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随着中央红军攻克贵州北部重镇遵义，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也挽救了中国革命。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与遵义会议有很大的关系，正是他的支持，毛主席才取得了领导地位，这个人就是王稼祥。

后来，毛主席常说：

“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王稼祥的故事。

1906年8月15日，王稼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王稼祥从小接受了系统的文化教育，曾就读于安徽芜湖圣雅阁中学与上海大学附中部。

求学期间，王稼祥广泛阅读进步书刊与报纸，并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好友，在他们的影响下，王稼祥接触到一种新的思想，名为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新思想的指引下，王稼祥逐渐投入到共产主义的怀抱。

1925年冬，王稼祥被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在学习期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我党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听闻国内革命形势有了蓬勃发展，王稼祥决定回到祖国，与同志们一同战斗。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稼祥申请到根据地工作，恰好根据地急需干部，中央便派出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三人，一起前往江西瑞金。

在江西宁都县，王稼祥等三人参加了在青塘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毛泽东，会议期间，王稼祥凑到毛泽东跟前说：

“泽东同志，我刚从白区来，很多情况不了解，对打仗更是外行，听了你们的发言，深受启发。会后我再向你专门请教，可以吗？”

毛泽东对这位中央派下来的代表也非常友好，回道：

“自己同志，莫客气，我也正想向你请教呢。”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依据临时中央的错误指示，全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有人提出要毛主席离开前线，到地方做政府工作，王稼祥却站出来对毛主席进行支持，说：

“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毛莫属！”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行至遵义时召开了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上，王稼祥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并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

会议最终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1936年10月，王稼祥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里要强调一下，从1934年到1956年，中央书记处的地位非同一般，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

1943年6月的一个下午，在延安枣园，毛主席对王稼祥说：

“党成立22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是不是请你抽空儿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

王稼祥说：

“好。我完全可以写一篇。”

随后的7月8日，《解放日报》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为标题，发表了王稼祥的文章，正是在这篇文章中，王稼祥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在延安召开，令人没想到的是，因病未能参加会议的王稼祥竟然落选中央委员，对此，毛主席亲自出马做工作，说：

“王稼祥虽然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但他是有功劳的。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经过毛主席的工作，王稼祥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王稼祥递补为中央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转移到外交战线，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并成为首任驻苏联大使，从1951年开始，王稼祥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并在1956年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进入到六十年代，由于国内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王稼祥给中央写信，提出处理中苏、中美关系的意见，没想到却被康生指责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进而受到严重批判。

在康生的“穷追猛打”下，王稼祥失去了在中联部的职务，被迫搬出中南海到南方进行休养。

十年运动开始后，王稼祥受到严重冲击，被隔离审查，并下放到河南信阳，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