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20日清晨，日本沿海城市长崎，市民起床后发现门前地上到处是传单，紧接着许多日本人手中都有一份或几份彩色传单。

“是哪里来的？是支那空军光顾了吧？”

“是先礼后兵吧？说不定哪天炸弹就会落到头上，那就太危险了……”

与此同时，九州岛的福岗市，北九州岛市也有大量的中国传单被发现。

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连续几天，日本首相近卫召集内阁成员通宵达旦地举行会议。中国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令日本政府内阁成员感到担忧，日本政府第一次害怕中国政府可能会转派飞机来轰炸日本本土，日本民众该如何应对呢？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叫喊着：“既然中国空军已经开始调动，你们这些地方长官就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让当地民众防范空战轰炸。”当时有不少内阁成员认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罢了，中国那点空军也能飞到日本？

中国轰炸机

然而，中国空军真的来了。

全世界人都知道，就在5个月前，在那场惨绝人寰南京大屠杀中，有三十多万中国军民惨死在日本法西斯的屠刀下！

假如这次中国飞机从天而降的不是传单而是炸弹！自吹本土防卫“固若金汤”的日本将会怎样？

如临大敌的日本政府恼羞中深受震慑，被唤醒良知的日本百姓深受感动，是非自有明鉴。唯有全世界善良的人们为中国政府的伟大壮举而动容，中国不愧是古老文明的泱泱大国，面对残暴的敌人竟如此大度，对敌国的人民竟如此仁义。

中国空军抛洒的“纸炸弹”的内容是这样的：

《告日本国民书》

（一）

我们大中华民国的空军，现在飞到贵国上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使命，是向日本国民，说明贵国的军阀，在中国全领土上作着怎样的罪恶。

日本兄弟，在诸位之中，有开始反对战争，理想着正义和平的人，也有为军阀的宣传所欺骗而讴歌战争的人；但，不管是哪一种人，想来一定都因贵国的言论被统治，要了解时局的真相是困难的。所以，试作以下的说明，希望诸位详加考虑。

中华民国空军将士

中日人民亲善同盟

（二）

日本国民诸君：

老早从昭和六年，贵国军阀就这样对人民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只要满洲到手，就民富国强。”可是，占领满洲，而今已七年。在这七年之间，除了军部的巨头做了大官，成了暴发户以外，日本人民得到什么呢?只有沉重的捐税，昂贵的物价，贫困与饥饿、疾病和死亡罢了。

中华民国全国民众

《告日本工人书》

诸君，等着等着，解放是不会自己来的，现在正是人民争回自由的时候。你们掌握着生产，掌握着日本军阀之心脏的工人兄弟！觉醒诸君伟大的力量吧！诸君掌握着东洋的命运，打倒日本军阀，为解除两国人民的苦痛，以同盟罢工来战斗吧！

中华民国总工会

早在1938年3月3日，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决定了一个特殊的、高度机密的军事行动。当时只有美国制造的“马丁B-10”轰炸机能胜任这个远征计划。

经过缜密的部署，最后决定由中国空军新编的“神鹰中队”的中队长徐焕升上尉（当时担任蒋介石座机驾驶员）来执行这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东征任务。

徐焕升

当航委会主任钱大钧把这任务交给徐焕升时，徐焕升毫不迟疑地接下了这一“高度机密”的特殊任务，他表示：“身为革命军人，任何危险都该义不容辞，把自己贡献给国家。”

钱大钧

曾在苏联学习飞行的徐焕升与美籍飞行员接触交往中，逐渐建立互信和友谊，在取得“马丁机”的相关资料后，在一次预设的空袭警报中，我方命美籍飞行员将这几架“马丁”轰炸机疏散到成都凤凰山机场。待美籍飞行员离开飞机后，徐焕升立刻下令禁止任何人接近飞机，并卸下飞机上的存油，把轰炸机的炸弹舱改装成大油箱。

第2天，当美籍飞行员返回机场后，徐焕升并用书面形式向他们宣布，他已被任命为第14队队长，奉命接管“马丁”轰炸机，并阐明我方接收飞机的依据和决心。这个历史性的文件，由当时美籍飞行员林海奇宾所收藏，如今保存在美国圣地亚哥航空博物馆内。

