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这个概念并不是宋代提出来的，而是经历了三个人的总结提炼、在明代提出来的。
奠基人是元末明初的朱右，他既做过元朝的官员，又是明初浙江有名的读书人之一。朱右编纂过一本唐宋《六先生文集》，所选文章皆出自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和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而且朱右认为三苏父子其实属于同一家且以苏轼作为三苏的代表，所以称“六先生”，尽管是六家但却是唐宋八大家概念的雏形。
后来明代嘉靖初年的唐顺之编纂《文编》，也只选取唐宋这八位巨匠的文章编入《文编》，但仍没有特别提出“八家”的说法。茅坤，明代归安（现在的浙江市湖州市境内）人、嘉靖十七年进士，他编纂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中，不仅将“三苏”分别独立出来，而且明确了唐宋八大家的名号。
所以唐宋八大家这个概念，始于朱右、成于茅坤。从此，世人读好文章、评好文章，皆以唐宋八大家为标准和楷模，可世人不知道的人：写出花团锦簇、流芳百世好文章的这八位文学大家，他们当年各自的归宿或者结局又是如何呢？
唐代的韩愈出生于公元768年的韩愈，是八大家中籍贯（祖籍）比较复杂的，一说是河南河阳（即现在的河南省孟州市）人，一说是怀州修武（即现在的河南省修武县）人，而韩愈自称“郡望昌黎，那就是现在的辽宁省义县。
韩愈在文学上鄙视六朝骈体文风，推崇古体散文，韩愈的文风质朴无华但却气势雄健，有多篇文章比如《马说》、《师说》等列入过我们的语文课本，其实，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才是韩愈文章的最大价值，翻译过来就是敢讲话、讲真话。
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因谏迎佛骨一事，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算起，从此韩愈迎来了生命的晚年和仕途的晚年。
韩愈晚年有太多的的荒唐事，比如家中妻妾成群但仍生性风流，，时常光顾风月场所。比如为了延缓衰老以求延续这种生活方式，他甚至使用硫磺粉末搅拌粥饭后喂养公鸡，千日之内不让公鸡交配，然后再杀掉公鸡煲汤或红烧，制成名叫“火灵库”的春药——从现在的角度看，这大概率是一种慢性中毒的过程。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韩愈病逝，时年57岁，追赠礼部尚书——比起三公、三孤这样的追赠，真的不算高，但谥号给得很不错——文，所以韩愈也叫韩文公。
唐代的柳宗元出生于公元773年的柳宗元，比韩愈小5岁，祖籍河东郡（即现在山西省运城市永济、芮城一带），但柳宗元的出身很高——大名鼎鼎的世家河东柳氏，所以也称他为柳河东、河东先生。
柳宗元成就最高的是他的散文，论说性极强而且笔锋犀利、讽刺辛辣，另外他的游记写景状物也很有特色，而且多有寄托，所以柳宗元被后世为游记之祖，所以一篇《捕蛇者说》——论说、一篇《小石潭记》——游记，以及其他一些作品，都列入过我们的语文课本。
能把论说、讽谏写得这么好的人，仕途怎么可能会得意呢？
支持永贞革新的柳宗元，其实是参与了皇家权力之争，永贞革新失败、唐宪宗登基后，所有支持和参与革新的人们都遭到宪宗的疯狂报复，比如柳宗元，不仅被贬为邵州刺史，而且在赴任途中，还遭遇了杠上开花——柳宗元被加贬为永州司马，到了永州，因各方疏远甚至迫害，柳宗元甚至只能寄居在寺庙（龙兴寺）一段时间，一系列的失意和打击其实是柳宗元生命短暂的重要原因。
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实行大赦，在裴度的说服下，敕召柳宗元回，不过已经晚了，当年农历十一月初八，柳宗元在柳州因病去世，享年47岁。与韩愈相反，柳宗元一生好佛，他评价自己在这方面是：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
大家对柳宗元的喜爱多侧重在文学和哲学方面，其实柳宗元的书法成就极高，就像字如其人那样，柳宗元的一生虽然孤苦失意，但却始终正直如光，就像《捕蛇者说》展示出的勇气与才华。
宋代的欧阳修出生于公元1007年的欧阳修，是吉州庐陵永丰人（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作为与王安石同一时期的文坛巨匠、朝堂同僚，呈现出两个特点：
在文学上，欧阳修是文坛领袖，主张古文革新、文道合一，也就是文章不要华丽空洞，需要有现实意义和作用，王安石不仅支持，而且参与；
在政治上，王安石是政坛领袖，但欧阳修却并不支持王安石变法，比如欧阳修在1070年时，不仅对新法中的“青苗法”持有异议，而且多次弹劾。
欧阳修的文风以韩愈为宗、以浮靡为耻，当时便有赞誉“明白易晓、说理畅达”，而且还特别喜欢提携和帮助新人，比如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等等，都受到过欧阳修的提携甚至栽培。
