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历史选择得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在他的有生之年，中共召开过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毛泽东缺席的有三次。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说：

“这次大会有些同志未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解释解释。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

“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是古人写作七言律诗时的一个口诀，是对一句之中各字平仄调配变通的规定，意思是在一个七言律句之中，第一、三、五字可以用平声也可以用仄声，而第二、四、六字是节奏点所在，则必须平仄分明，该用仄的一定要用仄，该用平的一定要用平。当然，熟悉七律创作的人都明白，这个口诀指的是一般情况，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却不一定适当。

精通格律诗词创作技巧的毛泽东，套用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口诀，意在表明：从中共一大到六大，这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一大、三大、五大，“我参加了”，不用讨论；二大、四大、六大，“我都没有参加”，也很分明。

用两句七律平仄规律口诀，来调侃自己参加中共前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形，形象、精练、准确，也只有毛泽东，才有如此过人的才智和幽默！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时年28岁的毛泽东，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1945年4月21日，作为这次意义非凡的大会的亲历者，毛泽东回忆道：

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十二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十二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七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

在中共一大上，引人瞩目的是北京代表张国焘。毛泽东和张国焘早在1918年于北京大学相遇相识，比较起来，张国焘在北大的地位比毛泽东要高得多。1918年毛泽东在恩师杨昌济介绍下在北大图书馆做一名普通的管理员，负责整理图书和打扫卫生，同时旁听北大一些课程，可以说是北大的一名“扫地僧”。而此时的张国焘是北大学生会的重要负责人，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成为著名的“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

在一大上，张国焘当选为大会执行主席，是大会的主持人，是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则是大会书记员。中共一大选举了三个核心人物——陈独秀、张国焘、李达，陈独秀是总书记，张国焘是组织主任，李达是宣传主任。可见，当时在党内，张国焘的地位也比毛泽东高。

几十年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也脱不掉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

让人唏嘘不已的是，自认为比毛泽东“高明”、曾统率过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1938年初，却从延安出逃，投靠了蒋介石国民党，彻底背叛了他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而他颇有些“看不起”的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成都路英租界召开。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一大代表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鉴于一年前中共一大会场遭到巡捕闯入和搜查的教训，二大采取了极为严格的安全保密措施：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只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除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李达家举行，其余两次都在公共租界的其他地方召开；党员们分成几个小组，分散在不同地点开小会，讨论一般问题。

正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上海租界的反动军警、巡捕、密探虽然事先嗅到了“陈独秀等秘密集会”的消息，但任他们费尽心思，也未能捕捉到中共召开二大的蛛丝马迹。

1922年5月，毛泽东被湖南党组织派到上海领导反对湖南军阀赵恒惕的运动，也就是说他在中共二大召开前两个月就抵达上海，但为何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呢？毛泽东本人1936年在陕北窑洞里，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那年（1922）冬天（注：应为夏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从毛泽东回忆的未能出席的原因，也可以佐证了中共二大保密工作的严格和周密。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召开。著名的“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出席了大会，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这些后来中共历史的杰出人物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可谓英雄豪杰，风云际会。这次大会还出现了一个“洋面孔”——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中共三大确立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

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担任秘书，首次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层。

有些文献记载，三大中央局秘书并非毛泽东，而是罗章龙。多年后中央档案局公开的《中共中央第五号通告》揭开了谜底。

1923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五号通告，宣布中央局的人事变动：“中局组自迁沪后略有更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即毛泽东）同志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据此可推断，此前毛泽东是三大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而罗章龙则是他之后的接替者。

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特别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这说明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毛泽东作为中央局秘书，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委员长陈独秀。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员毛泽东又加入了国民党，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他前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组织部秘书，而组织部部长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毛泽东还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

然而，叶楚伧等国民党右派分子极力反对国共合作，不仅阻扰毛泽东的正常工作，而且“用尽办法，把毛赶走”；中共内部李立三等人又嘲笑他为 “胡汉民的秘书”。在内外交攻，下毛泽东身心俱疲，积劳成疾，于1924年12月回故乡湖南韶山休养。

毛泽东回到韶山一个月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参加了大会。毛泽东因为在韶山养病而未能出席。

中共四大通过了14项文件，提出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提出工农联盟问题。这大会将中共的基层组织由 “组”改为 “支部”，规定“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 “总书记”，各级党的领导人称为“书记”。这些称谓一直沿袭至今。

尽管没有出席中共四大，但毛泽东在韶山一边养病，一边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并且在韶山成立党支部，积极开展农民运动，这为他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奠定了实践基础。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

在出席中共五大的前几个月，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被称为“农民运动之王”、主持过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深入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掌握了鲜活生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调研结束回到武昌住所都府堤41号，毛泽东奋笔疾书，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3月5日发表在《战士》《向导》等刊物上，激起广泛关注。