徐焕升把自己在苏联学到的高空长途飞行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他亲自挑选的优秀飞航人员，并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高空飞行和陆空联络等准备工作。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飞行员只能目视飞行，导航员发现地面目标。因此，必须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执行计划，而长江流域正值“五月梅始黄”的多雨季节。我方又缺乏日本本土的气象资料，只能逐日抄录东亚各地气象报告进行分析推测。由于短期内难有好天气，加之武汉战局日趋紧张，为此徐焕升他们就飞赴前进基地宁波，凭靠长期在海上飞行的经验，直接观察和推测东海洋面的气候变化。最后决定：5月19日实施远征任务。

当徐焕升与战友们飞抵武汉后，时任航空委员会会长的宋美龄亲自在南湖机场点名，向队员们昭示：“死有重于泰山轻如鸿毛之别，为国牺牲是光荣的，无论成功成仁，决不辜负你们。”

徐焕升与队友们抱定：我死则国生的精神，各自留下遗嘱，誓以最大努力完成这史无前例的远征任务。这期间，几多气壮山河的空战，几多慷慨悲讴的英杰！然而，大任在肩，空军第14中队中队长的徐焕升从未中断过全天候模拟训练。徐焕升驾长机“1403”号，他的“1404”号僚机驾驶员为佟彦博，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高才生，曾担任蒋介石委员长座机驾驶员。

参加高度紧张和保密训练的机组人员还有徐光斗、雷天春、蒋绍禹、刘荣光、吴积冲、苏光华(1938年5月21日中央社公布的队员为“蒋绍禹、苏光华、安锡九、梅元白等八氏”)。

出征的日子一天天临近！

为了确保在这次行动中与最高统帅部的随时联系，“马丁B－10”式重型轰炸机上新安装的无线电定向仪、短波发报机正在调试，徐焕升一连几个昼夜未见到新婚不久的娇妻了。他身为队长，不敢有丝毫疏忽与懈怠！

5月19日 下午3时23分，两架美制“马丁B10”重型轰炸机(这种机型有两台775马力发动机，最大时速343公里，航程900公里，配备3挺重型机枪，可携带1025公斤炸弹)装载上百万份特殊“武器”从汉口机场秘密起飞，两小时后，抵达宁波栎社机场。

23时48分，两架飞机再次起飞，横跨东海，向东北方向驰去。

5月20日零时12分，飞机抵定海上空，突遭日舰高射炮射击。黑夜中的一连串的曳光弹在空中犹如礼花，徐焕升额上沁出汗，他紧握方向盘，手掌里湿漉漉的。

出发前，他曾向最高统帅部拍发电报，向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发誓“以最大之努力，完成此项非常之使命”。

因夜色与云层掩护，幸未击中。不过尽管属日军盲目射击，仍使机上人员吃惊不小。

飞机在黑暗中行驶着。徐焕升计算了一下航程后，向地面电台报告飞行情况。这时，他忽然想到内衣口袋里妻子的信，是这样写的：

升哥：自你离我去后，我的心情很是镇定，我很高兴，毫无半点哀愁。因为我自信知道你一定是得胜归来的。也因了这个缘故，我也未去想到一些令人悲哀的事。我盼你早去早归，我这里天天的为你祷求，祝你胜利，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胜利。最后我还告诉你，请你安心和鬼子去血战，家中之事，我自会料理。我是你的妻，一切当然使你满意。信任我，我爱你终久如一的，无异一直到我死。你临别时信上叮嘱我的几句话，我都谨记着，我更给你一个安心的答复；不论生死存亡，你的妻终是遵照你的意思，你应当满意的去工作。胜利归来，这就是我最大希望！祝你成功，平安！

妻氏谨上五月十二日

徐焕升心潮澎湃，豪情万丈。他默默地念道：妻呵，请你为我祝福，保佑我完成任务！

5月20日2时40分，在3500米高空之下，就是日本长崎。

如今的长崎

这座在世界战争史上有着显赫地位的日本九州西岸的港口城市，是日本全国造船业的中心。炮舰、巡洋舰、驱逐舰、乃至航空母舰多出自这里。长崎的产业工人也是日本最多的集中区之一。

