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一生从政时间近四十年,从基层的签书判官开始,直至位极人臣的宰相,撰写的奏章可谓成千上万,而这其中最著名的奏章之一,就是号称“北宋百年第一札”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早在北宋仁宗、英宗两朝,王安石的文章和才学就已经在士大夫中普遍流传开来,可谓众望所归,神宗赵顼还在东宫作太子时,就从身边的士大夫口中了解到王安石的作为,对王安石的革新抱负颇为赞同。
王安石像
宋神宗登基后,就很快召见当时居丧在家的王安石,几个月后又任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向他征询朝廷大政。
神宗第一次召见王安石,就提出朝政应以何者为先,王安石回答是“择术为先”,力劝神宗“当法尧舜”,“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提出了“法先王之政”的主张。
在召对时,神宗提出了本朝何以百年太平无事的问题,希望王安石能够清楚阐释宋朝的历代政治得失,王安石正是为了回答神宗的问题而写了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王安石在文中分析了北宋开国以来的社会形势,指出虽然有“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实,但由于“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以致“民不富”,“国不强”,只是苟安图存,提出“天助之不可常恃”,鼓励神宗积极变法改革。
这篇立论全面,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有力地突出了变革改革的紧迫性,是了解王安石变法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献。
宋神宗充分接受了王安石的建议,次年即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进行变法。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微臣我前次承蒙皇帝陛下问到本朝建国百年而天下没有大乱的缘故。
由于我见识浅陋,竟蒙陛下错爱而向我询问,因为时间急迫,不敢耽搁太久,所以没来得及详细说明就告退了。
我私下向陛下探问这个问题,是天下人的幸福,而我却没有一言片句的贡献,这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因此现在敢于冒昧上书,粗略地谈谈我的见解。
太祖具备极高的智慧和独到的见解,完全了解人事的真伪,指挥部下,分派任务,都能充分发挥他们个人的才干。
政策的设定变更,必须符合实际。
因此,太祖能够统御将帅,整顿训练士兵,对外能抵抗外族的入侵,对内统治整个中原地区。于是废除繁重的赋税,禁止残酷的刑罚,废黜强大专横的藩镇割据势力,惩办贪污残酷的官吏。
太祖亲自做到简朴勤俭,为天下先。他在制订政策、发布政令的时候,一切以安定便利老百姓为目的。
太宗以聪明威武来继承帝业,真宗以谦逊仁爱保持了政权,直至仁宗、英宗,都没有什么失德的地方,这就是本朝开国百年而天下太平无事的缘故。
仁宗在位时间最长,我当时曾在他身边担任官职。一切政策法令,自始至终都为我亲眼目睹,我试为陛下讲述一二,请求陛下仔细挑选其中可取之处,作为今天的借鉴。
仁宗作为君主,对上敬畏天意,对下敬畏人言,宽和仁爱,谦恭俭朴,全出自本性,而且忠诚宽恕,诚实厚道,始终如一。
仁宗没有随便征发过一次劳役,也没有随意杀害过一个人。审理案件尽量让犯人能够活命,而特别厌恶官吏对老百姓摧残骚扰。
宁肯自己受委屈,送钱财给辽朝和西夏,也不忍心发动对辽、西夏的战争。
当时大臣贵戚,左右亲信,没有谁敢强横犯法,刑罚公平合理,奖赏优厚而守信;重用谏官、御史,听取各方意见,了解各方实情,因而不会被片面的谗言所蒙蔽;依靠众多大臣来了解情况,选拔贤者,疏远小人,同时又用相坐的法令来督核荐举。
