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主席，亲自签发一份特殊的通缉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通缉令中写道：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份特殊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下这种“通缉令”，极为罕见；而在毛主席的一生中，发出这样的“格杀令”，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顾顺章是何许人也？竟然让毛主席签发了这样一份绝无仅有的通缉令？
顾顺章，1904年生，上海宝山人，早年进入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当工人。在工厂期间，顾顺章加人了上海滩的“青帮”。他从小好勇斗狠，在上海滩帮会相争、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很快在江湖上脱颖而出。由于顾顺章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其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
而在搞工运时，顾顺章确实是一把好手。1924年，顾顺章加入中共。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他也有突出的表现。由于他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侍卫。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
万亚刚1928年19岁时即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直到59岁退休，可谓是“中统”的老特务。他的《国共斗争的见闻》一书，是晚年定居美国后写的回忆文章结集，其中有一篇《特务大师顾顺章》，该文中如此说：
“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凭他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回来。文的方面：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够得上称为大师。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顾顺章之所以能短期内学成一“特务大师”，一则因为他“素质”好，有着过人的“聪明机警”；二则因为多年混迹江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干了一辈子特务的万亚刚，称顾顺章为后无来者的“特务大师”，足以说明顾确实身手不凡。
顾顺章
1927年初，顾顺章自苏联回国。当年5月，周恩来在当时处于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负责在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共产党活动，其时并不掌握军队）之下设特务科，又称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负责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10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特务工作处改组为“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特科由周恩来直接负责指挥，主要骨干人员为曾经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的陈赓、顾顺章等人。特科分为特一科（总务科）、特二科（情报科）、特三科（保卫科）、特四科（通讯科）四个部分。
特三科保卫科，也称“红队”、“打狗队”，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采用暗杀的方式惩处当时背叛并且对中共造成严重危害的前中共党员，由顾顺章兼任科长。“红队”队员人人身怀绝技，个个百步穿杨。
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曾与顾顺章在中共中央机关共过事，后来她在在苏联疗养院时，以“杜宁”的笔名写了《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文，文中对顾顺章的特点归纳为：
“一是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是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是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是生活浪漫。”
顾顺章领导“红队”，杀死过许多中共党内的叛徒和国民党特务。如1929年11月，他曾带人在上海霞飞路设埋伏，枪杀叛徒白鑫。枪杀白鑫后，特科人员迅速撤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白鑫死后，鉴定法医在他头部发现了四个弹孔，法医判断，白鑫同时中了三枪，三颗子弹从不同的部位打进，而从同一个部位穿出。顾顺章从此声名远扬，“红队”更使敌人闻风丧胆。
因为是工人出身，也因为劳苦功高，在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顾顺章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同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毛委员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足见顾顺章在中共党内地位之高。
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顾顺章日渐骄纵，生活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特科情报科负责人陈赓曾忧虑重重地跟别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陈赓的预言不幸一语成谶！
