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被俘后追问:打完仗十年还不解密兵力,解放军究竟在隐瞒啥

东效聊历史 2023-03-03 18: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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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0月,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正在组织例行性的理论学习。

其中一位面相清癯的中年人正在阅读刚刚出版不久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四卷所载毛主席文章,集中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其中很多内容与功德林在押的国军将领直接相关。

这位中年人亦如此。当他翻阅到一段关于淮海战役的描述时,不由得惊呆了。

一、文强的历程

此人名叫文强,被俘前系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中将军衔。

文强一直心有怨念,他本来可以避免被俘的厄运。

文强最早一直混迹于军统,是戴笠的得力干将。1946年3月16日戴笠坠机身亡后,军统内部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人争权,早已厌烦军统内部倾轧的文强不想继续在王八坑里挣扎,于是求托湖南省主席程潜的关系,谋得一个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主任的军职,从此跳出军统。

1948年9月,文强突然接到时任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邀请,杜请他去徐州担任前进指挥部的副参谋长。

杜、文人本是异途,杜自出道之日就一直在军中,文强十几年来一直在特务系统。两人仅在1945年底到1946年初有过一段交集,军统当时在东北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文强时主其事,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始有交接。杜聿明很欣赏文强的干才,又钦佩他做人有操守,不像其他特务人员一样动辄给老头子打小报告,两人竟成互为知己的好友。

所以1948年杜聿明出任徐州方面的实际指挥者后,立即想到把文强罗织于麾下。

文强起初不愿意去,徐州前线焉有大后方湖南呆着舒服。程潜也若有若无地暗示他,此去怕是要准备当俘虏了。文强虽然预感不妙,但难拒知己之盛情,还是硬着头皮前去了。

其实若是文强真老着脸皮留在湖南,后来很有可能跟着程潜、陈明仁成为起义将领,这和战俘身份可就相去不啻霄壤了。

一到徐州,文强立即感到心乱如麻,徐州“剿总”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指挥不顺畅,军队士气低下,哪里是打仗的样子。

没过多久,1949年1月10日,文强在陈官庄重围之中,举起双手,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后,文强与众多国军将领一样,经历了漫长的改造生涯。文强此人性格中有执拗的一面,他始终不肯写悔过书,认为各为其主,没有什么好悔过的。

1959年第一批特赦人员出狱之后,文强有点沮丧,继续改造。

直到有一天,改造人员接到一批新出版的书籍,《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也出版了,这一辑中毛主席的文章大多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军将领们看得都津津有味,这大概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第一次从这个角度重新观察那场令他们锥心刺骨的战争。

文强其实对军事并不是很在行,他亲身参与的战争其实就只淮海战役。

但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他对一场迟迟无法打开局面的进攻战斗,一直感到无法理解。偏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好解答了他的疑惑。

二、淮海战役国军决策的经过

说这段文字之前,有必要再回顾一下文强到徐州几个月的心路历程。

其实文强到徐州之后,有一段时间还挺有信心的,这个信心来自于杜聿明。

徐州“剿总”司令长官是刘峙,但实际负责军事指挥的是副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

杜聿明十分自信,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

第一,佯攻济宁,实攻济南,以攻为守。

第二,放弃徐州,撤到淮河南岸,以退为进。杀伤大量共军后再反扑。

文强其实不怎么懂军事,请教杜聿明,共军新胜,士气正旺,我们凭什么敢对济南发起反击呢?

杜聿明解释说,共军经过大战后一般要休整一到两个月,尤其像济南攻坚这样消耗较大的战役,没有一两个月是缓不过来的。而国军在徐州附近集结了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刘汝明等兵团,在济南之战中并未受到什么损失。

以全力之军对付疲惫之师,国军自是有胜无败。

文强一度也被杜聿明感染。

其实当时杜聿明心里也在打鼓。他被俘之后撰写回忆材料,也说自己当时意志消沉,并没有击败山东共军的把握,只不过职责所系,人在那个位置上,必须得装出来一副很自信的样子。否则人心岂不乱了。

回顾当时历史,何其戏谑。

如果真按杜聿明的部署打,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但一个意外的来临,令杜聿明反攻山东的计划胎死腹中。

文强回忆说,1948年10月15日,蒋介石突然乘飞机到达徐州,在徐州机场停留了10分钟,把杜聿明召上飞机,直接飞往东北了。

原来东北“剿总”司令长官卫立煌拒不执行蒋介石命令,蒋无人可用,饥不择食地把杜聿明抽到东北,让他去那里指挥。

杜一走不要紧,徐州中枢乏人,无人能够指挥大局了。刘峙惊慌失措,赶紧把已经展开攻击阵形的几个兵团都按在原地。

文强回忆说,刘峙又是大喊大叫又是捶胸顿足,说光亭走了可怎么办,还叫嚷着要请宋希濂来这里担任副司令。

等到东北战事基本完蛋,杜聿明又返回徐州。

这时徐州形势已经发生剧变,黄百韬兵团在向徐州靠拢的过程中被华野包围。反攻山东之梦化作泡影,杜聿明赶紧指挥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救援黄百韬。

就是在这次援救过程中,爆发了著名的徐东阻击战。邱李两兵团使出吃奶的力气,居然攻不过去,直到黄百韬兵团被彻底消灭。

文强始终不得其解,共军从哪来的那么多兵力,怎么能两面同时发力,既能把一个十几万人的兵团死死围住,又能死顶邱李两个兵团十几万人的狂攻呢?

