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咱们来看一下古代一些富商巨贾家的男婚女嫁真实情况，对比看看薛宝钗和她追求的“金玉良缘”有多不靠谱。

话说古代是封建社会，从周王朝开始讲究的礼法名分，其核心要义就是社会等级。“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礼法的大节秩序不允许乱，犹如天地的位置不能变。

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从春秋时期到清朝，这四民格局没有变，因为中国几千年王朝更迭，但制度不变，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民以食为天，工匠是给农民制造生产工具的。

而商贾不事生产，头脑灵活，经商过程可能会用一些不光彩的、缺德的手段，违背儒家文化儒家文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而且他们钱多了吃得好穿得好，饱暖思不足，容易搞事情。

这就不得不提古代最牛的一个大商人，奇货可居的吕不韦！他连国君都可以随心所欲的换，自己当丞相把持朝政，这还了得？！若是古代人人都学吕不韦跑去经商，土地没人耕种荒芜了，闹饥荒就容易有暴乱，军队也没有军饷，内忧外患岂不坏了？

所以，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统治者就不可能给商贾较高的社会地位，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富不仁”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正统贬低商人的体现。尤其是秦、汉、唐、宋等朝代对商人的打压都是非常厉害的。

什么商贾之家男子“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不准骑马，不准做官，女人不得穿戴“金银锦绣”等都还是小事，唐代开创科举制度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不许商贾家的子孙参加科举入仕才是最要命的打击，这等于是彻底断送了商人家的从政途径，让他们永远也不能和士族相提并论。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在政治上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虽然出现了“八大皇商”、“红顶商人”等等，但也不过是一个虚名，本质上还是朝廷内府的买卖代理人，能以此换取更多的商业便利是真的，至于政治地位可以说微不足道。

在古代“贱商”的大背景下，越是一些富商巨贾，就越需要找权势靠山，否则他们家金山银山一般的财富就就像盆中的水，随时可能倾覆，他们只能依附于当时的朝廷与官员，不断寻求官商结合。

自古财帛动人心嘛，但古代的士大夫阶层接受官商勾结攫取利益，却不代表他们会把商人视作和他们同等地位的人！这些官员对商贾们的态度一直都是：有用则用，无用则弃。

不管是古代商人给官员做门下，做外掌柜捞钱还是赔上丰厚的嫁妆高攀官宦人家联姻，总是容易处于很被动的地位。

官僚也不过是想用这种手段去操控商人，帮他们去赚取更多的金银钱财，让他们继续过浮华奢靡的生活，他们和商人的关系就算是名义上是姻亲，但实际上依然只有奴役和利用，把商人当工具人。而一些和官宦人家联姻的古代商人们，也不会因此就能在和亲家的来往互动中有对等的话语权。

比如官商联姻最为盛行的宋代，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况。

宋代自立国时起，最高统治者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还不算完，还要鼓励那些军功很高的武将们享受奢靡的生活，让他们都吃好的，穿好的，喝最醇的酒，娶最美的妾，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不能享受享受了？由简入奢容易，于是上行下效，都追求富贵享乐。

武将们耽误享乐，文官们不闹幺蛾子，北宋的社会经济日渐繁荣发展。可是问题又来了，都想过奢华的生活，钱从哪儿来呢？偏偏宋代的俸禄十分微薄，支撑生活都难，浪不起来咋办？

宋代的权贵士大夫们想办法搞钱的思路和乡爱里的刘能差不多套路，就是办喜事收礼。

宋代出现了天价彩礼现象，上自宗室高官，下至村氓凡夫，嫁娶先不问阀阅，厚嫁成风，一味求财，要钱才是头一位的。

幸亏此时经过了唐代和五代，门阀势力严格讲究联姻要门当户对、“士商不通婚”的要求不那么严格了，宗室和官僚们又都缺钱，那寒门的士子肯定更缺钱。

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掌握大量财富的商人们机会就来了！花钱买官想要实权很难，更多的商人愿意选择联姻。就出现了许多商人以财买婚，通过与士人和官员们联姻进而跻身上层社会。

中小商人就选择和一些寒门读书人或者乡绅书香世家联姻。

比如很多寒门的秀才、举人的时候穷的叮当响，被乡间富商招为女婿，得到资助，中了进士做了官之后就嫌贫爱富，被榜下捉婿停妻再娶官宦之女，抛妻弃子当陈世美的大有人在。比如《金玉奴帮打薄情郎》的故事，比如《儒林外史》中匡超人抛弃发妻娶高门之女。

当然古代有钱人家和书香门第联姻也有好的，比如《红楼梦》里甄英莲的母亲封氏就是富户之女，甄士隐一看就是书香世家的子弟科举入仕的。

四明望族袁氏就娶过几位当地大财主家的女儿做媳妇，带来丰厚的嫁妆，增加了宗族的财富。比如进士出身，官至礼部侍郎的袁燮，妻子边氏就是四明大财主家的闺女，父辈兄弟几个都是弃文从商，发了大财的。

宋代大儒朱熹曾说过：男女婚姻“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朱熹家祖上就是世代书香官宦人家，他母亲就出身世代经商的半州祝家。

