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30日，向守志赴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时任政委的杜平率领南京军区机关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

从这天开始，向守志正式在南京军区扎下了根，在担任副司令员期间，他主要分管作战工作，到1982年，向守志出任了南京军区司令员后，又推动了另外一项十分关键的工作：

“研究外军活动，推进军事训练改革！”

也就是向守志在南京军区工作期间，南京军区诞生了我军史上首支专业的“蓝军”。

所谓的“蓝军部队”，是指部队在演习过程中，专门用于扮演假想敌的部队，事实上，用于扮演假想敌的部队历史很早，最早能追溯到明代时期，戚继光就在河北蓟县组织过一次16万人的防御鞑靼骑兵的演习，史书中所谓的“客兵”实际上就是“蓝军部队”最早的称呼。

中国最早注意到“蓝军部队”的建设是在70年代初，一次我军派出军事代表团到美国参观访问，曾亲眼见到了美军假想敌部队扮演苏军部队作战的场景，回国后经周总理同意，曾制定过一个代号“741”的绝密项目，并进入实际筹备中，只是阴差阳错之下，并没有实施。

假想敌部队的建设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后，北京军区于1981年曾抽调了28军的一个坦克连，配合该军83师一个步兵连模仿苏军摩步连进行演习，成为我军“蓝军部队”最早的雏形。

向守志在南京军区推动对外军的研究后，也把这项工作当做重中之重。

据向守志回忆：

“我在南京军区工作期间，十分注重部队大力开展研究外军活动，推进军事训练改革。正是在这一时代大潮中，以王聚生为代表的“蓝军司令”和一批研究外军成果应运而生。”

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在向守志的推动下，南京军区就已经开展了“蓝军部队”的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成果，而王聚生显然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王聚生1961年8月入伍，先后任第1军7师20团120迫击炮兵营1连战士、副班长、班长。1970年出任第1军3师（1军7师改编）教导队副队长。

从开始研究外军成果，到正式成为“蓝军”，王聚生花了数年的功夫。

也正如他在向司令员向守志汇报时所说的那样：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胜利寄托在敌人的软弱和愚蠢上。无论是装备和机动性，还是官兵训练和战术手段，敌军总是有许多招数。扮演‘蓝军’只能当老虎，不能当熊猫。”

也正因为抱有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王聚生的名字成为南京军区“凶狠”、“狡猾”的代名词。从七十年代后期，王聚生就开始在各种演习中扮演从排到师的“蓝军指挥官”，而他各种手段层出不穷，也让许多“红军指挥官”大为头痛。

“别的都不怕，就怕王聚生打电话。”

这句话后来成为许多“红军指挥员”的口头禅，因为一打电话，就意味着有其他情况出现。

相反的是，向守志却很欣赏王聚生的能力，欣赏他在演习中“不惜一切手段”将对手逼入绝境。

在向守志回忆中，还有两个特别的例子值得一说。

一次，某师组织反空降演习，王聚生受命担任“蓝军指挥官”，他开动脑筋，不惜一切代价破坏红军的各方面协同。

在演习中，王聚生注意到了红军指挥部与后勤指挥部的薄弱，于是出动了两架“直升机”，对红军指挥部以及后勤进行了“化学袭击”（以催泪瓦斯替代），将两个指挥部的指挥员呛得眼泪直流，直接影响了前线指挥。

还有一次，某营组织正面进攻“敌人”防御阵地，结果碰上了不留情面的“蓝军指挥官”王聚生。

该营趁夜突袭蓝军阵地，结果碰上了王聚生派出的侦查群，结果红军营长还以为是碰到了蓝军警戒阵地，下令三个连往后包抄，王聚生理也不理，直接下令打了“照明弹”，并出动空军对红军“狂轰滥炸”，因该营事先无任何准备，通信失灵，结果三个连在“敌机”轰炸下，折损了三分之一，一直到天亮才成功聚拢部队，狼狈的撤退下来。

“我当指挥员前，对抗演习中“红胜蓝败”几乎成了一个定律。这种情况很快就改变了，全军提出大抓实战化训练，官兵的实战化意识增强。我担任“蓝军”指挥官后，要求部队在对抗中不留情面、不走过场，想方设法打败对手。”

王聚生后来回忆自己当“蓝军司令”时，也曾有很深的感触。

事实上在过去，“演习像演戏，假想敌不像敌人”的情况很多，演习有导演部，演习哪个科目均是有固定的流程，蓝军怎么输，红军怎么赢，时间多长等等，都是有着明确规定的。

在我们故步自封的同时，西方各国的“红军部队”却在快速发展。

世界上第一支正规的假想敌部队，是1966年以色列组建的外国空军模拟大队。

据说在当时，是一名伊拉克的飞行员穆尼尔驾驶着一架米格—21战机叛逃至以色列，而以色列根据这名飞行员和飞机，从空军中抽调精锐，由穆尼尔按照苏军空军训练的方式进行训练，并模仿苏军的空战动作。

该模拟大队后来组成后，成为以色列空军的磨刀石，从一开始的屡败到后来的旗鼓相当，以色列空军的技战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后来在与伊拉克空军对战过程中，以色列空军打出了1:20的战绩。