陈赓
1931年3月，为了加强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派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和沈泽民、陈昌浩从上海去大别山。因张国焘在党内地位重要，中央特派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亲自护送。
顾顺章把护送的细节都布置得很妥帖。三天后，鄂豫皖苏区的交通员到了汉口，接到张国焘和陈昌浩，在沿途交通站一路护送下，顺利到达苏区。
顾顺章在执行这项任务的过程中，机警细致，每个环节都做到万无一失，表现他从事隐蔽工作的高超水平。然而，他也有着致命的弱点。在完成护送张国焘的任务后，他放松了警惕，在汉口滞留游玩了几天。生性风流浪漫的顾顺章竟然勾搭上了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他居然化名“化广奇”，到汉口新市场游艺厅登台表演魔术。
1931年4月24日，曾是顾顺章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在新市场游艺厅发现了正在舞台上大显魔术身手的顾顺章。当晚，“化广奇”被当场逮捕，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当年捕获顾顺章的国民党武汉行营少将侦缉处长蔡孟坚回忆：顾顺章被捕后，非常镇静。明确承认自己的身份，要求蔡孟坚安排他去南京见蒋介石。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安排蔡孟坚护送顾顺章去南京，送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
顾顺章本在中共党内专门负责惩治叛徒，他非常清楚叛变意味着什么，而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于叛变，是因为他自信能借助国民党之力摧毁整个中共中央机关，将周恩来、陈赓等人悉数抓获，从而也为自己解除后顾之忧。
顾顺章是知道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伏有中共人员的，因此告诫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是，蔡孟坚按捺不住兴奋，急于报功，连续发了五封电报，向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调查科和其他有关单位通报了送顾顺章来南京的事情。据说，当顾顺章得知已向南京发报时，跌足长叹：“抓不住周恩来了！”因为接收这几封电报的，正是周恩来安插在徐恩曾身边的谍报员钱壮飞。
钱壮飞于1915年 考入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1919年毕业后留京行医，还教过美术和解剖学，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1925年经内弟介绍，他和夫人张振华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到上海，一时失去组织关系。1928年，他在报上看到无线电训练班招考广告，经考试，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
钱壮飞无意中进入的这个训练班，其实是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他在训练班很快显示出过人才华，又因与特务头子徐恩曾是同乡，徐表示要调他当机要秘书。钱壮飞感到事关重大，马上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李克农，向中共中央请示。周恩来得知后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批准，指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们服务，并决定让李克农、胡底与钱壮飞组成特别党小组，直接归中央特科单线领导。随后经钱壮飞介绍，李克农、胡底也进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三人一并受到徐恩曾重用，身居要害岗位，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
钱壮飞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以自己的机敏能干及难得的廉洁赢得上司器重。不过，狡猾多疑的特务头子徐恩曾虽然欣赏钱壮飞的才华，但处处设防，只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电报收发，而密码本却自己随身携带，机要电报也一直由他自己亲译。
为了搞到徐恩曾的密码本，钱壮飞与李克农商议后设定一计。一次，钱壮飞陪徐恩曾到上海，他乘这个色鬼进歌舞厅换衣服之时，把密码本快速拿出，由守在外面的特科同志迅速拍照后，再迅速送回到徐恩曾的兜内。自此之后，钱壮飞从报务员那里接到电报，对估计有价值的都由自己开封先译，然后再原样封好上送。同时，这份密码也被抄送到中央军委和苏区红军那里。国民党几次大“围剿”的计划刚刚制定，尚未下发作战部队，其全部内容就已被破译，并被送到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及苏区军事负责人毛主席、朱德的案头。
钱壮飞
顾顺章在被押往南京的路上，正值周末，恰逢徐恩曾从南京回上海。值班中的钱壮飞接到蔡孟坚连续发来的五封电报，用密码本将其全部译出，由此获悉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他大为震惊。幸亏顾顺章从汉口乘船到南京要两天时间，这个时间差给钱壮飞留下了向上海中共中央通报的时机。考虑到自己不便马上离开，钱壮飞让女婿乘夜车赶往上海报警。他自己也于周一乘车离开南京赴上海。
星期天一早，李克农得到消息后，立刻通过陈赓找到周恩来。此后的两天两夜，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立刻采取紧急行动，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立即全部转移。
蔡孟坚将顾顺章押送到南京中山路305号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处。顾顺章一见门牌，说这里是共党驻南京的秘密接头地点，才说出钱壮飞。徐恩曾得知钱壮飞是共产党后，如同五雷轰顶。他赶紧布置特务到上海抓人，但是晚了一步，等国民党特务上门，上海中共中央各机关早已转移，人去楼空。