但实际上查一下史料又发现：朱熹的儿女婚嫁都是找的书香门第或者官宦人家，注重文化上的门第对等，所谓“富民”，大约是说这些亲家们家境富裕，但不一定是他的亲家本人从商。

一些大商人并不满足于找一些穷举子，穷秀才，甚至会斥巨资打通门路和宗室皇帝联姻。

开封的茶商陈子城很厉害，“关节至禁中”，把女儿送进了皇宫里，得到当时杨太后的推荐，宋仁宗也很喜欢这姑娘，欲“纳其女为后”，但是老臣们的竭力反对，然后只好把这姑娘送走，立高门世家“真定曹氏”之女为后。

皇帝虽然不好攀，但还有大把的宗室子女。宋代的穷宗室也乐于和富商联姻，甚至成了明码标价的婚姻买卖。甚至有些富商家族中居然一连娶了十几个，甚至三十余哥县主！

这些宋代的富商巨贾们通过付出巨额的钱财，和高官甚至宗室皇族联姻，获取政治庇护、经营特权，或者官职，自家也就成了所谓的“官商”。

这些掌握大量财富的富商们，通过联姻的方式越来越多的渗透到皇官僚系统中，也导致了朝政的腐败和吏治的混乱。宋代几个皇帝多次下旨意整治富商与宗室联姻的现象，就是因为这些穷到卖闺女的宗室大多只有个虚名，连皇帝都嫌他们丢人，这些富商们又能捞到多少好处呢？

不过其中有一位比较厉害，据说苏州暴发的富商朱冲曾与宋朝的宗室通婚，其子朱勔官至宁远军节度使，宋徽宗时期有名的一个大奸臣，他仗着家里权势横行霸道，媚上欺下，大肆搜罗奇山怪石来讨好宋徽宗，是《水浒传》里花石纲事件的原型。就连方腊起义打的都是“诛杀朱勔”的旗号。后来宋钦宗即位之后，朱勔被削官流放，然后斩首处死。

由此可见，不管是中小商人和寒门士子的经济联姻，还是大富豪和官僚宗室的婚姻买卖，因为自家根基不够深厚，哪怕高攀上权贵殷勤，其实都存在很大的风险，相当于是拿着家产赌明天，成功与否根本不在于这些富商钱多钱少，而在于他们想要攀附的亲家是否想利用他们，以及想利用到几时。

这也是为什么商贾子孙不限制科举入仕之后，商人家庭就热衷培养子孙可靠入仕做官，甚至花高价也要捐个官职的原因，无非就是想要摆脱官僚们的控制和剥削。

比如《太平广记》记载：唐朝，荥阳卢氏女子从商，家中富有，儿子崔某在朝廷做官，做到吉州大和县尉之职，娶了世家大族太原王家的女儿，一家子过得挺好的。

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朝，朱元璋为了抑制外戚和官员之间互相利用联姻来左右朝政，因此对皇室婚姻和官员婚姻都是有严格要求，明白的写在《大明律》中。

明朝一些富商巨贾人家的儿女，就算其家族与官府有很深的利益瓜葛，也很少去高攀上真正的权势勋贵人家，甚至根本就不会和官宦士族结亲。

比如明朝内阁首辅张四维，他出身晋商地主家庭，正儿八经考科举，28岁中进士，一步步从翰林院进东宫，从礼部尚书当上大学士，成为内阁首辅。

张四维的家族在晋商中势力十分雄厚的一家，他的父亲和叔叔和族人亲戚中有好几位都是大盐商，运输军粮，而他的舅舅则是明朝兵部尚书、宣大总督王崇古。

那张、王两家这么硬的官商背景和雄厚的综合实力，放在《红楼梦》里不仅能秒了薛宝钗家，而且还能秒了日暮西山的贾府，毕竟张四维作为内阁首辅，朝堂中那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是贾母自愧不如的尚书、宰相上等人家了。

那这两家儿女们的婚姻情况如何呢？是不是得借着“东风”，实现“青云志”，男子们个个求娶公主郡主，女孩们个个嫁给王爷公子呀？并没有！

王崇古的大姐嫁给晋商沈家，二姐嫁盐商，堂妹嫁晋商，都是当地的商贾豪门。王崇古的女儿嫁给了同乡兵部尚书杨博之子。

张四维的外公、姑父、姨夫都是晋商中有名的巨富，三弟、四弟、五弟的岳家都是本地大商人。张四维的两个儿子据说分别娶的是同乡兵部尚书杨博的两个孙女，三个女儿嫁的最高的也不过是文渊阁大学士马自强之子，然后是参政之子，右通政之子。巧合的是马自强的弟弟也是一个晋商。

从王崇古和张四维两家的姻亲关系我们不难看出，虽然他们家族又能经商又做官，做官做到了首辅，经商占据暴利行业，已经成为当地的势要豪族。

但相比靠联姻交换那些京城里根基深厚的权贵世家的权力资源，他们更注重经济上的门第对等，与本地的官商大家族抱团，培养自家的宗族势力，形成一个靠血缘和姻亲结成的一个地域性的利益大联盟。

