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三友，1907生，临淄区皇城镇大马岱村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参加抗日工作，1938年4月入党。
1942年6月，杨三友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结束后，与同期学习的李铁锋一块回到渤海区党委。区党委决定杨三友任临淄县委书记，李铁锋任临淄县长。
杨三友和李铁锋同志在区党委组织了十几个人一块来到临淄。他们到临淄县时，县委书记王效禹已调走，由贾平负责临淄县委的工作。贾平向杨三友和李铁锋交代了工作就离任了。此时，县委组织部长是于干，宜传部长是张星文，后为刘伯华。县大队教导员是孙成才，杨三友兼任县大队政委，李铁锋兼任县大队队长。县公安局长是张汉卿。这一时期临淄县管辖的地区除临淄地区外，还有广饶三、五区，博兴四、五区。
1943年抗战形势恶化，临淄县党政军人员被迫分散坚持抗战斗争。杨三友在临淄一区坚持斗争，李铁锋在广饶三区、博兴四区坚持斗争，孙成才在小清河南一带坚持斗争，张汉卿、孙鲁参在白兔丘一带坚持斗争。
1943年11月，杨三友带领六七名战士到苇子河一带开展工作，当天住到了毛家屯朱学武家里，因该村伪村长向敌人告密，第二天拂晓他们被100多名汉奸包围。杨三友发现敌人时，敌人已来到朱学武家的院子里，杨三友当即在屋子里组织突围。
他们往院子里扔手榴弹，敌人退到院子外面时，众人趁机从屋里出来转到了屋子后面。杨三友命令许玉标带领战士向村外转移，他因为在突围中负伤即留在了该村。杨三友刚在一个老百姓家里隐蔽好，战士小周的棉衣烧着了，身上冒着烟找来了。杨三友把小周安排在这个老百姓家里，自己就转移到别处去，刚要翻越墙头时被汉奸发现，不幸被俘。
汉奸不认识杨三友，不知道他是县委书记。杨三友说自己是“八路“，叫钟平，并质问汉奸:“你们为什么烧老百姓的房子，抢老百姓的东西，牵老百姓的牲口？”汉奸无言对答。
汉奸把杨三友带到苇子河住了一两天，然后把他送到了临淄城里的汉奸监狱里。监狱里共关押着50多人，分别关在3个房间里。益都县大队长陈明新因在狱中受饿.身体支撑不住，只能爬行。
杨三友一进来，监狱里的人都想知道外边的情况，要求他讲解下外边的形势。杨三友就趁机向他们进行抗日宣传，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他在狱中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跟敌人只说自己是八路军，是军事人员。汉奸监狱对军事人员只有关押的权力，没有处理的权力，只有鬼子才有处理的权力。这时鬼子住在辛店，临淄城里没有鬼子，所以杨三友没有受到拷问。
监狱中的铺头（犯人中的头）叫孙矛烈，是个叛徒，很快就走了。他走后又换了个铺头，不久也走了。监狱所长叫杨三友当铺头，杨三友拒绝了，事后还是大家公举杨三友当了铺头。
为了获得自由，狱中曾有人组织过越狱的活动，因越狱的办法不妥，加之有人告密而失败了，不几天就把组织越狱的人枪杀了。被关押的人盼望早日获得自由是一致的想法，鉴于大家的这种迫切心情，杨三友就采取“团结进步的，争取中间的，孤立落后的”办法，重新组织越狱活动。
经过组织发动，杨三友所在牢房的人都同意越狱了。他又通过姚崇刚把另外两个牢房的人组织好。姚崇刚是个越狱积极分子。越狱时使用的工具半截帐头和一把三棱锉，就是他通过他的姨母弄来的。
统一思想后，大家一致表示愿意听从杨三友的指挥。狱中有个姓王的南朱人，汉奸经常叫他出去修房子，杨三友就叫他利用修房子的机会，把监狱周围的地形、地物看清楚。
一天，杨三友看到临淄县大队司务长许玉标也被押到这里来了，为了让他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杨三友和他迎面相遇时故意向他说：“我是个八路，我叫钟平。”许玉标会意地点了一下头，后被关押在另一个房间里了。
1944年4月，一切越狱工作准备就绪后，众难友立即行动。开始想用三棱锉把牢门锉开，但考虑此种办法容易惊动敌人，于是就改用在墙上挖洞的办法。狱中有个妙徐的，他是西南羊人，当过泥瓦匠，杨三友就让他在墙上挖洞，并向他说明如果被敌人发现，责任由自己承担。
在杨三友的指挥下，徐某就用三棱锉在墙止挖洞。挖墙是很艰苦的，当遇到障碍物时，只好另换个地方挖。当他磨得手痛时，就不挖了。为了使他继续挖洞，杨三友就向他施加压力：“你不挖洞我就去报告敌人，向敌人说挖洞的办法是你想出来的。”徐某害怕杨三友去报告，只好又挖了起来。
开始挖洞的当天下午，狱卒对杨三友说明天要查狱。杨三友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大家，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在敌人查狱前完成越狱任务。到了晚上，洞挖好了，难友们立即组织越狱。
