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转移到饶阳、宁肃间的东湾里村来了。

司令部提出来的口号是争取两个礼拜的休息。

然而事实上，贺龙同志却变得比以前更为忙碌，有时整天见不着他的影子。

他开始执行八路军冀中区总指挥的职务了。

他得协同吕正操同志进行整顿部队的工作，而且布置直属一二〇师的游击支队和工作团，让他们去牵制住敌人。

而在那一段超出预期一倍以上的时间当中，那个小而整洁的村落，几乎变成一个小小的太平世界了。

初到的一天，我们正一道吃午饭，一个浑身穿戴得臃肿不堪的青年干部，由警卫员搀扶着进来了。

这是一个连级干部，才被分派到地方部队不久，是因病回司令部来的。

那是一支刚才成立不久的游击部队，作战地区在安国、无极一带。

贺龙同志一面叫苗子给病号盛好饭，一面耐心倾听着那年轻人的诉苦；终于取笑他道：

“该不是大炮吓病了的吧?”

“吓病了的!”那年轻人气愤愤地叫嚷了。

“不是我不相信!”

但是贺龙同志故意地揶揄他，“一定是怕死装病跑回来的!……”

“怕死我又不到这里来了哟!”

“还好意思要人扶呢。”

他接着说，“我前晌不是一样吃不下去饭嘛!还是照样做事。我比你的岁数大一倍呀!”

他笑嘻嘻地逼视着对方，那年轻人沉默了，噘着嘴吃起饭来。

但不一会儿，却又开始诉说他对部队的不满：长官不能调动，经常有一半人请假，而且敌人一冲，便都立刻换上便衣，回家去了。

“麻烦问题多得很，”那年轻人恨恨地说，“真讨厌透了!”

“没有麻烦问题，要你去做什么呢?”

他反问道，“给我少讲点话，赶快养好病再去吧!”

那年轻人走后，他约我到外面去逛。

几乎全村都走遍了。

他的态度是潇洒而愉快的，见着村民总要扯上几句，仿佛他是出来调查风土人情的一样。

随后又去看了新从延安来的抗大同学，一共有六七十个，有些是部队里送去的干部，小部分是外来的青年学生。

凡是干部，他差不多全部都能够叫出他们的姓名。

在一间黑洞洞的房间门口，他问一个小个子青年道：

“搅了这么几个月，该学到不少东西了呀!”

“学到了一点儿。”

“意识锻炼得怎样了呢?”

他接着问，声调里渗透着深长的挂虑，“还记得吧!有一次，叫你去放哨呢，你躺在老百姓家里睡觉!再这样谨防我捶你屁股哟，——啊!”

这屋里的十多个人当中，有两个是他外甥，可惜知道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出来了。

一个是他大姊贺英的，一个是他幺妹贺满姑的。

关于他的幺妹，我还第一次听到，因而忍不住追问了几句。

“他(指贺龙的外甥)娘捉去杀了的时候，他才这样高点。”

他回答道，“老子也跟着我牺牲了，就剩这一个仔。”

他的声调平静，表情给黄昏掩盖了，无法看得清楚。

但是不管怎样，当我们到了那间住着20多个青年学生的窑洞里的时候，他的兴致依旧是很好的。

他一个个问明了他们的姓氏，籍贯，而在末尾，总又照例加上一个使人发笑的按语。

“啊，是个河南侉子!”

或者：“那么又是一个山药蛋了。”

他仔细地瞧着那位广东同志：

“你们广东人总是这样小个子，瘦瘦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那个河南青年笑得来打噎了。

其余的人也都忍不住笑起来。

这时候屋子里已经全为昏暗所占领了。

风从破烂的窗门里窜进来，夹带着融雪的寒气。

然而，毫无疑问，我们在精神上却是光亮而温暖的，贺龙同志亲切活泼的谈吐，已经把暗夜和寒冻赶走掉了。

最后问到的是一个归绥城里的青年，大大的个子，他那阔而甜润的声调带着一种草原意味。

“同志!”

