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夏天，邓小平作为中央领导人之一，亲自到三峡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乘坐东方红轮船，从重庆沿长江而下，一路观赏了三峡的风光，与四川、湖北的省级干部交流了意见。他并不是为了游览，而是为了解决三峡大坝的难题。

三峡省的设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当时，为了协调三峡大坝的规划和建设，中央曾经提出过将重庆东部和湖北西部划归一个专门的行政区域，以便统一管理。这个区域的范围大约是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700万，预定的省会是宜昌市。如果成立，三峡省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省份，没有任何历史先例。

然而，三峡省的筹备工作并没有顺利进行。由于各种原因，三峡大坝的建设也一直延迟。到了1980年，三峡省的方案已经基本成熟，只等中央批准。但就在这时，邓小平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下令取消了三峡省的计划，同时也暂停了三峡大坝的建设。这一决定引起了很多宜昌人的遗憾，他们本以为自己即将成为一个新省的省会，享受到更多的资源和发展机会。但是，从后来的情况看，邓小平的决策是非常明智的。他考虑到了三峡大坝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以及三峡省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他认为，三峡大坝的建设需要更充分的论证和准备，不能急于求成。而三峡省的划分，可能会引起重庆和湖北的反对，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他决定先搁置这两个问题，等待时机成熟。

经过多年的努力，三峡大坝终于在1992年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开始了正式的建设。在此过程中，三峡省的方案也被彻底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立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作为一个临时的机构，负责三峡大坝的建设和管理。三峡大坝的建设，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宏伟的工程之一，为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三峡工程是新中国的一项宏伟的水利工程，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4年，那一年，长江流域遭遇了罕见的洪灾，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毛主席深受触动，他开始考虑在三峡地区建设一个能够防洪和发电的大型水电站，并向苏联寻求技术援助。

由于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都不够，加上水坝的建设可能会影响国防安全，三峡工程一直没有得到实施，只是停留在规划和研究的阶段。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电力的需求日益增加，三峡工程再次引起了高层的重视。1980年，邓小平同志亲自到三峡考察，他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最终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三峡工程不能轻易放弃，必须坚持建设。从此，三峡工程进入了一个快速的推进阶段，经过了多方面的论证和评估，1984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通过了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报告，成立了以李鹏同志为组长的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负责三峡工程的具体实施和管理。

三峡工程的建设涉及到许多复杂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移民安置问题。三峡工程的库区覆盖了四川和湖北两省的部分地区，涉及到上百万的居民，他们的生活、工作、文化都将受到影响。如何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如何帮助他们在新的地方安家落户，如何促进他们的就业和生产，如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资金和物资，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显然，仅仅依靠三峡工程筹备小组是无法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的，需要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机构来统筹协调。为此，中央决定在三峡工程区域设立一个特别行政区，由中央直接领导，负责三峡工程的经济开发和移民安置工作。这个特别行政区就是三峡特区，它在1984年正式成立，标志着三峡工程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1984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为了推进三峡工程的建设，中央决定设立一个直接由国务院领导的特殊行政区，称为“三峡特区”。这个名字虽然体现了三峡特区的特殊性，但也容易引起误解，让人以为它是类似于深圳特区、珠海特区那样的经济特区，而非一个专门为三峡工程服务的行政区。为了避免这种混淆，中央又多次研究讨论，最后决定将三峡特区升格为一个正式的省级行政区，取名为“三峡省”。这样，三峡省就与湖北省、湖南省等其他省份平起平坐，表明了中央对三峡工程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当然，有了名字还不够，还需要有一个能够担当起三峡省建设的重任的人选。这个人选，必须具备丰富的水利建设和行政管理的经验，熟悉三峡工程的规划和实施，能够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为三峡省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众多的候选人中，李伯宁最终赢得了中央的信任和任命。李伯宁是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自建国以来就参与了水电部的组建和发展，有着三十多年的从业经历，是水利界的权威人士。他对三峡工程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远大的梦想，曾经说过：“我做了那么长时间的三峡梦，终于要实现了。”

李伯宁上任后，立即投入到三峡省的筹备工作中，毫不手软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包括从湖北省划拨一些经济发达的县市作为三峡省的辖区，以及从各地选拔一些优秀的干部作为三峡省的骨干，即使遭到了湖北省的强烈反对，也没有退让。在中央的支持下，李伯宁成功地为三峡省争取到了足够的资源和人才，为三峡省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开端。可建府开衙哪有这么容易？三峡省的地形以山地为主，平原田地稀少，交通不便，农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贫困问题严重。据1980年代的统计数据，三峡省的人均工农业产值仅比西藏、贵州高一点，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三峡省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渴望改变命运。

李伯宁，开始走街串巷了解走访，三峡地区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多：在黔江地区，由于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一所学校的学生都患上了氟骨症，这是一种导致骨骼变形和牙齿脱落的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他们将面临残疾的命运。在一些偏远的山村，由于经济条件差，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妻子，只能在自己的房门上画上心目中的女人，以此来安慰自己的孤独。在彭水县的一个村庄，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和家畜住在同一间房子里，没有卫生设施，没有电灯，没有文化娱乐，生活在黑暗和落后中。三峡省的筹备工作，需要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筹委会主任李伯宁深有体会，他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了一些能力出众、素质过硬的干部，作为筹备组的核心成员。

