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证综合全收益指数（以下简称新指数）将在7月29日发布，以3320.89点为基点。

事件在昨天（周二）引发热议，但消息其实在周一盘后就已公布。

不少人调侃这是“面子工程”——直接涨到3300点，解决3000点的诟病问题。

一方面，被调侃是无可厚非的。无论与外围相比，还是自身的亏钱效应，被调侃一点也不冤。

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去纠结这个3300点，格局就小了。

首先是一个常识性问题：3320.89点是作为基点、以2020年7月21日为基期，而不是今年7月29日上线的点数。用人话来说，就是新指数的编制以2020年7月21日为起点，与上证指数在同一起跑线上。

“新指数是为了从3000点直接涨到3300点”的说法，就是纯忽悠。

更进一步，真正值得咱们思考的问题是：

为什么取4年前的3320.89点作为基点？为什么要编制新指数？

还有，为什么刚好发生在特朗普遇刺事件后？

不堪回首的4年

4年前，上证指数经历过一次规模不小的改编。当时也曾引发市场热议，只是现在已经没几个人记得了。

当时的改编是把科创板股票纳入上证指数，在2020年7月22日正式生效。

也就是说，未纳入科创板股票的上证指数，最后就是定格在2020年7月21日。那一天的收盘价就是现在热议的3320.89点。

4年前的改编动机，大概率是因为当时处于全面牛市，蓝筹、白马固然能涨，但科创板“弹性”更大。纳入科创板股票，可以让上证指数更有希望突破3500、冲击4000、甚至5000点。

当时引发热议，是因为这就像一散户的行为：看到赛道股涨得更好，就跑去追高，把原本的一部分稳健仓位换成赛道股。

改编后，上证指数如愿突破了3500点，然后止步于3700点。

4年下来，上证指数从当初的3300点缩水了10%，而创业50缩水到几乎只剩三分之一，妥妥的拖了大后腿。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4年前不改编，现在的上证指数还会好看得多。或者说，“失真”得更严重。

显然，4年前的改编并不是成功案例，甚至是一次不堪回首的反面教材。

这一次选择直接编制新指数，而不是改编上证指数，就是充分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进可“搬家”，以新指数为标杆；退可假装没事发生，继续以旧指数为准。

而新指数的基期选择在2020年7月21日，似乎也在表达对4年前改编的不满。

上证指数“搬家”，也是一种“特朗普交易”

周六的特朗普遇刺事件后，特朗普在美国博彩市场的胜选率从60%飙到70%。

市场也开始博弈特朗普上任后的机会，流行起“特朗普交易”。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特朗普上任后，贸易摩擦随时卷土重来、高端制造和科技行业的出口阻力增加、关键技术和资源的进口“卡脖子”问题会变得更严重。

这些潜在的长线利空因素，会直接体现在对A股的冲击上。而对这种冲击的抵御能力最强的，就是央国企和传统行业的头部企业。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高分红率。

新指数的最大亮点，就是把分红也换算为涨幅，其次才是把拖后腿的ST股全部剔除。这样就相当于把央国企和传统行业的头部企业的权重大幅提高，从而把未来特朗普当局对A股指数的冲击最大限度地降低。

因此，这次为上证指数“搬家”而编制的新指数，本质上也是一种“特朗普交易”。

跟着国家做投资，本身就是一种高胜率的策略。在指数编制上，刚失误过一次，这次的可靠程度就会特别高，也更有跟投价值。事实上，在众多“特朗普交易”的方向中，新指数指出的确实是一个高胜率的方向。

若特朗普胜选，A股将重演2018年？

特朗普给咱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发动了贸易摩擦。对投资者而言，2018年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有悲观的观点认为，未来特朗普当局使A股的外部因素变得不利，例如贸易方面的威胁。

这个逻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换句话说，这两三年，A股的外部因素就是相对有利的。但A股表现如何呢？

此外，上一次发动贸易摩擦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美国并没有讨到什么好处。再一次发动，胜算只会更低。

也有乐观的观点认为，特朗普将要带来的是机遇，例如降息方面的大环境利好。

美联储一直憋着不降息，一方面是想憋死咱们，另一方面也是看清局势，要把“拯救美国经济”的功劳留给未来上任的特朗普。虽然市场一致预期FOMC在9月开始降息，但FOMC的真正发力，大概率要等到11月。美国大选结果将在11月5日落地，而FOMC会议在11月7日，非常的“巧合”。

但不管FOMC是否拖到11月开始降息，美元降息真的是A股上涨的关键因素吗？

美元降息对A股的利好，既包括分母端的传递，也包括分子端的传递。

分母端的传递，一方面来自货币宽松后，美元向全球流出，进入各国股市。但这次与2020年的逻辑不同，当时的宽松是为了应对突发危机，祭出了洪水般的QE；而且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在非常时期，我国当时的经济一枝独秀。反观今年即将进行的降息，性质上只是常规的逆周期调节，涌出来的美元很有限；而且我国经济也没有2020年的乐观。

另一方面是我国因此而获得货币宽松的空间。但别忘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2020年美国大放水，没有跟，结果股市涨幅跟不上；后来美国进入加息周期，死扛，结果A股逐渐沦为“伏地魔”。

分子端的传递，是外围经济全面复苏后，外需也随之复苏，然后我国经济才有希望复苏。这种“后富”的逻辑显然很单薄，很脆弱。

所以说，无论贸易方面还是降息方面，来自美国的影响其实都是次要的。对A股的影响，内因是大于外因的，而且大得多。

也就是说，今年美国大选对A股带来的影响，重点并不是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是咱们的决策层能否把这种改变转化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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