这一回，贺龙同志多少带点激动大声说，“想打回老家去，恐怕要多努一把力呢!我们一连去打过两回，都没有拿下来。好在根根给它栽在那里了。”

吸吸烟斗，于是他详细叙述了一通八路军在绥远的进展情形：

一路已经穿过长城，伸展过去，到达了河套西缘的托克托；

一路接近了热河的南部，当时正在有名的百灵庙附近作战。

而且，除了城市，广大的乡村已经变成坚持抗战的重要地区。

而一个前途广阔的大青山根据地（1938年8月下旬，贺龙根据党中央指示，选派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和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一部分工作人员及其所属游击第四支队组成大青山支队，由三五八旅政治委员李井泉带领，从晋西北五寨地区出发，挺进绥远。至1938年冬，大青山支队与汉地杨杆霖抗日武装会合，开辟了平绥路以北，百灵庙、固阳以东至武川、乌兰花以西的绥西区；归绥、乌兰花以东，陶林镇以西的绥中区；平绥路以南，托克托、归绥以东，丰镇、集宁以西的绥南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后来大青山与晋西北合称晋绥解放区），也已经开始扎下根了。

“现在绥远的毛病，并不在少数民族问题，”

他继续道，“回民很好，蒙古人也只有一个德王（1902—1966，即穆楚克栋鲁普，察哈尔部正白旗人，蒙族。1924年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36年建立日本卵翼下的伪蒙古军政府，自任总裁。1939年，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1949年12月逃往蒙古，次年被引渡回国，1963年获特赦），只要加强政治工作，就好搞了。”

随后他又用一种略带憎恨口气谈到了绥远的一般风习。

“那里抽大烟的太多了!”

他严肃地说，“有人来，不请他抽大烟他会怄气，而且土匪如毛!不晓得有好多强盗啊!老百姓都喜欢枪，就和四川人差不多，见了枪就笑得跟熊样!”

在说到四川人的时候，他笑着用右手拐靠了我一下，随即离开那只他一直拿背靠在上面的立柜。

他显然准备走了，而在临走之前，他又像一个长辈一样关切着他们的生活，叫他们开一张详细单子，看是需要些什么补充。

随后又顺便到副官处走了一趟，叫把那些青年干部的菜金暂时由六分加到一角，优待一下，好让他们滋补滋补。

我们一同到于庄的抗联会去。

因为这里的大道，也同冀中其他地区的一样，通是给老百姓挖毁了的，全部都成了半人深的沟道，我们只能在沟道边的小路上走。

这是相当吃力的，随时还得弯一下身子，迈过那些偶尔拦着去路的枣树的枝条。

我们大家都以一种敏捷的动作走着，不时又得跨过沟那面去。

天空高朗，耳畔隐隐传来大炮的轰鸣。

越过平汉路后，这便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最近四面的战斗又都进行得很好，所以我们毫不把它搁在心上。

快到村子的时候，一个老乡跟着一架牛车正从前面赶来。

里面装着一个友军的战士，一架自行车，此外便再也没有旁的值得用牛车运送的东西了。

贺龙同志老远就停下来。

他发愁地审视着那牛车，等牛车走近身子，他柔声问道：

“同志!你有自行车，为什么还要坐老百姓的牛车呢?”

“前边的河解冻了。”战士嗫嚅着回答。

“啊!”他沉吟着，望望那条几丈以外的明晃晃的河流。

“那么过了河呢?”

“过了河我就下来。”

他想了想，就让那牛车走掉了。

但是并不放心，一面走着，一面还不断回转头去张望，直到那辆牛车赶了转来为止。

接着我们很快到了抗联。

这时候，高长长的抗联主任史立德同志不必说了，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都立刻活跃起来，差点挤破那间狭长的房间。

他们都希望被介绍给贺龙同志。

这些男女青年，几乎全是抗战后从北平来的，他们有的穿着军服，有的则保持着刚从敌区工作回来的乔装：羊肚帕，破棉短袄，一个地道的河北老乡。

而接着，一种愉快活泼的谈话就开始了。

他一个个简单地扣问着他们的经历，又从头到足打量一会儿，于是闪烁着他那富于表情的灵活生动的眼睛，来一两句有趣的考语。

其次的话题是前一夜东北救亡总会华北战地服务团的晚会节目。

他不大满意他们的“沈阳花鼓”。

“内容不错，就叫两个女角弄坏了!打扮得那么花花绿绿的，东一扭，西一扭，这一来什么政治意义也扭完了!”