清朝的大富商们和朝廷官府的关系比明朝来，要在明面上亲密很多，比如顺治亲封的以介休范氏为首的“八大皇商”，好几位都是身家几百上千万的的巨富。

为首的范家不仅运输钱粮，操纵关口贸易，还广开财路，经营内务府盐、茶、丝绸、铜、铁、人参、皮张等多个暴利行业的生意，获得巨额利润，甚至垄断了东北的人参和一些药材贸易，人称“皇家参商”。

虽然范家隶籍内府，但终究和曹寅那种包衣出身的官商不一样。八大皇商作为民间的商业大族，清朝皇帝虽然重用他们但又忌惮，一直压制这些皇商的子孙进入仕途。

范永斗的儿孙中，要属范毓馪最有城府谋略，他在乾隆年间，赔钱出力，和弟弟运送军粮到西征前线，解了燃眉之急，因此得到朝廷表彰，还被写进了《清史稿》。

范毓馪由此被赐正二品太仆寺卿，曾代理过广东提督等较高职务，也是他们范家唯一有资格戴画的高官，弟弟也当上了布政司参政，就他祖父母和父母也都得到了追赠官职诰命。

只可惜范毓馪始终因为富商出身不被重用，雍正在奏折中仍说他是“一介商贾”，因此一生仕途不顺，郁郁而终。他的七个儿子也都有官职或功名在身上。

范家宗族里的子弟们靠文举、武举任职京城和地方商的许多重要官职如总兵、提督、道台、守备、知府等越有三十余人，家里的生意越做越大，尤其是盐业和铜铁生意，可以说是清朝当时商业巨富大家族了。

但是，就是范毓馪有兄弟五个，他本人一生娶了五位妻室，虽无明确记载这些妻室出身，但看她们的姓氏，大概可以推测出，很可能都是当时晋商的巨富人家之女。她们的娘家和范家是为了拓宽稳固商业渠道与人脉才联姻，为了共享商业资源，生意方便双赢而结盟。

实在没听说过介休范家有人跑到京城里找哪个权贵官宦联姻去的，这恐怕不只是清朝满汉联姻的一些限制，更是因为范家做皇商多年，已经能从皇帝手中得到许多特权便利，但也是被皇室宗亲和高官们盘剥的够够的了，实在不想再结一门高攀的婚事，让亲家吸血事小，被皇帝猜疑就不好了。

就连内务府包衣出身，被皇帝亲口唤作“内府仆人”的长芦大皇商、盐商王惠民家，因为与侍卫结亲，与盐政有亲谊，倚财仗势，居奇炫耀而遭到弹劾。

能够像曹寅一样，女儿被皇帝特旨“抬旗，指给郡王当嫡妻的包衣官商，应该是在清代只此一家而已，而且主要也是因为曹寅本就是官，不管是织造、盐政、通政使都是有实权的肥差，而他内府行商只是捎带着帮皇帝把控暴利行业捞钱而已。

再来看看另一位有名的晋商乔致庸家的婚姻情况。

乔致庸富到了什么程度呢，据野史记载他家流动资金就约有千万两，总资产约达数千万两，又据说连清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找他借过钱。

乔致庸有着赏花翎顶戴、资政大夫的二品官衔和分省补用道员的名誉官职以及附贡生的功名。六个儿子也分别担任了二品到七品不等的官职。乔家结交的官员也非常多。

就这份实力和人脉，在当时晋商中也找不出第二家了吧？虽然乔致庸没有女儿，那他的儿子们就都娶了京城权贵高官为妻吗？也并没有。

网上很容易搜到的资料显示：乔致庸的三子，原配妻子是太谷县同知之女，续弦是本县梁村岁贡生候补教谕之女，三女儿嫁到祁县城内晋商巨族何家。

同时期内和乔致庸齐名的另一位大商贾胡雪岩是徽商派，他因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被授予从二品布政使衔，赏穿黄马褂、官帽带二品红色顶戴，因此得名红顶商人。他既为官府采购军火、机器、筹措外资贷款又发展钱庄、当铺、生丝、药局等多个领域的生意。

可以说比起在本地根基深厚，为人处世谦恭低调的乔致庸，白手起家发迹的胡雪岩更加需要官府的关系，也更不避讳被卷入政治的漩涡，尤其是跟左宗棠的依附关系实在太明显了。

那么胡雪岩可是有三子五女，他有没有赔上大笔财富，去高攀一下争取和左宗棠家联姻，或者和左宗棠的亲戚家联姻呢？也并没有！能查到的不是他儿子娶了书香门第的媳妇，就是他女儿嫁给了门当户对的商人……

所以，综上所述，从古代这些大大小小的皇商、官商、富豪家的儿女婚嫁真实情况来看，官商联姻是有的，但未必是他们寻求官府庇护首选方式，也并非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因为各有所图，目的性太强，阶层差异难以双赢，风险太高，一不小心弱势的一方就得不偿失，而门当户对才是所有古代世家望族联姻最稳妥有利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