神宗变法，一变伤着欧阳修——反对变法的人们包括欧阳修，都被靠边站；二变伤着王安石——守旧势力返回政坛，王安石所有的心血付之东流。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欧阳修以太子少师的荣誉称号得以致仕——致仕，宋代官员们的退休制度，其实执行起来比较灵活，皇帝需要那就不用退休；皇帝不需要了，那就体面地走人，很明显，欧阳修属于后面一种情况。
翌年即公元1072欧阳修就去世了，享年66岁，面对这位文学巨匠、后辈楷模，朝廷还是给力的：多次追赠太师（三公之一）、楚国公等等，并赐谥号“文忠”，所以世人也叫欧阳修为欧阳文忠、欧阳文忠公等等。
不过，欧阳修的《卖油翁》、《醉翁亭记》等文章入选过我们的语文教材，多多细读，后人其实会有当面领略这位大家的文风文采的感觉。
宋代的曾巩出生于公元1019年的曾巩，是现在的江西省南丰县人，曾巩的大半生都有欧阳修有关：22岁的曾巩在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入太学，曾经上书欧阳修表达自己对文学和政治的一些看法，欧阳修非常感概并鼓励曾巩，从此结下缘分。
当欧阳修出守滁州时，曾巩便跟随欧阳修学习古文，直到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38岁的曾巩进士及第，授太平州司法参军，曾巩赴任但仍与欧阳修经常书信往来。
曾巩的文风与欧阳修自然会有些相似，尤其是以议论为主的文章中，立论警策、说理尽意并且有股从容不迫的气象，已经不是形似欧阳修，达到了神似的程度。但曾巩也有自己的风格，尤其是在抒情方面——最大的特点是，曾巩不抒情，这与欧阳修以及唐宋八大家其他诸位，区别甚大。
曾巩晚年有两个特点：意外升职、擅长政务。
曾巩晚年一直担任中书舍人的重要职务，经常每天需要草拟几十道诏书，曾巩以其卓越的文史才华和深厚的政务能力，每天笔耕不辍，保持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曾巩的母亲去世，次年即公元1083年，曾巩在江宁府（即现在的江苏省南京市）去世，时年64岁。
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中唯一能将历史、文学与政务相融合的，曾巩写文，必先考虑架构，绝不随性而为；徐徐道来、从容不迫；有理有据、凝炼严谨。他是唐宋八大家中风格最为独特的一位，官声斐然且著作等身。
宋代的王安石就仕途而言，王安石在唐宋八大家中的官职最高，具体官职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北宋的宰相，相当于现在各国的总理职位。
出生于公元1021年的王安石，是抚州临川县人（即现在的江西省抚州市境内）。王安石至少三个天赋，文学成就只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考试的天赋——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21岁的王安石就能考中进士，这让同一时期30多岁甚至40多岁还在科举试场中苦苦挣扎、不得让岸的人们汗颜不已；做官的天赋——从基层的扬州签判算起，王安石历任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务，一直官声良好、政绩不错。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大致分成三个阶段，年轻及中年时潜心研究经学，创立“荆公新学”；壮年时因推广变法，体现在文学上就是竭力促进宋代变古学风的形成；到了晚年，王安石的散文既有雄健峭拔的作品，更有含蓄深沉、深婉不迫的文章。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仕途巅峰都与变法的进程有关，如果从第一次因变法失败而被罢相算起——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王安石被罢相，尽管一年后又被神宗再次起用，但很快又被再次罢相，王安石的文风从此发生变化，同时也开启了自己的晚年生活。
王安石的晚年，被动地远离了政治纷争——如果不是被罢相，他仍然会继续推行新政、继续在政坛叱诧风云。退隐之后的王安石，由于部分新法仍在推行、所以朝廷对王安石的体恤颇多，但王安石却辞而不受，他捐献了自己大部分的宅舍和田地，用于修建寺院和做功德——这与唐代的柳宗元相似。
此时王安石的诗作以自然和清寂为主，多有“悠然见南山”的意境，最喜欢做得便是三件事：出游访友、乘舟吟诗、踏青郊野。但是，纵横政坛一生的人，是不可能完全摈弃政治的，王安石也不例外，晚年仍然试图通过《字说》、《三经新义》的教学和传播，试图用法家思想去影响世人。
到了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北宋保守势力全面上位，王安石当年呕心沥血所推新法旋即被全面废除，而且似有继续秋后算账的意思。