从各路监司到北方州县官,都不敢暴虐残酷,擅自征调徭役赋税而损害百姓利益。自西夏向朝廷归服之后,外族不再发生大的事端。边界附近的人民,不再因战事而死,内地的百姓,也能够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一直到现在。
这些都是仁宗皇帝不随便征发一次徭役,不随便杀一个人,审理案件想法保全犯人的生命而特别厌恶残暴的官吏,宁肯自己受委屈,送钱财给辽朝和西夏,也不忍心发动对辽朝、西夏的战争的缘故。
当时大臣贵戚,左右亲信,没有谁敢强横犯法,甚至比一般百姓还要谨慎自重。这是刑罚公正合理所造成的效果。招募天下勇敢强悍、蛮横狡诈的人来参军当兵,数量将近百万,没有良将来统领指挥他们,而阴谋叛变的人总是很快就败露。
集中天下的财物,虽然也有文书簿记,但只委派小吏管理府库,并没有能干的官吏去检查考核,而贪污盗窃的人总是很快被揭发。遇上灾荒年月,道路上到处都是流亡的饥民,饿死的人尸体一个挨着一个,而偷盗抢劫的人总是很快被抓到。
这正是奖赏优厚而守信的结果。大臣贵戚,左右近臣,没有谁敢于大肆作威作福、到处接受贿赂,一旦有奸邪的事情发生,随即有人上报;贪婪狡猾的人,虽偶尔会被信用,但未曾能得久。这就是任用谏官御史,听取各方意见,了解各方实情,不会被片面的谗言所蒙蔽的效果。
从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提拔任用,虽然做不到全部称职,但当时称得上有才干的人,很少被埋没而不被任用。这就是依靠众多大臣来了解情况,选拔贤者,疏远小人,同时又用相坐的法令来督核荐举的效果。
仁宗去世那天,天下的人都痛哭流涕,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这就是仁宗宽和仁爱,谦恭俭朴,全出自本性,而且忠诚宽恕,诚实厚道,始终如一的效果。
然而本朝历代承继着不好的习俗和流弊,却没有亲友和群臣议论过。皇帝早晚相处的只不过是宦官和宫女们,出来处理政事,接触到的也不过是朝廷各部门的琐碎事务,不曾象古代大有作为的皇帝那样,和学士、大夫们讨论先王的法度,并拿来在天下实施。
一切都听任自然,不作主观努力,事情的名义和实际是否相符,也不去考察了解。君子不是不被看重,但小人往往也能混杂其中谋取官位,正论不是不被容纳,但邪说有时也加以采用。
用写作诗赋、背诵经籍来选拔天下的读书人,却没有利用学校培养人才的制度。用科举名禄、资历来排列朝廷官位的高低,却没有正规考核官吏的办法。
监司没有负责检查的人,守将不是严加挑选的人。官员变动频繁,既难于考核成绩,又使不务实事、夸夸其谈的人,以次充好,冒充进去。交结私情、追求名望的人往往都成为高官,不依仗私人关系、忠于职守的人却受到排斥压抑。
所以从上到下都偷安懒惰,只求得到宽容而已。虽然有能干的人在位,也没有和庸才差别到什么地步。农民受徭役拖累而穷困,却不曾见政府有特别的救济扶恤,又不设立专官去兴修农田水利。
军队的士兵掺杂了许多老弱无用的人,却不曾加以整顿训练;又不选派得力的将领,而听任军队将领长久统率部队驻守边疆。
禁军招募了不少兵痞无赖,而不改变五代以来对军队纵容笼络的习俗。宗室不加以教育、汰选,全不合先王的用人原则。至于管理国家财政,大都没有法度,所以皇上虽然勤俭节约,而人民并不富足,皇上虽然对国事担心操劳,而国家并不强盛。
幸亏不是外敌兴盛猖獗的时候,又没有尧汤时代水旱持久的灾难,所以天下太平无事,超过了一百年。虽说这是依靠人为,也是上天佑助的结果。
本朝先帝几代相传,对上敬畏天意,对下敬畏人言,宽和仁爱,谦恭俭朴,忠诚宽恕,诚实厚道,这正是他们能得到上天佑助的原因。
陛下具有极圣明的素质,继承祖宗未完成的功业,晓得上天的佑助是不可经常依赖的,人事是不可长此有始无终,那么大有作为的时机,正是今天。我不敢随便放弃臣子将明之义,不敢因为怕触犯皇帝的忌讳就不直言上谏。
恭请皇上恕罪,考虑我的意见,那就是天下人的幸福。妥当与否,请皇上裁处。
然而,这篇被称为北宋百年来第一扎,却没有任何具体措施,通篇都是赞扬的词句,即使发现了一些问题,却没有提出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