无独有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亦或是苏联，都很重视假想敌部队的建设，他们把训练当做实战，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实战时反而像训练，以至于不少老兵都感慨，实战的强度还没有他们训练高。

我军的蓝军部队，起源于七十年代初，成型于八十年代初。

1975年6月下旬，南京军区某师就首次运用了蓝军诱导演习。

在向守志的努力下，南京军区涌现出诸如王聚生一样一大批军官，而且在研究外军上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的成果。

1981年8月，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以“蓝军司令”为题的报告文学，文章中介绍了王聚生的生动实例，为全军研究“蓝军部队”提供了启蒙。

据文章的作者、当时在解放军报江永红介绍，他是从1979年9月开始研究部队训练中对敌军的研究这一课题，但下部队考察了几次都没有好的发现，但绝大多数指战员的反映都很强烈，如何改变“演习像演戏”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一个偶然的机会，江永红到南京军区后才彻底打开了突破口。

1980年7月，江永红与南京军区某师新闻干事陶海生聊天，聊起这个问题后，陶海生介绍了部队一名营长薛文滔，并在言谈中称薛文滔为“蓝军司令”的典型。

江永红好奇之下，下部队找到薛文滔，并专门就此课题询问他，从薛文滔的口中才听说，他的老师就是王聚生。

江永红初次见王聚生，此人就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在初访中我就发现他有一股狠劲儿，反映灵敏。”

也就是在后来采访中，江永红才知道，王聚生从1969年开始，就在部队演习中扮演“蓝军司令”的角色，不同于以往按照既定的剧本流程走的演习规范，王聚生从来都是真刀实枪的上阵，上百次的演习中，在他手中吃瘪的“红军排长”、“红军连长”乃至“红军司令”多得数不胜数。

根据这次采访，江永红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题为“蓝军司令”的文章，后来觉得意犹未尽，又再访王聚生，并与钱钢铁合作写了报告文学《蓝军司令》。

据向守志回忆，在后来一年多的时间，随着部队宣传部门陆续以“蓝军司令”为课题发表文章，全军都掀起了一股“蓝军热”，不少军区的师长、军长乃至于司令员都亲自下到一线，担任“蓝军指挥官”，给当时我军军事训练领域注入了一股新风。

“一狠、二严、三帮”是向守志后来总结王聚生扮演“蓝军司令”的三板斧。

一狠、二严不难理解，就是在演习中竭尽可能的使用任何手段，打破常规，最难做的其实是“三帮”。

需要指出的是，磨刀石的作用并不是为了把刀磨断，而是让刀更锋利。

显然，王聚生让许多曾跟他对阵过的红军指挥员都有了成长。

不过，随着“红军队伍”不断的成长，就更需要以王聚生为代表的“蓝军司令”们，更加努力的拓展自己的思维。

尽管大家都提高了警惕，可面对王聚生，大伙似乎总是天然自带三分“畏惧”。

一次会后，向守志也忍不住问王聚生：

“你这个‘蓝军司令’为什么当的那么好？”

王聚生老实的回答：

“广积资料，博学多记，结合训练，灵活运用。”

王聚生十数年如一日的研究外军作战技巧，这四句话也可以说是他多年担任“蓝军司令”的心得体会，十多年的时间，王聚生光是自己搜集整理的资料就有满满一书柜，并且把这些资料分门别类的整理好，以便于查阅。

王聚生与人研究外军时，也并不单单只是局限于纸面上，而是将资料中的数据全部到实地，真刀真枪的摆出来，现场模拟演练，把“死资料”变成“活敌情”。

在王聚生等“蓝军司令”努力下，在向守志的推动下，全军都热火朝天的展开了有关“蓝军部队”的研究，并总结出很多新鲜的东西。

向守志也充分发挥基层的主观能动性，并积极调动军区一切力量来帮助，比如改进训练场地，改建各种设施。

随着对外军研究逐渐深入，向守志还了解到美国著名的国家训练中心——欧文堡。

美军组建“红军部队”的想法，始于二战之前，1940年8月，美国陆军在今天欧文堡的地方开辟了军事训练基地，并以美军二战时期著名的将领第57野战炮兵旅旅长乔治·欧文少将的名字命名。

1980年，欧文堡正式被确定为美国的国家训练中心，依托于训练中心，美军也建立了一支完全迥异于诸兵种的“红军部队”。

1981年，美军第一支假想敌部队——第32近卫摩步团建立，他们穿苏联军服、用苏军武器、开苏军车辆、照苏军条令作息、按苏军大纲训练和作战。在成立一年多时间里，与美军一般部队交手，胜率达到了90%，甚至苏军军官称这支部队：

“他们看上去比苏军更像苏军。”

无独有偶，苏联的假想敌部队也叫“第32近卫团”，哪怕是苏联解体后，该团的地位也并没有下降。

那么中国呢？

1985年，南京军区依托于美军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正式组建了一个新的训练机构——合同战术训练中心，后来这个地方被叫做中国的“欧文堡”。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向守志回忆起这些往事，仍然颇为感慨。

随着我军技术水平逐渐提升，我军“蓝军”部队的建设也越来越成熟，其精锐水平与西方国家王牌军战力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