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独特的生存环境使得这个民族形成了以游牧渔猎为谋生手段的生活方式以及坚强勇毅的民族性格。这两者的合二为一造就了契丹民族不畏艰苦、积极奋进的勇武精神。正是这种勇武精神使得契丹人包吞众邻，威慑华夏，可以说是勇武精神成就了契丹人的强大。然而，无论多庞大的树木，一旦离开它根植的土壤，必然会枯萎。

站在统治上层的契丹人，到后期丢失了祖先的那份勇武精神。于是，在短短数年之内女真人以摧枯拉朽之势尽夺万里江山，契丹人几无还手之力。不但如此，契丹亡国后失去了政治优势的契丹人毫无遮蔽，迅速地融入到以汉族等其他民族中，以至于在元代以后已经看不到纯粹的契丹民族。

辽代中期以后，契丹辽国的内部环境趋于稳定。虽有几次平乱之战，但时间短，规模小，远不及建国前后的平乱之战。太宗至圣宗年间的几次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反而通过这几次斗争，确定了统治阶层的权力分配，确立了皇权的绝对权威。

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进入中原开始汉化的契丹王朝，政治上对其统治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统治。设五京及实行四时捺钵制度，统治中心并非集中于唯一一个皇城，使得辽的疆域虽辽阔，却不会有鞭长莫及之危机。

在中央实行南北面官制度，设南北二院，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中央是这样，地方亦如此，部族制与州县制并存。这就解决了同一国度下两种不同民族的矛盾，维护了稳定，也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相对安稳的外部和内部环境，营造了一个和平安逸的社会氛围。事实上，这种无危机的状态在契丹辽国持续了长达百余年。在这百余年时间里，由于缺乏战事，军队的实战锻炼已大大减少，契丹人认为他们的勇武精神确已没有多大用处了。

于是契丹族的勇士们，不再向往征战和厮杀，有些人甚至开始贪生怕死，唯恐血染疆场而无命享受富贵，戍边竟然无人替代。重熙十年（1041），“北枢密院言，南、北二王府及诸部节度侍卫祗候郎君，皆出族帐，既免与民戍边，其祗候事，请亦得以部曲代行。诏从其请”。与此同时，对于保持契丹人勇武精神的骑射娱乐习俗亦开始禁止。

重熙十五年（1046），“禁五京吏民击鞠”，尽管有人提出质疑，“无从禽之地，若非毬马，何以习武？”但事实上，这种习武保持勇武的活动，已经越来越少。似乎“勇武精神”真的没了用武之地。丢弃了这种军事训练和教育,无疑意味着丢弃了这种英雄无畏和居安思危的民族精神。

农业不但可以创造大量稳定的财富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更能带来直接的国家税收。因此，农业很早就引起了契丹统治者的重视。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至太宗统治时期，契丹辽国已经囊括有悠久农业发展历史的原渤海国地区，以及中原传统农业区幽云十六州。

幽云地区拥有成熟农业生产技术的汉人更是成为契丹辽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契丹辽国的统治重心开始南移，农业经济地位逐渐上升，成为辽国的主要产业。支撑契丹帝国强大身躯的内在主要支柱之一是契丹人的勇武精神，而勇武精神的存在基础正是契丹的游牧渔猎经济。契丹辽国的经济大转型使得大多数契丹人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方式。

至辽代中期，在契丹辽国境内，草场萎缩，畜牧业经济地位下降。不少驰骋草原游牧、渔猎的契丹人，离开马背，放下马鞭和弓箭，拿起锄头和犁杖，走向了田园和耕地。因而，产生契丹人勇武精神的经济环境已发生改变，为契丹人勇武精神的嬗变提供了前提条件。

与此同时，契丹的勇士们亦因战事减少或消弭，不少人舍弃了弓马刀枪，转向农耕。骑射捕猎技能逐渐生疏，渐渐被淡忘，取而代之的是对农业知识的积累和农业技术的掌握。农业看重的是对耕作知识的尊重，而非对勇者、强者的崇拜。植根于游牧、渔猎经济基础上的勇武精神一旦脱离了其生长的土壤，就会失去其应有的生命力。

另外，契丹军队原是一直以“打草谷”（掠夺对方粮草）为军队供需的手段战事减少，契丹军队的后勤粮草供给方式亦开始转化。其中有一种方式尤为值得注意，就是军队开始自给屯田，军队在驻扎地平时生产，战时作战，自给自足。