闻讯后的王安石痛心不已，不久便病逝于钟山，享年66岁。相对于唐代的韩愈，王安石的追赠绝对不一般：多次累赠为太傅（三公之一）、舒王（追封的异姓王）等等，谥号则与韩愈相同——同样是“文”，当时文臣中最顶级的谥号。
宋代的三苏父亲苏洵，出生于1009年的苏洵，眉州眉山人（即现在的四川省眉山市），苏洵的作品大部分是议论文，往往直接针对北宋的官场弊病和社会现实，颇有战国时期纵横家们的雄辩之风，不仅观点明确、析理深透，而且语言犀利、结构谨严，里面有些妙喻名句大都流传至今。
苏洵的晚年一直在修书编书，是劳累并在任上去世的：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苏洵被任试秘书省校书郎，与多人同修礼书，共完成《太常因革礼》100卷，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苏洵去世，时年58岁。
苏洵的仕途并不成功，但文学成就杰出，熟读熟记苏洵的文章是有绝对好处的——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也有朋友认为，上述这些都太肤浅了，苏洵真正的、最大的成功是家庭教育和培养儿子搞得好，当然这肯定也是对的。
次子苏轼——苏洵的长子夭折，苏轼其实是苏洵的次子，出生于1037年，籍贯不用说了。在唐宋八大家中，苏轼考中进士的年龄最小：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不满20周岁的苏轼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
苏轼的成就是唐宋八大家中最高的，这个大家肯定都认同，但有一个观点是：苏轼更是唐宋八大家中，面对失意和痛苦时最为洒脱、最为励志的一位。
苏轼的后半生是在5次被贬的过程中度过的，唐代的柳宗元遭遇过一次被贬途中再被贬——简称贬中贬，而苏轼遇到过两次，就连我们这种九漏鱼都知道这是朝廷在故意羞辱苏轼，可苏轼却不以为意、从容面对，而且还能在颠沛流离之中，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更上层楼，只能说：太牛了！
对苏轼的折腾一直持续到北宋末年：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等各种各样的地方官，直到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朝廷大赦，苏轼得以复任朝奉郎——正六品，官不大但能回京了。
在北归途中，苏轼于公元1101年8月在常州（即现在的江苏省常州市）去世，享年66岁。一生洒脱的苏轼只留下葬于汝州郏城县（现在的河南省郏县）的简单遗嘱。
由于诗案的一部分主角及相关势力还在朝堂之上，所以朝廷在苏轼去世后并没有什么过多的表示——那就更别指望表彰或者追赠了，此时苏轼还属于大赦对象，是犯过大错的人。
直到20多年后的南宋高宗即位，才追赠苏轼为太师（三公之一、虽迟但到）；到南宋孝宗时，又为苏轼追谥“文忠”——苏轼肯定担得起这样的谥号，他的文学、文化、文风，能够继续流传几千年甚至几万年。
三子苏辙，出生于1037年，籍贯也不用说了，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20岁苏辙同样考中进士，在仕途上，苏辙同样也极不如意。到了奸相蔡京掌权时，苏辙以太中大夫的官身便退休回家了。
晚年的苏辙，闭门谢客10多年，除了担心自己远在被贬之路上的哥哥，其他时间就做两件事：整理旧著、教育子弟。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苏辙去世，享年74岁。
跟苏轼不同，苏辙并不是犯错（罪）之人，而是带着官身正常退休的，所以苏辙去世时，被朝廷追复为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等。到了南宋高宗时期，又被多次追赠太师、魏国公等等，南宋孝宗时又追谥“文定”。
结语我们记得唐宋八大家是因为他们的官位显赫、出身高贵吗？肯定不是。那些只是浮云，出身比他们高、官位比他们高的历史人物太多了，他们根本不值得时间去留恋。我们记得唐宋八大家是因为他们的文字、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才华。最后，还是一人一句吧：
韩愈：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欧阳修：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曾巩：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苏洵：何当骑蟾蜍，灵杵手自捣。
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苏辙：西出阳关万里行，弯弓走马自忘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