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无论是诗歌，还是经学在历史上都有杰出的地位。
但是，对于他的改革，近千年来，却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这也许正如他的对立者苏轼所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吧。
变法基本收到预期效果列宁曾评价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那一场改革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列宁对王安石有如此高的评价？我们是不能脱离行动者与评论者的那个时代背景的。
王安石出生在中国历史上重文轻武的北宋，典型的书呆子统领军国大事的时代。由于北宋“积弱”、“积贫”的局面逐渐形成，王安石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矫世变俗”的志向。
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搜寻人才，制订新法。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
王安石当时想解决的问题有三：
其一，国内，是土地兼并的问题。当时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自耕农已经被沦落为佃农了，而且许多豪强官僚隐瞒土地，造成富者有田无税，而贫者负担更重。
其二，国外，是朝廷与西夏和辽国的战争问题。朝廷虽然是中国正统，文治武功都是一流，但是，面对蛮夷，却常吃败仗，又要割地赔款。
其三，庙堂之上.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政见不一，矛盾复杂，互相拆台。
20多年前的“庆历新政”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因为政事与理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王安石认为，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
当然，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关注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王安石轰轰烈烈的改革维持了15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保守派得势，新法基本被废除，王安石在郁闷中病逝。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在15年之内，基本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也减少了皇室和官僚的特权，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主要的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但是，他的变法也带来了负面影响。易中天在一次演讲中曾提出了王安石的改革是帮了腐败的忙的观点。
皇帝意气用事历史当然不是上面叙说的这么简单。
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提到司马光。后人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司马光废除新法，好像司马光就是小人，平时躲在洛阳编写《资治通鉴》，等到王安石刚刚去世，就全部废除新法。
朝廷就是在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折腾之下才有“靖康之难”的。那么，历史的本来是什么呢？难道，王安石和司马光真的是仇家？
事实上，他们是好朋友，至少在变法之前。司马光是陕州夏县涑水人，1038年中进士。王安石是1042年中进士，他们都死于1086 年，因此，他们一生之间的交集就成为后代史学家评说的热点。
尤其是，王安石变法是在司马光为相的任期内终结的。但批评者忽略了一个史实，那就是宋朝的言官无罪制度，而宋代也特产文人，尤其是，文人的不经过调查的夸张之词，往往可以起到不少的效果。
黄仁宇作为研究财赋史的专家，批评过宋代的财赋缺乏数目字的管理，中国历史上大多如此。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就与缺乏数目字管理有关。
有了皇帝支持的王安石在大张旗鼓进行改革的时候，有个叫郑侠的官员给皇帝上了一幅《流民图》，说是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卖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无法忍受了，请皇帝罢废这害民之法吧。
据说，这一事件让神宗皇帝震惊不已，两宫太后还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都是“安石乱天下”，结果第二天就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
我们可以明白，皇帝根本没有通过调查，就开始暂停新法的改革，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都是意气用事。
神宗希望王安石能够变法图强，好让朝廷真正富裕强大，而王安石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
可是，没有统计，没有调查，因为一幅画，再加上比较煽情的语言，就居然可以暂停新法，那这新法就无诚信可说了。
变法失败的不幸与悲剧而变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司马光当然明白。因此，他对王安石的不满有两点，而这两点恰恰就是他们看问题的思想角度和立场的不同。
第一点是王安石的用人之术。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用谄谀之士，而不用方正之士。事实上，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的用人真的出现了问题。
据说，郑侠就是王安石提拔上来的，郑侠还只是个小人物，更为要紧的是，王安石信任的主要助手吕惠卿就为了谋取更高的位置背叛了王安石甚至将其往死里整。
对于吕惠卿，司马光早在王安石极力援用吕惠卿之时就写信对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
事实真被司马光言中，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后，吕惠卿就千方百计封杀王安石，不让他有出头之日。
后来王安石复出为相之后，吕惠卿又告发王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未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这样的罪名很恐怖，后来王安石气愤得都不想说吕惠卿的名字，而是以“福建子”来代替“吕惠卿”三字。
第二点是如何看待朝廷财政溃败从而提出解决办法的问题。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如果有善于理财的人，朝廷的财政状况就会得到好转。
而司马光则认为，王安石所言的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头上的捐税而已。王安石则认为，事情不是你司马光所言，只要善于理财，就可以不增加捐税而使国库充盈。
但是，司马光则反驳道，天下没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你这个说法不是从老百姓的手里巧取豪夺，又是什么？这不比增加捐税更严重吗？你这个说法不过是当年桑弘羊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罢了。
神宗当然是支持王安石的，司马光于是就辞职到洛阳写书去了。司马光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从历史的兴盛凋零看到了变法的未来走向，必将失败，因为是与民争利。
作为北方的士大夫，他的认识出发点停滞在中国社会依然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但是，在江南成长的王安石，却从南方发达的经济视野里看到了与北方农业社会不一样的市场因素，他认为，可以不增加捐税而使国库充盈。
可以说，王安石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不增加捐税也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这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上得到了证明，如加速资金的流转速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的“青苗法”就很高明。因为当时的北宋，农村盛行高利贷，而如果农民不能按时还高利贷的话，土地就会被高利贷者兼并，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安石的“青苗法”实际上是以国家财政来帮助农民。
因此，900多年前的王安石就懂得了信贷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通过全融的方式来管理国家，这种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在王安石那个时代的任何国度，都没有被提到过。
司马光是站在伦理的角度来看待变法，希望政府不要与民争利，甚至在书信中引用王安石最佩服的孟子名言来做例证。
可惜的是，他的经济思想远不如王安石的高明与超前，因而，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不幸与悲剧就诞生了。
变法值得借鉴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王安石胜出。但从用人的角度看，虽然王安石“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但是，他的用人观确实有问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回到列宁时代，列宁是从俄罗斯沙王时代接手这个庞大帝国的，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苏联在经济上是百孔千疮，所以，俄罗斯的学者更应当从世界历史中吸取养分，从这个维度，列宁看到了王安石的价值。
看到王安石价值的不单单只是俄罗斯人，美国人也是一样的。经济史认为，王安石变法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新政都是世界经济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
因此，美国当时的农业部长华莱士对王安石异常关注，他认为，王安石当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应当要解决的问题。王安石变法的措施，美国同样可以借鉴。
他认为，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为什么国人总是纠结于成败论英雄，以无法论证的结果去推导过程中的准确性，从而对王安石进行批判，从而将其打入冷宫。
为什么我们不能静静地思考王安石所处的时代，他所推出的有效措施，总结他失败的教训，更好地为当今社会服务，造福于当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