徐焕升下达了投“弹”命令。

两架“马丁B－10”重型轰炸机发出狮吼般地啸声，炸弹舱打开，炸弹架开锁——纷纷扬扬如同雪片般的“炸弹”，铺天盖地地撒向正在警报嘶鸣着的长崎！

一场震撼日本的无声空袭。

一次特殊意义的纸弹轰炸。

上百万份彩色传单依次撒向长崎、福冈以及久留米、佐贺等九州城市的上空。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当年这次震撼全世界的人道远征吧。

5月19日，徐焕升亲自驾驶长机，与他同机的是航校第4期的苏光辉，领航员刘荣光和通讯员吴积冲；僚机由副中队长佟彦博（航校第3期）驾驶，同机的副驾驶员是航校第4期的蒋绍禹，领航员雷天春和通讯员陈光斗。另外还有一架H3型轰炸机，由安锡九和陈衣凡担任后勤支援任务。

为了保密，勇士们起飞时，地面上没有人送行。当天下午15时23分，两架“马丁”的B-10机自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两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宁波机场补足燃油。5月20日，凌晨2时45分，如入无人之境的“马丁”，飞抵日本长崎5000米上空时，徐焕升还向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高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之荣幸，并誓各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事后，这份显示各位东征勇士决心的悲壮电文，曾刊登于全国各大报纸上，使得全国军民抗战信心大振。）

随后，勇士们打开炸弹仓，“纸弹”雪片似的飞向地面，然后“马丁”又飞往福冈，再次将传单撒下。在撒下一百多万张传单后，日本防空部门似乎有所察觉，立即实行灯火管制，地面一片漆黑，高炮也猛烈开火，但“马丁”在英雄的操纵下，毫发无损地飞离了日本领空。5时23分，双机编队顺利飞到公海。8时48分，僚机佟彦博在江西玉山机场降落，长机徐焕升于9时24分在南昌降落。两架飞机在机场加油后再次起飞，于11时13分在武汉上空会合后，安全降落汉口王家墩机场。

当披挂着灿烂阳光的两架“马丁B－10”轰炸机降落在汉口机场时，军乐队奏响凯旋曲，数千人的欢迎队伍掌声如潮。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陈绍禹、吴玉章、罗炳辉等亲自到机场迎接英雄凯旋归来。兴高采烈地同东征英雄们热烈握手、问候，少女们向徐焕升、佟彦博和他们的助手献上鲜花。

徐焕升与迎接他凯旋归来的孔祥熙何应钦等国民党大员合影

5月22日，中共代表周恩来、陈绍禹、八路军代表吴玉章、罗炳辉专门前往空军司令部慰劳了远征日本的空军勇士，周恩来亲手将一面绣着“德威并用，智勇双全”的巨幅锦旗献给机长徐焕升；吴玉章代表八路军，将绣着“气吞三岛，威震九州”的锦旗献给佟彦博；并与徐焕升和佟彦博合影留念。

在献旗仪式之后，周恩来致词：“我国的空军，确是个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厚，而能建树了如此多的伟大成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

周恩来献来锦旗

在我飞机投放的照明弹下，被轰炸的几个城市和它的居民们从梦中惊醒，承受了投向日本国民乃至其天皇心灵的炸弹。

据史料载，在那次决策派空军远征的最高军事会议上，曾有人主张“以牙还牙”，携炸弹轰炸日本本土，继而投“纸弹”之议渐占上风，并终于达成礼仪之邦有别于法西斯滥杀无事之伟举。

这批针对不同对象的传单，共6种，总数达120万份。对于地震频繁、内外交困的日本，无论是大本营的军政首脑，还是底层的国民，无疑成了心理上的恐惧与巨大震撼！

5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改组。主张“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杉山陆军大臣和广田外务大臣退出内阁。主张不扩大中日战争的板垣征四郎被任命为陆军大臣，前朝鲜总督宇垣一郎为外交大臣，完成了继续与国民政府恢复和谈的体制。