靠钱壮飞的情报，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逃过一劫。但是在顾顺章和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下，上海中央机关处于十分危险的局面。周恩来、王明等领导人经常变换居住地，并与外界基本断绝了联系。之所以如此被动，主要因为顾顺章破坏了特科，使中央失去了保护伞。顾顺章曾说：“共产党特务工作的破产，影响共产党的组织上受了很大的损失。因为他们过去几年全依赖特务工作而生活，无形中特务工作变成了一个保险机关。大家都依赖这个东西，甚至一般稍负责的同志走一条路，也要先问问特务工作者。所以特务工作一旦破产，他们就失去了保障，而致全局出现了动摇的现象。”
由于顾顺章的出卖，中央特科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杨登瀛（鲍君甫）被捕，董健吾牧师也被迫隐蔽。陈赓无法在上海立足，辗转前往鄂豫皖苏区。特科的情报科瘫痪，中共中央失去了情报来源，就不能预先获知国民党特务的动向，犹如人没了耳朵眼睛，只能东躲西藏，躲避搜捕。周恩来当时几天一搬家，一度住在永安里44号（今四川北路1953弄）。周恩来的二伯父一家在1921年至1931年间曾居住在这里，这个住所党内无人知晓，成为周恩来夫妇在最危急时刻启用的隐居地点。王明为躲避敌人的搜捕，躲进上海郊区教会的虹桥疗养院居住，后来嫌不安全，又搬到乡间寺院隐居。
尽管顾顺章没有捉住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但还是对上海中央机关造成很大的破坏。毕竟，顾顺章知道得太多。许多基层的交通线、联络员，是他亲手建立和安置的，这些周恩来不可能都知道，即便都知道，也来不及一一通知。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就全部被捕杀。其时的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在顾顺章的叛变后，中共中央决定送他去江西苏区，但他临行前却不顾周恩来们的告诫，偷偷去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终于落入深知他的习性的顾顺章安排的人之手。
顾顺章的叛变，对于远在江西苏区指挥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艰苦作战的毛主席而言，最直接的损失是，失去了两位曾经肝胆相照的革命战友——一位是蔡和森，一位是恽代英。
蔡和森
早在1913年，蔡和森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结识了毛主席，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27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蔡和森本也向中央要求随同毛主席回湖南。可刚跨上从武汉开往长沙的轮船，就被中央召回派到北方局做恢复北方党的地下工作。尔后，蔡和森先后两次赴莫斯科。
1931年春，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国，得知毛主席在瑞金建立了武装，开辟了苏区，心向往之，立即向中央申请，要求到瑞金中央苏区去搞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
然而，由于当时广东党的组织遭到全面破坏，中央决定派他以中央代表身份到香港去领导南方局的工作，以挽回大局。蔡和森以党的利益为重，服从了组织安排。
就在这次赴港不久，蔡和森即被叛徒顾顺章所出卖。
当时蔡和森在香港秘密活动。而与蔡和森比较熟悉的顾顺章，奉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之令也秘密窜到香港，侦察蔡和森的行踪。
1931年6月10日中午，蔡和森冒险去香港海员工会参加一次紧急会议，临行时，他抱着4岁的女儿亲了亲，然后对爱人说：“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到时没有回来，那就是出事了。”
果然，就在这次会议上，蔡和森被混入会场的叛徒顾顺章认出，当即遭到特务的逮捕。蔡和森被捕后，中共党组织立刻派人进行营救，但他很快被引渡到广州。此后，国民党特务对蔡和森施用了各种酷刑，企图逼迫他说出组织秘密。
蔡和森大义凛然，横眉冷对敌人，没有吐露半个字，最后被打得血肉模糊。敌人的残酷折磨，没有摧垮蔡和森的钢铁般意志；他们想公开审讯，又害怕社会舆论的指责。于是，他们决定把蔡和森残忍杀害。
是年初冬的一天，凶恶的敌人把蔡和森拉到监狱的墙边站着，在他面前摆上几颗大铁钉，对他进行最后的威胁。蔡和森巍然挺立，威武不屈。敌人咆哮着，将他的手脚拉开，用铁钉把他钉在墙上。他痛得昏死过去，仍一声不吭。黔驴技穷的敌人毫无办法，便用刺刀一点一点地将他的肉割下来，最后一刀戳进了他的胸膛……
毛主席的同窗挚友和亲密战友蔡和森，就这样壮烈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年仅36岁。
蔡和森壮烈牺牲后，毛主席非常难过，他曾在一次谈话中十分悲痛地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和出卖，除蔡和森外，毛主席失去的另外一位革命挚友，就是被誉为“中国青年的领袖和导师”的恽代英。
早在1917年10月，恽代英在武昌创立了进步团体“互助社”。没过多久，毛泽东在长沙也创立了一个进步团体“新民学会”。由此，他们之间开始了书信往来，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斗争中相互鼓励，相互学习。
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毛泽东和恽代英之间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湘江评论》创刊后，毛泽东将刊物寄给恽代英，请为代售。恽代英通过互助社兴办的书刊贩卖部，使毛泽东所写的《创刊宣言》和《民众大联合》等文章在武汉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