史载，圣宗时期，“西北之众，每岁农时，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之役。当时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榖，以给军饷。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此公田制也。馀民应募，或治闲田，或治私田，则计亩出粟，以赋公上”。

辽圣宗“命耶律唐古劝督耕稼，以给西军，田于胪朐河侧”。契丹军队前期的军需由掠夺而来，而后期改由自己耕种。屯田看似解决了军需问题，但是也大大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因为军人屯田已使得契丹的士卒由半牧猎半军人变成了半农民半军人，骑射训练减少，军事技能降低。契丹骑士们原有的勇武精神，便逐渐消弭在耕作的田垅间。

儒家学说浸入，勇武文化面临危机。儒家文化在契丹社会的渗入，使得契丹族原有的特色尚武骑射文化面临危机，慢慢地契丹人由崇尚勇武嗜杀，转至尊崇仁德伦理。契丹民族原本以武立国，这是契丹民族能够称雄北方的重要原因。而儒家文化强调“三纲五常”，以仁德治国，以儒家伦理及法律相配合推动国家机器运转。

在引进儒家思想之后，契丹族统治者逐渐改变了以勇武精神为核心的统治风格，而学习以儒术治国，并且还涌现出一批以儒家思想理政的契丹族文武官员。如萧义任辽北院枢密使以“申威令以制其豪强，修仁政以养其疲潦”闻名。耶律仁先亦是“恤孤载，禁奸匿，宋闻风震服”。

耶律宗政更是“乐慕儒宗，谛信佛果。戚里推其孝佛，部下仰其宽仁”。由此可见，治理国家，赢得民众信服，不一定必须仰仗武力，这自然而然地就降低了勇武精神的神圣地位。

昔日契丹人的野蛮彪悍形象已逐渐消失，很多契丹世家大族成员已经化身为翩翩儒雅的儒学之士。方顶软轿取代了汗血宝马，笔墨纸砚取代了雕弓羽箭，宽衣博带取代了短袍皮靴，契丹人引以为傲的的勇武精神，早已成了他们脑海中的一点记忆。

佛教文化兴起，勇武精神走向衰落。古语有云，过，犹不及。辽代中后期佛教如此的肆虐横行，对整个契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对契丹人的勇武精神，带来的打击更是毁灭性的。

勇武精神主张强者对外征服，视被征服者为草芥、为鱼肉，而佛家第一戒却是禁止杀生。建国初期，契丹的财富大多来自于勇武精神指导下的对外征服和掠夺，而佛教却提倡清心寡欲、四大皆空。因而，在佛教教义的熏陶下，契丹人的勇武好战之心逐渐淡化，怜悯慈悲之心开始生长。

如清宁七年（1061）“八月辛巳，置佛骨于招仙浮屠，罢猎，禁屠杀”。在国家统治方面，辽国皇帝希望通过崇佛，“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自己则可“坐致太平”。这一行为可能使得国内的统治取得一定预期的正面效应，但它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便是使得辽国的立国之本开始摇动——勇武精神遭到了扼杀。

经过佛家教义熏陶的契丹勇士们，纷纷放下了手中的屠刀，逐渐化去了他们的戾气。受佛教影响，契丹人勇武精神的消失，其南邻宋朝人已深有感触，宋真宗曾说：“戎羯之人，崇尚释教，亦中国之利”。元祐四年(1089)使辽的苏辙，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此盖北界之巨蠧，而中朝之利也。”

契丹人的亡国灭种，当然不止这几点原因，但不容置疑的是，勇武精神的丢失在国家灭亡的诸种因素中占有很重要的分量。因为有了勇武精神，所以无论在人力还是物力上都不占优势的契丹人才能脱颖而出，结束分裂，统一北方，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亦因为丢失了祖宗传下来的勇武精神，契丹人便招来了灭顶之灾。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吸取。在民族林立的世界里，中华文明之所以传承至今，勇武精神亦居其一。每有外族入侵，中华儿女莫不是以其不畏艰苦、奋勇向前、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与之抗争，直至赢得最后的胜利，使中华文明得以保存。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人民仍是靠着奋勇上前、勇于抗争、不屈不挠的斗志，才有了今天的安宁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