下干事，虽然上战场随时都有殒命的可能，但立功自赎的机会却也比较多。

我写《董小宛》，自然没有一丝一毫指桑骂槐的动机，说我想刺杀毛主席更是疯子的昏话，但我毕竟写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毛主席不是斥责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吗？

应该承认《董小宛》这题材确实不好。

我欣赏和赞颂了才子冒辟疆、佳人董小宛，说明我思想观念、艺术趣味都有毛病。

而上前线杀出了威风，那这点错误相形之下便微不足道了。

而且万一红旗中学和昆明市教育局来向缅共要人，我在遥远的前线，部队又时时流动，要拘捕我未必那么方便，诺赛司令也未必会点头，即便万一埋骨青山，那也没有什么。

人谁无死？壮烈殉职与忍辱偷生岂能同日而语？!

我放慢了脚步。

心想，到苏登政委那里，固然牺牲的可能性较小，但在正统的政工领导干部手下做事，我未必能很快适应。

更可怕的是：如果中国方面来抓我，苏登政委哪能拒绝兄弟党的要求？不把我捆起来双手献上才怪。

越想，越觉得应该到前线去拼杀。

我说："谢媛，我们是不是先到司令部去？报上了名再去拜谒苏登政委似乎更恰当。耶博梅普给我写的介绍信不也是写到司令部的？"

大苍蝇撇撇嘴，"梅普当那信算什么？他的话能有多少分量？老师，说实在话，在诺赛司令手底下没多少搞头，前途茫茫。开辟这东北根据地的基本力量，由三部分人组成：

第一部分，是德钦巴登顶手底下一批专搞外交的高级干部，大多是缅族。

他们在50年代初就到了国外，在苏联、东欧和中国专门与兄弟党联系（后来得知，谢媛的这段话并未触及关键。1950年3月28日，德钦丹东主席就派德钦巴登顶副主席带领一整套干部到了国外。这批人组成"中央驻外委员会"，他们固然也进修学习和担负联络任务，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央出了意外变故，就可由他们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派他们出国，实际上是为了保存干部和进一步培养干部。后来领头开辟缅甸东北根据地的就是这批人），人数不多，政治能量却相当大，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以及三个县、六个营的实权都在他们手里。

第二部分，是诺赛司令手底下的两百多个景颇族老兵。

这些人跟诺赛司令已经二十多年。

抗日战争时，诺赛是一员猛将。

他带领这批人在丛林中神出鬼没，歼灭了大量日本鬼，还捉到过日寇的将军。

这支部队在缅甸战场上赫赫有名。

缅甸克钦族抗日英雄、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司令诺赛

后来他们反政府，与政府军作战，人太少，没打赢，逃到了国外。

但他深信总有杀回来的那一天。

到那时，以他的威望，拉起几千人的队伍没有问题，起码能在缅北的掸邦（缅甸东北的一个邦。居民以掸族为多。掸（此处读作 shan ）族，与我国傣族系跨境而居的同一民族，语言仅有方言差异）和克钦邦站住脚跟。

他在外国聘了教师，让这些老兵学文化，这些老兵回来后当然都成了基本干部。

他看到中国正在崛起，而且掸邦、克钦邦与中国山水相连，以后和中国打交道甚至借重中国之处必定很多，就规定老兵们除了学缅文外，还要学汉语汉文。"

我恍然，"哦，难怪耶博梅普和札莫弄都会说汉话！"

我对诺赛司令的敬佩之情又加重了些。

行伍出身，能有这样的政治远见，难得！

大苍蝇点头道：

"景颇老兵里汉话学得好的，说得简直和汉人一样。

只是他们在国外还得做活谋生，学习时间不多，所学到的文化充其量也不过是初中水平，和缅族老兵没法相比。

那些缅族老兵多数是40年代缅甸革命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干部，是精中选精挑出来的，到过莫斯科、布达佩斯、布拉格、北京和河内那些地方，见过大世面，学过高深理论。

所以嘛，建立根据地以后，景颇老兵里上得高一点的，也只到营级；

当上县长的只有木邦县长泡郁玻一个。

诺赛司令尽管在缅北妇孺皆知，一年来部队从一个营猛增到六个营，也主要是他的威望在起作用———本地青年来吃粮当兵，大多数是慕他的名，可他连中央委员也没当上，根据地重大的政治军事决策，他也沾不上边……"

"噢！"

我隐隐感到这似乎有些不妥。

"我也觉得缅族这样做有些过分。尽管我对景颇老兵相当同情，但他们素质确实低，怨不得哪个。老师，在诺赛司令那里，你能有什么前途？"

我沉思半晌，问道："那第三部分是些什么人？"