杨三友同8名越狱积极分子先从洞口钻出来，把狱卒捆绑起来，把3个房间的门打开，所有的犯人都涌出房间一起向城墙跑去。直到众难友爬城墙时才被敌人发现，但敌人只是打了几枪没有追赶。
众难友从城墙上下来都跑掉了。这次越狱共跑出来53个人。杨三友听说他们越狱后，监狱所长就自己碰墙碰死了。
杨三友在监狱期间始终与党组织保持着联系。他写信给崔家庄的党组织，要他们派人给自己送饭吃。开始是崔家庄的朱大娘送饭，党组织的指示也通过朱大娘传送给他，杨三友也通过朱大娘向党组织汇报情况。
杨三友曾向党组织表示，如果出不了狱，他就在狱里为党工作。为了与党组织及时取得联系，他把写好的信缝在衣服里，以换洗衣服的办法把信带出去。后来党组织在城里给杨三友包了饭，由一个卖饭人按时把饭给他送来。杨三友在狱中用的钱是党组织通过他的家属或亲友探狱时给送进来的。
景晓村的岳父崔士伟受党组织的委托，曾来看望过杨三友一次。当时崔士伟在王砚田部当副官，杨三友戴的脚镣是通过他疏通关系才得到解除的。
杨三友出狱后先回到了渤海区党委，半个月后又回到临淄任县委书记。在杨三友坐狱期间，由李玉轩代理临淄县委书记。
临淄县的党组织在抗日战争中经历了三个阶段，1938年至1940年是大发展阶段，1941年至1942年是遭受破坏阶段，1943年起是恢复、整顿、发展阶段。
临淄地区在抗战前就有地下党的活动，张闵斋、冯景浩等就是抗战前的党员。党组织的发展是从1938年开始的，这时是秘密发展党员，党员和党组织各自进行单线联系，互相之问不发生横的关系。
从1939年开始大量发展党员，但仍是秘密进行。这时时入党的手续不那么完备，只要你赞成抗日就可以成为党员，所以当时叫“抗日党员”。这一时期临淄地区基本上每个村都建立了支部，有支部的村子都建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截止1940年底全县党员共发展到3000名，从而一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杭战高潮。
1941年春，王砚田叛变投敌后，临淄的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王砚田到处捕杀党员和干部骨干，仅杨三友老家大马岱村就有十几人被杀害。他还强迫党员、于部自首登记。全区3000名党员，除少数在外地者外，大都自首了。
很多坚持斗争的干部在这时牺牲了，如县委组织部长于干、广饶三区区委书记李登亭、临淄二区组织干事杨干、青年干部刘希晨、博兴五区区长朱崇潮、县政府财粮科长巩良运等，就是在这时牺牲的。这时临淄地区基本上成了敌占区，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县委、县政府被迫转入广饶三区、博兴四区活动。
1942年下半年，杨三友等人返回临淄恢复、整顿、发展党组织时，条件仍很艰难，白天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只得采取昼伏夜出的办法开展工作。临淄县委首先对一些伪村长进行教育，争取他们抗日，站到我方这边来。有好些伪村长被争取了过来，杨三友他们就以这些人作掩护，逐步把主作开展起来。
当时临淄的敌伪工作也做得很好，有时敌人在楼上，我方人员在楼下照样能开展工作。由于能够潜伏下来，有了开展工作的条件，临淄县委的负责同志就用熟人的关系找个别党员谈话，逐步把一些村子的党组织恢复了起来。
这时，日伪作垂死挣扎，几乎天天进行“扫荡”，并在临淄和广饶交界处挖了一条大封锁沟，安设了岗楼。临淄县委要到沟南赛是很困难的。
1943年是临淄地区抗日最艰苦的一年，杨三友11月被俘后不久，县长李铁锋也被俘了，临淄县委基本上垮了，只有孙成才一人坚持斗争。
1944年下半年，敌占区不断缩小，抗日根据地逐渐扩大，临淄的抗日斗争形势逐渐好转，临淄的党组织也随着逐步恢复认发展、壮大起来了。
临淄县大队的建立发展同样曲折起伏。1938年秋天，杨三友任临淄县二区组织科长时，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八支队南下，留在杨三友家七八支枪，大家就利用这些枪建立起了临淄二区区中队。当时有十几个人，杨金圃任中队长，李东乐任指导员。
不久临淄县委就以二区区中队为骨干成立了县大队，李长台任大队长。李是个兵痞，要叛变投敌，叫李人风把他枪毙了，以后由杨金圃任大队长。王效禹任县委书记时，蒋庆样任大队长。
1942年下半年杨三友兼任县大队政委，李铁锋任大队长，孙成才任大队教导员，蒋庆祥任副大队长。蒋庆祥带着县大队经常单独活动，不向县委靠拢。1943年夏天，蒋庆祥带着队伍叛变投敌，临淄县委在大柳把队伍截了回来，蒋自己投敌去了。此后，先后有姓杨时、姓侯的、姓崔的、姓马的当过大队长，县大队人数最多时七八十人。
临淄的抗日条件十分艰苦，但临淄的党员干部群众为了赢得最后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后来人要牢记这段历史，加倍努力工作，把国家建设好，以告慰在战争争年代牺牲的先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