对于20日的“纸弹轰炸”，一向实行新闻封锁的日本政府不得不向国民有个交代。据东京《日日新闻》载：“20日晨，有神秘之飞机一架或数架，出现于该城上空，散发反战传单及小册子。警察搜集此类传单，达五六百张，内容均极端反日，警察当局细察飞机航程后，断定此为华机。”

中国政府人道远征的胜利，震惊了世界。世界各大媒体纷纷对中国政府的壮举进行报道。英国《新闻纪事报》20日有一篇叫《胜于炸弹》的文章，文中称中国飞机飞往日本散发传单，“唤醒日本人民推翻军阀，此事意义极为重大，且也饶有趣味。凡不利于政府及其政策之新闻，一概禁止报纸揭载，此为日政府国策之一。惟如所有新闻俱能自空中掷下，则日政府伎俩也就穷了。”

英国《华盛顿邮报》评论道：“中国空军报复日机之轰炸，为散布传单。这与日本之文明相较，实令日本置身无地。”

苏联《莫斯科新闻》也发表热情洋溢盛赞中国空军的文章。 中国“纸弹之役”轰动世界！

这次所散发的传单内容，是由郭沫若担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撰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徐焕升的大幅照片出现在美国发行世界的《生活》杂志上。这期杂志同时刊登了闻名世界的12名空军英雄的照片，在中国飞行员徐焕升照片下还有一则特别的注明：徐焕升是先于美国杜立德少将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1942年4月，美军为洗雪日军偷袭珍珠港之耻辱，派“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秘密驶往日本。28日，美空军少将杜立德率轰炸机队突袭日本东京、横滨、名古屋和神户诸城大获成功。杜立德被视为美国的民族英雄，但早于杜立德“空袭”日本本土的人则为徐焕升。

中国空军东征日本的“人道轰炸”，令号称大帝国的日本政府在世界上丢尽了脸面，他们决定对中国进行报复。

5月31日，日军54架飞机猖狂飞抵武汉近空，早有防范的中苏空军奋勇迎敌，将日歼击机及其掩护下的重型轰炸机拦截于城外。敌机群见势不妙，调头逃窜。中苏歼击机乘势追击，敌机方寸进乱，30分钟追逐交火，敌机14架被击落，我方损失两架。

至此，日机有相当一段日子未敢进犯武汉。

“二一八”、“三二九”、“五三一”，中国空军三战三捷，令世界刮目相看。

1938年6月23日，苏联《真理报》发表《论中国空军战斗传绩》一文，评述华机历次与日空战之显著胜利。该报称：

自战争开始以来，日空军即宣扬，仅恃其飞机，即足以打击敌人。但此种夸耀，全属空谈。反之，中国机师完成之英勇事业，却为众所周知。日机师无勇气跳降落伞，日人一般的也不注意跳伞运动，显然此系因为彼等需要镇静、忍耐、自持、勇敢。但自对华作战以来，日机师在此事上所表现者，均证明不够。日空军近增加新机师——兵士甚多，此辈皆自“靠不住分子”中找出，草草训练而成。因此日空军战斗能力无疑的比较低下。

……论及中国空军，彼等英勇胆识可谓与日俱增。华机师已引起全世界注意。其轰炸机伟绩，亦甚显著。中国空军机师与其人民保持坚决而密切关系，彼等深知为何而战，因而遂能在战斗中具有不屈不挠的志愿，以无限勇敢与胆量，为最后胜利而奋斗，日人终莫可如何……

与此相反，日本当局却屡屡发表讲话，竭力否认其败绩。

《新华日报》针对日侵沪海军发言人发表之消息，于6月5日发表《我空军当局斥敌军造谣》之文：记者因驻沪之敌海军发言人屡次发表消息，否认日本海军飞机历次所受之重大损失，特往访我国空军当局。

据云，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截至5月底，日本飞机之被我在空中及地面击毁者为648架。空军人员之伤亡者1064名，俘虏27名。敌军部为欺骗其民众，并欺骗全世界起见，对于每次窜袭中遭受之惨重损失，完全将事实隐匿，另构虚伪消息向外发表。如4月29日空袭武汉之海军飞机，被我击落为21架，我方损坏者仅4架。

