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怎么这样无聊》，系周而复1949年2月采访贺龙之后写成，原题为《贺龙将军印象》、《难忘的征尘》，经济日报出版社1995年5月版)

贺龙住在一幢幽静的洋房里，那地方可以说是张家口市的边缘，虽在都市之中，却有乡村恬静之美，一点城市的烦厌和叫嚣也没有，不时可以听到清脆的鸟鸣。

在门口碰到陈秘书，他领我走进贺龙将军的住室。

外表是西洋式的，内部即完全是日本式的，屋子里陈设很简单，一张三人沙发和两个单人沙发，中间放着一张小圆桌，侧面靠墙放着一张床，总共不过十席之地，米黄色的屋顶上垂下一盏透明的方灯。

朝暖温煦的阳光射进窗外走廊里，那儿坐着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嘴里叼着一个烟斗，手里正拿着一本黄炎培先生著的《延安归来》在凝神地看。

我走进去时，生怕惊扰他，在软绵绵的席上停下来，旋即被他看见了，他放下手里的《延安归来》，站了起来。

他穿着一身灰布棉军衣，他的身材已经够宽大了，再穿上那身宽大的衣服，就更显得宽大。

头上戴着军帽，脚上穿一双毡鞋，上嘴唇上面一片胡须，像个黄色的一字，眼光奕奕有神，和蔼可亲。

他热烈地伸过手来，紧紧地和我握着。

这位巨人，便是举世皆知的贺龙将军，少数反动派惧怕的、仇恨的贺龙将军，无数人民所热烈拥戴的贺龙将军。

他是一个豪爽忠厚的人，也是一个赤诚可爱的人，和他在一块，胸襟似乎会很开阔，坦白，我们的谈话便在无拘无束的态度下进行。

首先，我问他国共两党发布停战命令以后的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情形。

他说停战命令是10号晚上从广播里听到的，得到这个命令以后，马上就通知所有部队驻原防地带，陶林、集宁等地的部队，均驻原地不动，静待执行小组（1946年1月5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同时，规定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三方面代表组成“三人小组”(即执行小组)，会商解决军事冲突的办法）成立。

在归绥军区方面，正准备召集党政军民等干部开会，讨论如何从事和平民主的建设工作之时，不料绥远部队（即指国民党傅作义的部队），不执行停战命令，向我绥东解放区突然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1月12日傅作义倾其全部兵力，各路出动，向我突袭。

在北面傅将军主力三十一师结合伪骑兵千余，向陶林以南出动。

到13日，傅部苏美龙、郭熙智等，即占去陶林。

平绥路三道营旗下营方面，傅军出动约四师之众，企图夺去我卓资山一带阵地，其先头部队于13日进到卓资山附近。

同日下午傅部骑兵千余，汽车四辆，由归绥出发，当晚攻占我和林。

另一路邬青云部由午板出发直逼凉城。

由大同出动的阎锡山军，14日黄昏夺去我解放了的浑源，15日又夺去左云，由大同出动的王英部3000余人，一直到14日晨攻入丰镇。

集宁方面，傅之骑四师，伪蒙军四、五、六等师及玉有功、鄂友三等部4000余人，在14日晨5时，也一度侵入。

这些地区被侵占以后，人民不堪傅阎部队的骚扰，纷纷向民主政府作口头及书面之控告，而人民军队在傅阎部队进攻之下，不得已迫而自卫，乃先后重新解放浑源、集宁、左云、丰镇等地。

这些地方都看出贺龙将军的忠实和豪爽，他就知道执行停战命令，他忘记中原还有一批人是不情愿停战的。

傅作义分明是10日就接到停战命令，归绥民国日报在11日就刊载停战命令了的，但他11日以后，对解放区进攻，反而更加有计划，更加猛烈。

岂止在停战命令发布数日之后仍然进攻而已，直到2月11、12日，阎锡山所收编的伪军，还由朔县出动，向锦平一带骚扰哩!我2月10日在高阳，碰到冀察军区参谋长唐子安将军还告诉我：大同的阎锡山部队向八路军防地发炮射击。

民国以来，在中国几乎无日不听到枪声的，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实在不能再听到枪声了，中国需要的是和平与民主。

我们话题转到较场口事件，郭沫若、李公朴等十余人被殴打事，原来坐在我对面的贺龙将军，突然站了起来，把烟斗往小圆桌子上一放，气呼呼地说：

“这是什么话?”

他踱到窗口的走廊那儿，背着手，站了下来。我知道他心中燃烧着愤恨，实在压抑不住了。

政治协商会议一方面开得火热，一切民主的措施，全国人民都伸着脖子，两双期待的眼光注视着当局实现之时，敌伪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之一的文化界战士郭沫若先生，竟然为了实现政协胜利大会而遭殴打，谁听到这个消息，能够不愤怒呢?

何况直爽如贺龙将军那样的人，无怪乎他气愤地站在那儿，好一会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慢慢他才转过脸来对我说：

“……民主力量是压不垮的，越这样压迫，人民越觉得民主的可贵，为了民主，多大的牺牲也不在乎的。希望和平民主能早点实现，中国空谈民主好多年了，希望这一次国民党要早一点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民主措施。”

从中央社这一次对较场口事件的歪曲报导，我想起在重庆时，会见到中央社的消息说贺龙将军死于绥远，尸骨运回延安云云。

我把这个谣言告诉贺龙将军，他望着我笑了笑，拿起桌上的烟斗，划了根火柴，抽着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说：

“我也听说了，——中央社怎么这样无聊?”

在北平，看到北平新报记者阎于敬先生在《执行小组在归绥》一文中说，他听到贺龙将军在丰镇开会的消息，想起中央社报道贺龙将军死了的事，不禁脸红了。

我这次脸也红了，是为中央社的，堂堂的政府通讯社，竟然造这种谣，真是新闻界的耻辱。

接着贺龙将军说：

“一个人迟早总要死的，但是骂也骂不死的，恨也恨不死的，连从前算起来我死了许多次了，都是中央社发的消息，可是，我现在还在和你谈话呢!”

他望着我，放声大笑了。

可惜我没有收音机，否则我一定要把贺龙将军的笑声收下来，广播给中央社诸位执事先生听一听。

“共产党的干部，不在于某一个人，而是靠大家办事，别说一个人牺牲了，就是十个八个牺牲了，也有别的干部会来代替工作的。共产党的干部，只要搞通思想，就得为人民服务，如何为人民服务，就对了，谁来干，谁来领导，都是一样。”

看窗外阳光逐渐垂直——快近中午了，怕耽搁贺龙将军的时间，我和他在外面拍了照，便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