到了1986年年初，筹备组的人数已经超过400人，其中不少高级干部都拥有大专以上的学历，这在八十年代是难得的。这也反映了中央对三峡省的高度重视。李伯宁虽然年事已高，但是精力充沛，工作积极。他经常往返于中央和地方，搜集各种资料，亲身考察三峡地区的实际状况，制订筹备计划，安排人员任务，吸引外资参与，忙得不亦乐乎。他和宜昌的人民一同，盼望着三峡省的成立，展望着三峡省的前景。可是，就在他们充满期待的时候，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降临了。

三峡省夭折导致三峡建省取消的直接原因，是重庆市对三峡大坝的高度不满。国家规划的三峡大坝的正常蓄水位是150米，这个高度对重庆市的航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重庆市是西南地区的重要物流中心，也是长江上游的最大港口。超过万吨的大型船只将无法进出重庆港，港口的泥沙淤积也会加剧，对西南地区的物流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失。重庆市对此十分不满，认为150米方案是对重庆市的不公平对待，也是对西南地区的发展的打压。重庆市向中央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请求将蓄水位提高到180米，以减轻对重庆市的影响。但是，蓄水位的提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化。它涉及到更多的复杂的问题，需要更多的权衡和牺牲。更高的蓄水位，意味着更多的土地要被淹没，更多的资金要被投入。按照180米方案，要多迁移70多万人，这就涉及到社会稳定、就业安置、资金筹措等一系列的问题。

而且，更高的蓄水位，也会对下游地区的水文、生态和防洪造成更大的影响。这是一个没有完美答案的难题，也是一个需要全局考虑的难题。重庆市的提议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些有影响力的党内外人士纷纷对三峡工程提出了质疑，建议暂缓或者取消三峡工程的建设，从政协到人大，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为了解决这些分歧，降低这些阻力，邓小平经过慎重的思考，最终决定暂停三峡工程的进展，组织专家对三峡工程进行重新评估。三峡工程一停，三峡省的设立也就失去了意义。在经过多次的研究和论证后，中央决定放弃三峡建省的计划，而是将三峡工程的管理交给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由中央直接领导和监督。这个消息对于李伯宁和三峡地区的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的期待和努力都化为了泡影。

李伯宁虽然失望，但也没有放弃。他转而将精力投入到三峡工程的移民安置工作中，希望通过改善移民的生活条件，消除三峡工程的反对声音。他还期待着专家们能够给出更有力的论据，证明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三峡工程的争议并没有因为中央的决定而平息，反而越演越烈。一些反对者，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对三峡工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批评，有的甚至是荒谬和无知的。有的人不懂水利技术，却提出用人工降雨来解决洪涝和干旱的问题，有的人甚至说“雨多了就把云调走”，这样的魔幻论调让人哭笑不得。有的人则从生态和环境的角度，声称三峡工程会破坏自然平衡，对动植物造成灭绝性的影响，甚至影响地球的自转。

这些反对者的言论，引起了王震同志的愤怒。王震是一位老一辈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也是三峡工程的坚定支持者。他曾经亲自参与过三峡工程的勘察和设计工作，对三峡工程的重要性和优势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一封给中央领导的信中，痛斥了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所谓“专家”，他说：“他们不懂水利，也不了解三峡工程的实际情况，他们只是为了出名或者别有用心，拼命地反对三峡工程，他们是在误导人民，是在破坏国家的利益。”围绕三峡工程的争论如潮水般涌动，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有理性的，也有情绪的。国务院负责人不得不亲自向邓小平汇报了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和各方的意见，详细分析了三峡工程的利弊得失。邓小平听了之后，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出了他的判断：“如果技术和经济条件可行的话, 不修大坝的政治问题更大。”他的这句话，为三峡工程的推进打开了一扇大门。

那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经济的发展对电力的需求日益增加，而传统的火力发电又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水力发电作为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成为了中国的战略选择。而三峡工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项目，无疑是中国水电事业的一座丰碑。但是，三峡工程也存在着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移民问题。三峡工程的建设，将导致上游地区的大量居民失去家园，如何安置好这些移民，是一个极其复杂和艰巨的任务。过去，政府采取的是一次性的现金补偿，但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解决移民的生活困境，很多移民在花光了补偿款之后，又陷入了贫困的泥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李伯宁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思路，就是“开发性移民”。

他的主张是，根据移民地的实际情况，利用政府的投资，建设一些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如工厂、果园、林地、矿产、旅游景区等，让移民能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实现自力更生。这种做法在试点地区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支持。三峡工程的建设，不仅是一个技术工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为了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和管理机构。从86年到89年，国家组织了400多名专家，对三峡工程进行了深入的勘探和考察，最终制定了一个蓄水位为175米的方案。

这个方案经过了三年的严格论证，才被国务院批准。但是，要让这个方案得到全国人大的通过，还需要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支持。邓小平，这位已经退休的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三峡工程的实施，亲自找到了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说服他支持三峡工程的提案。在邓小平的影响下，三峡工程终于在全国人大上获得了通过，正式启动了。三峡工程的建设，不仅改变了长江的面貌，也改变了三峡地区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