在筹备中共五大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将湘鄂赣粤四省农协联席会议形成的关于“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和“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提案提交大会讨论，却被陈独秀否决。

在提案遭否决后，毛泽东在大会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他还试图通过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给代表的方式，引起代表们对农民革命的重视。他把《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交给大会秘书处后，秘书处油印了300份。5月2日分组讨论时，秘书处负责人安排专人分发给代表们。但刚发了二十几份，就被坚持右倾错误主张彭述之发现了。彭述之命令立即停发，向陈独秀反映，陈独秀也大为恼火。彭述之勒令立即如数收回发出去的二十几份《报告》。

中共五大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毛泽东仅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被排挤出了中央核心领导层。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由于中国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中共六大在苏联首都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一座“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84人。毛泽东未出席这次大会。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共六大？周恩来后来对此解释说：“当时要毛泽东同志去是有困难的。”具体而言，存在以下几个困难：

其一，音信两绝，联系不上。毛泽东率部队上了井冈山之后，多次与上海临时中央联系，均未果；临时中央也曾派人去找毛泽东，但都“终无一次”与之接上头，以致“彼此间的意见互不能达到”。一直到1928年5月底，留守中央才收到毛泽东于5月2日寄出的书面报告。而此时六大的代表们早在4月就动身启程前往莫斯科，所以，即使通知毛泽东出席六大，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其二，毛泽东因引兵井冈在党内受到指责和不公正处分。在中共六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因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受到临时中央多次处分：在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撤销现任（湖南）省委委员”。1928年3月湖南省委执行中央指示取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在这种情形下，毛泽东自然不在临时中央指定的六大代表之列。

其三，井冈山斗争的前线也是离不开毛泽东的。当时井冈山的军事斗争非常残酷和激烈，没有毛泽东的坚强正确的领导很难立足。为了保存和发展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毛泽东也无法脱身前去出席这次中共党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代表大会。

在赴莫斯科召开六大之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1928年5月25日，留守中央成员李维汉在收到毛泽东的书面报告之后，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了一封信。信中李维汉用较大篇幅介绍土地革命的情况，其中用了“湘赣的形势相当好”等语高度评价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

李维汉的信件抵达莫斯科后，其副本在6月26日被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负责人米夫寄给了斯大林、布哈林等人。该信件对中共土地革命的介绍，尤其是对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斗争成绩的宣传，丰富了共产国际对中共土地革命的认识。毛泽东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影响从一隅之地扩大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高层。

李维汉的信件送达的时间恰好处于中共六大召开期间，且在7月10日选举中央委员之前。李维汉的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六大代表们领导农民革命、建立农村割据的信心和决心。经过激烈争论，中央对毛泽东的伟大创举由反对转变为支持。就这样，在井冈山斗争取得显著成效的事实和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负责人米夫的极力举荐等因素的影响之下，毛泽东成为了中共党内具有开拓意识、执行正确路线的代表。7月10日，毛泽东由米夫提名并经大会选举为中央委员，在23名中央委员中排第12位。

毛泽东缺席中共六大却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在中央苏区，虽然他遭到打击和排挤，失掉了军事指挥权，但一直是中央委员，这就为他在遵义会议上的崛起的留下了契机。中央委员的身份，使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拥有发言权和表决权，从而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和清算。

从中共七大到十大，毛泽东作为全党的最高领导人，自然是大会的核心。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四次大会上，毛泽东并没有照本宣读政治报告。

1945年4月24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起草的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会前发给代表。会上，毛泽东没有照本宣读《论联合政府》，而是就其中的一些问题作了口头报告。毛泽东的口头报告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诙谐幽默，不时引起阵阵笑声和掌声，使代表们加深了对《论联合政府》报告精神的理解和把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八大的政治报告是刘少奇宣读的，毛泽东致了《开幕词》。在开幕词中，他强调：“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这篇不到3000字的开幕词，博得了现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阵阵喝彩。大会休息期间，当代表们纷纷夸赞这篇开幕词写得精彩时，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毛泽东在中共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发言稿，一般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亲自动手。八大开幕词是一次例外。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致简短的开幕词。政治报告是林彪宣读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虽然毛泽东出席主持了大会，但却因重病在身没有发表讲话。周恩来代表中央向大会做了政治报告。在这次大会的闭幕式上，代表们起立鼓掌目送毛主席离席，但却发生了让人心酸的一幕。

据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那天宣布散会时，我看到他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多分钟。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们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此时机智的周恩来救场说：毛主席要目送大家离开会场。

就这样，时年80高龄、重病缠身的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目送代表们离场，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出席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光辉历程。

三年后，1976年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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