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后期，王莽一手遮天，终成"代汉之主"，但他能踏上仕途，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位曾经备受唐涊的女性——元后王政君。
王莽出身寒微，父亲早逝，他自幼就过着孤儿般的生活。虽然王曼是王政君的同父异母弟弟，但贫困对一个孩子来说，往往意味着被社会边缘化。好在王政君没忘记这个可怜的外甥，给予了王莽极大的关照和资助。
永始元年，王莽的父亲被追封为新都哀侯，他也因此继承了哀侯爵位。可是，一个空有虚衔的孤儿在当时还是很难获得别人的重视。
王政君深知这一点，她恐怕王莽会白白辜负了这个爵位而一事无成，于是亲自将王莽领入自己的视野范围内。
依凭王政君的极力提携，王莽开始进入上层社会的视线。作为众多王室宗亲中的一员，他受到了汉成帝的赏识，被委以渺小的職务。从此，王莽的仕途正式开启，而这一切都多亏了他那位不离不弃的姑母。
然而，即便得到了成帝的赏识，王莽的起步之路依旧十分艰辛。他所面临的最大阻力，就是他们王氏家族内部的派系斗争。
汉成帝驾崩后，王氏家族开始分崩离析。到了哀帝时期，他们已被傅氏、丁氏等其他外戚势力完全取而代之，处于很不利的境地。
王莽作为一个底层出身、又不受宠信的小人物，自然遭到了泼天的冷眼。朝中大权渐被傅、丁二氏掌控，王氏子弟也纷纷被革职罢免。王莽本人亦遭此厄运，被勒令还乡归里。
这对王莽来说是个严峻的打击，不过也让他平添了些许政治经验和阅历。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个困难时期，他并没有被王政君彻底抛弃。
元后清楚外戚斗争的残酷性，她不希望王氏彻底失势。为了保全自己的家族利益，她暗中撑腰王莽，让他暂且归乡以避其锋芒。
虽然看似一蹶不振，但王莽的政治生命却因元后的关照而没有中断。哀帝驾崩后，王政君凭借太皇太后的身份，成为了王室掌权的关键人物。
她立即将王莽召回宫中，重新委以大权。在平帝时期，王莽的地位持续走高，他很快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外戚后裔，变成了朝中运作的实际掌控者。
从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出，元后王政君对王莽的提携是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在王莽最困难的时候，她从未放弃过他；在王莽渐有作为时，她又恰到好处地给予了适当余地。
正是凭借元后这一位贤明长者的不遗余力，王莽才得以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循序渐进、稳扎稳打，最终走向人生的巅峰。
可以说，如果没有王政君的大力扶持，王莽很可能就会一事无成，永远被束缚在穷困潦倒的底层，无缘触碰到大汉王朝的核心权力圈。
作为汉室宗亲中最不起眼的一员，他甚至可能连一个小小的郎吏都很难去做。
但他与元后王政君之间的依附关系，却不仅仅是出于单纯的亲缘因素，更多的是出于维护王氏家族整体地位的需要。
换个角度说，王莽对王政君的依附，实际上是对整个王氏家族的依附。因为当时的王室外戚，大都是以家族为单位运作的。
外戚家族能获得多大的权力和资源，取决于家族中的核心人物掌控朝政的程度。所以，王政君作为王氏家族的最高统帅，自然就成为了王莽等族人能否分享大权的关键所在。
之所以王莽会这么专一地依附王政君，很大程度上是被王氏家族利益所驱使。
他手中握有的，不只是一份微薄的俸禄，更重要的是整个家族的荣华富贵。一旦王氏家族失势，他也将重归贫困潦倒的生活。
这种现实压力，注定了王莽必须紧紧依附王政君这个家族的核心支柱。相比之下，个人对太后的亲缘感情，反而显得次要。
因此，在成帝时期，无论王政君提出什么要求，王莽都尽量去迎合。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维护王氏在朝中的最高权力地位。
可以说，王莽之所以会全力维护与王政君的关系，完全是出于对王氏家族整体利益的考虑。
作为一个出身微贱的小人物，他需要依附于家族中更有权势的核心，从而获取必要的资源。一旦家族因斗争失利而失去权力，他自己也将一无所有。
正因如此，在短短数年间，王莽由一介孤儿成为显赫一时的大权在握者，其中的微妙心理变化绝非亲情独有。这更像是一个政治投机者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的杰作。
而作为支撑这一过程的王政君，往往只是被当作了维护家族整体利益的必需条件而已。
进入平帝时期，王莽已经不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外戚小辈。凭借数年来在朝中的耕耘和积累，他终于获得了独当一面的实权。
与此同时，他与太后王政君之间的关系，也随着双方权力的消长起伏而发生了转变，不再是一味依附，而是趋于平等。
平帝刚继位时年纪尚小，大权旁落在王政君和王莽手中。按照常理，作为太后的王政君理应担任最高决策者，而王莽只不过是辅佐和执行的一员。然而现实远不止如此简单。
很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王政君和王莽就出现了分歧。比如对待外戚专权、废黜贤良方士、加强中央集权等，两人立场并不一致。
王莽主张铲除异己，加强皇权，而王政君则希望能够维持现状，确保自身地位不受威胁。