1919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驱张（敬尧）运动。毛泽东亲自主持赴京代表团，于12月6日由长沙赴北京沿途作驱张宣传。12月8日毛泽东抵达武汉后立即前往恽代英处，这是这两位神交已久的青年才俊的首次会面，但他们一见如故，共同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共同筹划武汉地区的驱张活动。通过这场驱张运动，两位神交已久的有志青年从相识相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此后的革命征程中，二人互相激励，互相支持。
1929年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闽西进军，先后开辟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春，恽代英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闽西苏区视察、指导工作。他通过大量事实充分证明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且也是行之有效的。
恽代英回沪后，立即写就了《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两篇文章，并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红旗》第83期和第87期上。文章热情讴歌了闽西农民在朱毛红军帮助下的造反成绩，大力支持和拥护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同时也是他对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作出的批评。这一举动在当时实在难能可贵。可见，毛、恽的友谊是建立在高度的政治觉悟基础上的，因而也决定了这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左”倾冒险主义中央对恽代英的闽西苏区之行极为不满，斥责他犯了“调和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将他从中央机关调离，派到沪东担任区委书记，并要他立即搬到闸北，成立沪东区行动委员会，动员工人群众罢工，搞飞行集会，建立工人武装，准备占领上海。恽代英住在贫民窟，身着工人装，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工作。
1930年5月6日下午，恽代英在杨树浦韬朋路附近的老怡和纱厂门前等人联系工作时不幸被捕。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化名叫王作霖。敌人将他押至巡捕房，巡捕三番五次的毒打，他坚不吐实。次日，恽代英被上海公安局引渡，并以共产党嫌疑关押在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他仍然坚持假口供，敌人无可奈何，6月初只好将他转押到漕河泾监狱，不久，以“工人擅自开会有罪”判了他5年徒刑。
1931年2月，恽代英被转押到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关押。监狱非人的生活和疾病的折磨，使他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始终保持旺盛的斗争精神。他经常对难友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说：“对一个革命者来讲，战场固然是考验，而监狱也是一个特殊的战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个特殊战场上，在生死面前，要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写了一本解释党的“十大纲领”的工人读本。他还写下了这样一首气吞山河的《狱中诗》：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恽代英被捕后，周恩来指挥中央特科设法营救，顾顺章在被捕前曾参与过营救活动，就在他即将被提前释放之际，顾顺章叛变了！顾顺章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献上了“投名状”，恬不知耻地指认道：“被关押在南京的王作霖就是恽代英！”
早在黄埔军校，蒋介石就视恽代英为“眼中钉，肉中刺”，于是立即派军法司长王震南到狱中提审恽代英。敌人的威胁与利诱都不能使恽代英屈服。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下达了“立即就地枪决”的手令。
临刑前，恽代英昂首挺胸，环视四周，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向难友们致意，唱起了《国际歌》。走到狱中的菜园地前，恽代英面对狱卒、朝着难友，发表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演说：
“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于帝国主义，较袁世凯有过之无不及，必将自食其恶果……”
刽子手举起了枪，恽代英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其时他年仅36岁。
惊悉战友遇难的毛泽东十分悲痛，他久久地沉浸在怀念战友的哀思之中。
1936年11月，在陕北窑洞中，毛主席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采访快要结束时，斯诺翻了翻采访本问道：
“在你的述说中曾多次谈到恽代英这个人。而我在这几个月的采访中也曾多次听人谈论到他，周恩来就是其中一位。在红军中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的‘甘地’。他重视思想品德的修养，情操高尚，从不追求奢华，过着十分清淡的生活。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则是十分坚定的，而且还似乎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也起了重要作用。不知这样评价是否合适？”
毛泽东神情凝重地点点头：
“你的评价是正确的。恽代英是一个受人敬重的人，他是全国革命青年的领袖，具有很强的理论水平，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宣传鼓动家。他目光远大，政治立场坚定，与我也有着十分深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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