文强带着这个疑惑进了战犯管理所。

接受改造的十年中,文强和杜聿明等人交流过这个问题,但大家都不得其解,直到《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放在诸人的桌子上时,大家都惊呆了。

三、究竟在瞒什么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收录了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代中央军委给华野的电报,内容是《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其中有一段文字解开了文强十多年未解之疑。

“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这达到这一目的,应以两个纵队担任歼敌一个师(这里所说的师是指整编师,当时国民党军已撤销整编师,恢复为军,但我军那时尚不知情,故仍称为师,作者注)的办法,以六至七个纵队,分割歼灭敌二十五师、六十三师、六十四师。以五至六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以一至二个纵队,歼灭临城、韩庄地区李弥一个旅……以上部署,即是说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

即使已经过去11年多,看到这段文字时,文强仍然无法掩饰内心的震惊。

他一直认为,共军在徐东阻击邱、李兵团东援时,只不过派了一两个纵队,准备付出打光的代价阻止国军前进,这其实没什么好稀奇的,只不过是不怕死。谁知,共军用兵的奥秘竟然是一半围、一半阻。

文强纵使不怎么精通兵法,也知道《孙子兵法》中说过: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

华野这仗打得太不讲道理,二十多万围住十二万,不到两倍的兵力优势,居然硬生生把黄百韬兵团吃掉。这与传统兵法讲的原则不一致,可以算作共军方面的创新吧。

文强是个爱思考的人。

这件事,无论是当事者,还是旁观者,似乎都没搞清楚当时华野的兵力分配。

国军方面是退到宝岛后,过了二三十年,才根据解放军公布的战史数字,以及国军当事人的回忆,模模糊糊还原出当时的真相。

而从1949年1月到1960年这11年间,徐东阻击战和黄兵团覆灭的兵力数字,解放军方面似乎一直在隐瞒。

为什么要隐瞒?其中还有什么秘密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没有什么秘密,文强看到的毛选文字就是完全的真相。后来有一次,杜聿明等第一批被特赦将领到功德林回探,文强曾追问过此事,杜也有点出乎意料,他之前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但仔细一想,解放军确实没有向外界公布黄兵团覆灭那一仗的真实兵力。

这就得说隐瞒的动机了。其实也不叫隐瞒,而是保守军事秘密。

围点打援战术并不新鲜,但围点和打援兵力如何分配却是很高明的学问。我军在解放战争中数次围点打援,用于打援的兵力都很多,反而是围城兵力不多。

即如济南战役,华野当时总兵力约40万,除去守备部分要点的,用于机动进攻的兵力达32万。但粟裕投入济南攻城作战的部队只有14万,另有18万人部署在鲁南,准备与国民党军北上救援兵力决战。

这就不是一半对一半,而是一小半对一多半。更令人意外的是,济南城中守军多达11万,以14万围11万,还硬吃下来了。

这并不单纯靠我军将士勇猛善战。从军事科学的角度看,古老的孙子兵法中的某些原则似乎已经不适用于当代了。

14万围11万,20多万围12万,不仅能使围中之敌无法跑掉,还能歼灭之。学问在哪呢?以鄙人不成熟的看法,当在于火力对人力的极大加成。也就是说,不必投入足够多的人力,不必非要达到十倍于敌的优势才敢放胆包围,而只须一倍多的兵力,掌握足够封住敌退路的火力,就可以完成包围歼灭。

古代所谓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原理,移到现代战场,就是一挺机枪能封住一个连。

解放战争中我们经常能见到,当双方厮杀至不可开交之时,往往多一个团的预备队就能改变军一级战役的走向。一个团大约2000多人,竟能影响2万甚至4万人作战的局面,足以证明火力与人力的全新配比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子兵法》也没有错。军事上讲,兵力单位是一个人加一把刀(或一把弓或一条槊),十个作战单位能围住一个作战单位。冷兵器时代,一个人无论使用什么武器,该作战单位输出的战斗力相差不大,一个人和一个作战单位在数量上可以混同。

但现代呢,一个人加一把步枪,和一个人加一把机枪,甚至一个人开一驾轰炸机,显然输出的战斗力是不一样的。所以再简单以兵力数量代入古代军事原则,是不科学的。

可不可以说,我军当时已经隐隐约约触及这层道理的边缘,虽然至今仍然没有见到当时有关这方面的理论论述,但将其作为不传之秘,似乎是当时我军高级将领的共识。

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上距淮海战役也就一年多时间,面对敌人的窥探和研究,我军有保护军事机密尤其是解放战争经典战例真实信息的现实要求,所以没有公开宣传三大战役的真实面貌。

再加上当时新闻媒体并不发达,当事官兵也没有足够多的渠道谈论此事,从50年代到60年代一直没有大肆宣扬,社会上只知我军怎么打胜的,而不知怎么打胜的,文强不知道也就理所当然了。

多说一句,在信息已经完全透明的今天,我军当年是如何打胜的,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

强军备战,不仅需要热血,更需要军事科学的深入研究,以及大众舆论的重新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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