"我也不太清楚，只听说他们是世居缅北的汉人兵。他们的祖先明末清初时就已迁来。

是怎么和诺赛司令、苏登政委他们联系上的，我就不知道了。

现在东北军区的副司令彭家声，就是那支汉人兵的头儿。

建立根据地以后，他们主要在萨尔温江以东的果敢县一带活动。"

哦，原来如此，以往读《毛泽东选集》，得知中国民主革命中也曾有过若干山头，为削平这些山头，费了党中央的不少精力。

想不到，刚刚开辟了一年多的根据地，也竟然有了一些山头。

而且，选择哪座山头，竟关乎我的命运！

大苍蝇见我低眉沉吟，又进一步申述：

"苏登政委就不同了。他是中央委员、军区副政委，手握根据地地方工作大权，学问渊博，又平易近人。

听说他出身报童，为德钦丹东主席的红龙书社卖书籍报刊。因为聪明伶俐，他被德钦丹东主席看中，送到苏联去学军事。

抗日战争中，他成了共产党抗日部队的一名师级将领。

50年代选派一些干部跟德钦巴登顶出国，他又被选上。

在国外，他除了学情报，还研究民族学和国际关系史。

据他的警卫员杜崇秀说，他在北京学习时，曾与北京的一些史学家讨论过缅甸'桂家'与中国傣族的关系，还有泰国泰族与大理国的关系，资料充分，见解独特。

那些中国史家都很惊讶：为什么这位学者如此杰出，却在国际史学界默默无闻？老师，苏登政委身边太需要你这样的人了。你去了，一定能大展雄才，实现抱负。"

唉，我的心病哪在这里！

沉默着走了一段，我把自己的顾虑和盘托出。

她这么热情，这么关心，这样大的问题对她始终隐瞒，实在不合适。

听了我的话，她低着头，皱眉走了十几步，才迟疑地说：

"听杜崇秀讲，德钦巴登顶副主席对'文化革命'有些不同意见。在中央根据地，德钦丹东主席对'文化革命'倒是举双手赞成，发表过《关于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博固山区开展'文化革命'，组织了缅甸的'红卫兵'。那里的情况究竟如何，这里捂得紧紧的，不议论不传达。德钦巴登顶明确宣布，在东北根据地不组织红卫兵，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他这样另搞一套，德钦丹东能同意？"

"山高皇帝远。中央根据地远在千里之外，德钦丹东管得着？所以我想，对于写《董小宛》这样的事，苏登政委他们说不定会有不同的看法。"

这话如同一股清冽的山泉，注入我干涸得几乎龟裂的胸中。

我心生希冀。

但往深处一想，又觉得前景堪忧。

我问道："缅共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如何？"

"那还用说！缅共在国际共运中是出了名的'铁杆毛派'。德钦丹东早在1948年就提出'面向东方，学习毛泽东思想，走中国革命的道路'。"

"东北根据地呢？德钦巴登顶呢？与中国关系如何？"

大苍蝇不说话了。

漫天的乌云罩在我们心上。

上山了，从牛车路转上了赶街路。

这颗心沉甸甸的，爬坡也觉得分外吃力。

"也许，他们不会搞什么政治审查。我和一些知青来当兵，填一张表就完事。

又要开辟新根据地，又要巩固后方，大家都忙着建设政权，支援前线，征粮收税，反特防特，稳定生产，还要为减租减息、土地调整做准备，哪还有闲心发信到老远的地方去调查？"

"对我这样的人也不调查？"

我毕竟已经三十出头，教过十年书，身份和小青年大不相同。

有工作岗位的人，突然跑到外国来当兵，人家能不怀疑？

大苍蝇又沉默了。

上了一段陡坡，路平些了，她才说：

"老师，这样吧，见了政委，你表明想到前线去，看他怎么说。"

只好如此了。

我沉重地点点头。

"苏登政委对人相当尊重。无论是对马倌，对警卫员，还是对火夫，他都平等相待，要他们做什么都带着'请'字。哪个有什么合理要求，他都尽量给以满足。你要求上前线坚决些，他肯定会郑重考虑。"

我又点点头。

"老师，你一到根据地，首先就拜访苏登政委，礼节要周到。以后你就是在诺赛司令手底下办事，那些缅族老兵也无法挑剔你什么。你的处境不至于太难。"

心情烦闷。哪还考虑得到以后处境怎样？

能混过眼前这一关，能落下脚来不被引渡回去，那就谢天谢地了！

"不论是对苏登政委还是对诺赛司令，你都千万不能说出写《董小宛》挨批判和遭《云南日报》点名的事。人越老实越吃亏……"

山路越走越窄。

这颗心变成了一团乱麻。

我感到，活在这人世间，实在太疲倦，太沉重，太苦恼，太没有生趣！

两名军人骑着高头大马，远远地向我们驰来。

大苍蝇道："是札莫弄和杜崇秀。老师，苏登政委派人接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