而敌方所发表之虚伪宣传，称我机损失52架，敌机损失仅两架。5月31日武汉及湖口空战之结果，敌机被我击落者为14架，我机损失两架。而日本海军发言人则称击落我机20架，敌机仅有一架失踪。此种欺人消息，因为其一贯惯技，也为世界周知之事实。至于日本海军飞行员，从不携带保险伞出发，更与事实相反。最近两次武汉空战中，均有敌飞行员跳伞降落。如4月29日跳伞跌毙之高桥宪一兵曹，5月31日之高原野田兵曹，并有虏获之保险伞多具，可资证明。

在坠落之飞机中，亦从未发现“切腹”所用之利刃。反之，女人之照片及情书，少妇所穿之“草履”以及据云可以护身免死之“千女缝”、“御守护身符”、钢盔等物则时有发现。其坠地之尸体及被俘之敌飞行员，也从未发现有剖腹之形迹及意图。反之，跳伞降落之飞行员每于空中摇手乞降，或屈膝于地上以求保全其生命，日本所自夸之武士道精神，实从未见诸日本之任何“战士”。兹再述一点，更足证明敌方之虚伪。5月31日天气晴朗，为吾人共知之事实，而敌方反谓武汉天气恶劣，不能视察，此其欺人之谈，可以事实证明也。最后该发言人并称，此项足资证明日本虚伪宣传之战利品，不久即将公开展览，则事实之真相当益可明了也。

中国人自古信奉“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历来讲仁义重气节，宽猛相济。八年抗战中，面对日寇的种种暴虐行为，中国人民总是以德为重，以德为厚。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美军对日本本土即将展开最后大轰炸的时候，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来到盟军指挥部，向盟军指挥官提出保护日本京都和奈良两座古城的建筑。梁思成的建议令美国朋友十分讶异，一位祖国遭到侵略，同胞受尽苦难的学者，为什么要去保护敌国古城？难道还有什么比为国雪耻，为民族报仇更重要

梁思成严肃地向美国友人说：“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恨不得炸沉日本，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像奈良的唐召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梁思成的这个建议，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足足早了三十多年。）梁思成宽阔的胸襟，超越国界的真知灼见感动了在场的每个人。美国盟军的红笔终于没有给地图上的古城画圈，在美国飞机铺天盖地的轰炸中，奈良、京都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幸免于难，古城内的宫殿、古寺、古塔等古老建筑，在战火之中毫无损伤。

如今，京都樱花娇艳烂漫，奈良古钟声声洪亮，不知道日本政府是否知恩，如果没有中国人梁思成，古城能有今天吗？

1940年，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的“百团大战”中，17岁的八路军战士杨仲山，从炮火中救出两个日本小姑娘。聂荣臻将军看到这两个孩子后，马上叫来看护人员，让她们好好照看孩子，命令部下从村里找来妇女，给襁褓里的孩子喂奶。聂荣臻将军给大一点的女孩吃梨，可小女孩不肯吃，他就亲自用清水洗净后给她，女孩接过来吃得津津有味。

小女孩觉得这位伯伯很可亲，就用小手紧紧地拽着聂将军的裤子不放，走到哪里跟到哪里。聂将军非常想收养这两个孤女，但这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呀！为了让两名幼女回到家乡，派人用箩筐轮流挑着她们，行程170公里，直到安全送到日军驻地。聂荣臻将军亲笔修书，让护送的战士带给日本官兵，信中写道，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孩子是无辜的，所以中国人民不会与日本人民为敌。

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

中日恢复外交关系后，1980年5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这个故事，日本媒体对聂将军在40年后还惦记日本小姐妹十分感动，经过多方寻找，很快在日本宫崎县找到当年两个女孩中的姐姐美穗子。应中日友协的盛情邀请，1980年7月14日，年过八旬的聂荣臻元帅在北京接见了美穗子一家。

聂帅与美穗子在40年后重逢，美穗子如同见到阔别多年的亲人，激动得哭着感谢聂帅当年的救命之恩。

聂帅表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讲人道主义的光荣传统，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没有理由不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