在批评话剧“一心堂”的时候，他的意见也是很正确的。

“这个戏搬到河南去演更好，那里有很多红枪会，日本人正在想尽方法利用。不过那个演大将军的，还没有把性格拿稳：太精明了!还要庸一点。那样精明的人他会随便受人摆布?……”

一个同志忽然担心起祖国的前途来了，他率然地截断他道：

“一定是民主共和国!同志!你难道还怀疑吗?”

“那不知道还要多少时候啊。”

“不多!五年就够了!”

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好像贺龙同志讲的是笑话。

“你看啦，”

但他认真地继续道，“怎么五年会不成呢?你一面抗战，一面就建国呀!同志，不要说远了，现在的晋察冀，不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基础吗?县长民选，村长民选，人民群众全都有了组织，——这不是民主共和国的基础吗?”

在他热烈的声调里响着一种虔诚的信心。

对方难为情地笑了。

也许就因为这一点，想了一会儿，他又柔声地转圜道：

“你不要说，同志!抗战对中国的进步真大呢!不说旁的，要不是抗战，你就再搅他十年八年，也不会弄到一个县长才拿他五块钱一月的!你看这个进步多大?算得清吗?”

他自信地点着头，特别爱抚地凝视着那个感觉不安的青年。

“你们还没有见过清朝时候的县长。”

停停，他又用回忆的调子继续说了下去，“出街的时候，那个威风哟，前头两根长号，一群戴尖帽子的皂班，又是堂勇!不准老百姓包白帕子，大家都得站起来，你看现在的县长像个啥样子吧!……”

他顺手指指那个曾任县长的青年部长，仰起身子笑了。

“就是这样一身!灰布帽子，灰布衣服，钻到那里，老百姓哪里能够认得出他是县长?……”

便是那个对国家前途不大信任的青年，竟也毫无忌惮地笑了。

“你再拿我们的史主任说吧，”

他又感情洋溢地紧接着说，“不抗战他会钻到这里来吗?还不是依旧在北平讲恋爱，兜汽车，吃大菜!还有我们的文学家，在上海他至少有一套干干净净的洋服嘛!——现在你们看他身上有多少虱子吧!”

他笑着指点出我，而当大家笑起来的时候，他的态度却又立刻变严肃了，补充道：

“同志!要多往进步方面看看，我们对抗战才会有信心呢。”

因为大家热烈的邀请，他遂又为他们讲了一些内战时期的故事。

他讲到战士们的勇敢、艰苦，以及赤卫队在土地革命初期的一些笑话，他们错把凡士林当糖吃，拿钟表捡顶大顶重的拿，而在夺获罐头的时候，总是用矛子穿个洞，喝完水就把它扔掉了。

他给了大家以巨大的满足，一共谈了一个多钟头。

最后，他拖住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小鬼，问谈着她的身世，要她承认他做她的爸爸。

他为这件事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那么写张字约，就暂时叫做爸爸，好吧?”他柔声说道。

“不!”

“还是不!那我再让点步，做干女儿好吧?……”

我约那个曾经在天津做过乞丐的农会主任谈话去了；而当我们转来的时候，他终于已经达到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并且还把那女孩子彩云这个名字改成了吉长。

他把双手搁在吉长的肩头上，俯视着她，轻声道：

“知道吗，你还有个妹妹，叫吉生，才这么一点子高就跟着我过草地。”

“现在在延安吗?”一个同志紧接着问。

“还有个铲铲，已经死了。”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