这些分歧反映出，王莽已不再是单纯为了维护王氏家族的地位而行事。相反，他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政治理念和人生追求。
与王政君的关系，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矛盾和冲突。
当然，王莽权力的增长并非一蹴而就。他需要循序渐进，在不断试探中寻找机会。所以在平帝刚继位的头几年里，他的权力扩张还是相当谨慎的。
不过一旦确认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他就开始放手大胆行事，与王政君的关系由此转向了公开对抗。
比如在遣送王政君之女婿宦者梁恭进京时，王莽就明目张胆地拿捏住了她的要害。
尽管王政君极力反对梁恭被召入朝，但王莽却故意利用这事给她制造了阻力。在梁恭一案中，王莽与太后形同陌路，双方高下立见一触即发。
到了平帝中后期，王莽的地位已经彻底高于王政君。身居摄政的他，不仅掌控了朝政的大权，就连宗室的监护权也由他全权把持。
王政君虽然是太后，却只能在一些小事上予以发言。一旦事关重大，王莽就可以不加顾忌地采取自己的主张。
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关系就越发趋于平等，甚至王莽的实际权力反过来凌驾于王政君之上了。
比如在平帝病重之际，王莽就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其中不乏违背王政君意愿的部分。
他直接与宗室核心人物进行会谈和部署，全然无视了太后的权威。在这个关头，一向尊重王政君的平帝，也不得不听从王莽的指令，暂时将太后权力架空。
尽管如此，到死王政君还是极力维护皇权的合法性和持续性。她虽然与王莽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皇室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却又与他保持着高度一致。
所以当平帝病危时，她没有阻止王莽临时把持朝政，以确保大汉王朝的根基不被动摇。
正是凭借这一点，王莽才得以在平帝崩逝后迅速垄断政权，最终成为"假主"的一代新君。
而王政君的最后一点体面，无疑也因此得到了维系。可以说，老迈的太后和雄心勃勃的摄政王，在这种紧张矛盾但又相互需要的关系中，终于走向了一种新的权力平衡。
平帝驾崩，王莽迅速掌控大权，这是他权力渐增的必然结果。但在正式代汉自立为新的时候，王莽与王政君之间的关系却出现了决裂。
从此，昔日的外戚之情彻底破裂，新旧两代统治集团陷入了剑拔弩张的对峙态势。
起因是王莽向王政君索要汉代的传国玉玺。作为帝国的至高权力象征，玉玺对于王莽的新朝来说意味重大。只有取得玉玺，他才能彰显自己的合法性，并树立君临天下的至高威望。
然而，王政君坚决不予传玺，这等于公开宣示了她对王莽新朝的不承认。作为守护汉室的最后一员遗老，她自然是极力维护旧制度的。
在她眼里，王莽不过是一个僭主，如何能将至高无上的玉玺传予他手?
王莽自然不肯轻易罢休，他曾三番五次亲自恳求王政君，无奈都被坚决拒绝。最终王莽只好采取了强行夺玺的做法，彻底断绝了与太后之间最后的渊源。
王政君坚持不渝的原则态度，迫使王莽不得不与她决裂。两人最终却走上了针锋相对的对立面。
随后，王莽在正式更改年号和尊号的时候，又再次遭到了王政君的直接讥讽和反对。
按照旧例，新皇帝确立之后需要颁布诏书、敕封王后，并祭告先帝。但王莽在这些仪式上却有意无意地打破了汉制，引起王政君极大的不满。
她嘲讽王莽"无正统可祭"，暗指其新朝缺乏合法性根基。而在王后尊号上，王莽则将王政君降为太妃，旁落为侧室小妾的地位。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冒犯，再次激怒了王政君。
实际上，这只是王莽改革汉制的开端。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对旧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大修，几乎将汉代的一切政体制度推倒重来。
由此，他与王政君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进一步激化，两人的关系完全陷入决裂。
作为汉制的坚定守护者，王政君对王莽的改革始终持强烈反对态度。她虽然权力已去，但仍旧在宗室中保有极大的影响力。凭借这份道德威望，她不遗余力地煽风点火，极力阻挠王莽新政的推行。
双方的矛盾终于在王莽建立新朝的第三年爆发了激烈冲突。当年，王莽颁布了史无前例的"过怀"改制，王政君遂联合其他几员皇亲国老公开抗议和谴责。双方之间由此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冲突对峙。
面对内讧，王莽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逐步剪除王政君阵营的势力。他将太后的宫人和亲信一一逐出皇城，削弱了王政君的实际权威。
与此同时，王莽也施行了一系列文化宣传运动，试图扭转舆论场上的颓势。
最终，虽然王莽获胜了这场政治斗争，但和王政君的关系却无可挽回地破裂了。王政君虽已失去实权，却守护住了自己的原则和尊严。直到她去世，都未曾接受王莽的新政。
由此可见，王莽与王政君的决裂实非一时一事。它是在长期的权力角逐中积累的矛盾在导火索上的集中爆发。
新旧朝代的利益纷争构成了决裂的根源，个人的情分终究难敌命运的洪流。两人的分道扬镳，也由此成为了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