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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1万解放军战士齐聚华北，80年代最大规模军演来袭。
总参谋部为此次军演做了三类方案，让领导人做出选择。邓公一言拍板，该花的钱还得花。
这场大型军演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举行的？邓公选择了三种方案中的哪一种？
1980年10月，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了防卫作战研究班会议。邓公基于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提出了积极防御的基本战略。
这次会议带给了总参、总政和总后勤部许多思考，在积极防御战略的指导之下，我军为维护国家和世界的和平，必须敢于亮剑，主动展现军威，积极提升军事训练的效率。
既然要主动，那不如展开一次实战型的军事演习活动，一方面检验解放军战士的作战素质和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对周边国家起到震慑作用。
中央军委非常支持这一提议，不过在演习工作正式筹备之前，军委领导人需要看到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
1980年年底，三大总部先是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大军区做好准备。而后，总参又挑起大梁，开始执行筹备工作。
北京军区是实兵演习的主力军区，总参和他们展开协商讨论，在结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之下，制定了三套军事演习方案。
这三套方案各有特色，需要先交由领导人过目，才能最终决定。
1981年3月，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一同找到邓公，将三大方案向他汇报，请他定夺。
第一套方案的工作量是最大的，它的计划参加人数接近11万，需要各方面军展开防御战役演习，包括的演习科目也较多。
解放军战士的集群进攻、空降与反空降、阵地坚守防御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都能够在这次演习中得到检验。
至于战役预备队，是骡子是马，也得牵出来遛一遛。总参对预备队的演习要求，也一点儿不低。
听到汇报，邓公非常满意。既然要搞军演，劳神费力，消耗资源，那就必须搞彻底。各方面的衡量情况，中央军委都得做到心里有数。
只是，杨得志还是提出了一些领导干部对第一个方案产生的顾虑。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非常现实，就是钱的问题。军演，尤其是大规模军演，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支撑。
此时的邓公已经有了精兵简政的想法，在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关键阶段，他也一直在强调缩减军费开支的问题。
而缩减军费和大搞军演之间，必然存在着很大的矛盾。
更何况，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时间还不长，中央财政的保障性能力还不够突出。万一财政方面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持，军演中途夭折，我国只会得不偿失。
因此，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经济问题也是总参的两位干部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二个顾虑之处在于，部分干部同志担心，如果我们把军演的规模定得太大，苏联乃至西方国家，会对我们产生异样的看法，甚至会引发一些国际冲突。
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有可能会因此大打折扣。这对于大力推动“走出去”的我国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第二个方案属于退而求其次的规模，是方面军内部的防御战役演习，涉及的科目也没有太多，空降一类的高标准科目，在这一方案中被删减。
如果仅仅开展方面军编内的军演，那么参加人数肯定会比第一个方案少得多，预计只有5万人。
相应地，军演需要的资金数量与造成的影响也都不会有那么大。
至于第三个方案，那就更简单了，只搞集团作业，不搞实兵演练，所有步骤能省则省，规模尽量控制在师级范围之内。
邓公听着汇报，大脑在一刻不停地思考。听到第三个方案时，他眉头紧锁，显然并不满意。
平心而论，他最想选择的，还是第一个方案，也就是大规模的军演。
亮剑，要的就是亮出锋芒，亮出杀伤力。只亮一半，不痛不痒，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当时的国际局势，以及中国的处境，都要求我们全力的防范。70年代末，随着中美建交的大突破，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对立有所缓和，我国的外交局势渐渐稳定下来。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在外交方面高枕无忧。因为两国建交，不代表美国就这么放弃了针对我国的一些小算盘。
一旦两个国家产生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他们仍然可以说翻脸就翻脸。另外，苏联和东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态度转向了恶劣。
尤其是苏联，他们在1979年突然攻打阿富汗，给我国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感；而他们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对越南的援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如今成为了我国不得不防的威胁性国家。
美苏两国的争霸还在继续，冷战会不会变成热战，什么时候会变成热战，这些都是未知数。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从未有片刻消失。
中国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反对霸权主义、呼唤世界和平的使命和担当，而只要还在坚持，我们就会被某些国家当成眼中钉。
主动出击，这不是中国的作风。但把被动防御变成主动防御，这就是我们在能力范围内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
既然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其他国家没有给我们选择的机会，那么邓公认为，大规模的军演，是我们的唯一答案。
只不过，他不得不承认，其他领导干部提到的担忧与顾虑，也确确实实存在。但他认为，这些都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
经济方面的限制，我们可以主动寻求突破。
中央财政部门自然表态，全力支持此次军演行动。人员调度、物资供给、交通协调等所有需要用钱的地方，财政部都应当给予保障。
军演的专项专款，财政部也得提前划拨，推动项目的筹备进度。
北京军区作为军演的主要单位，同样也需要全力配合、鼎力大支持、倾情付出。更多问题，在中央财政无法解决时，他们便需要集思广益，自己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
关于钱，邓公的态度非常直接，该花的钱还是得花。只不过，考虑到我国的现实问题，他还是提到，节约是不能忘记的原则。
所有工作流程，都必须做到最优，即花费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好的效果。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所有参与者得拼尽全力，保证军演的效果不变。
至于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影响，邓公认为，这就更不用担心了。
我们的邻国们，这些年来没少举行军演。国际政治场上，可没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道理。再者说，在中国面前，苏联等国家也算不上“州官”。
军事演习是一个主权国家捍卫国防安全的有力手段，同时也是合法的方式。我们的防御战役演练，从头到尾都不可能对他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有了邓公的拍板，接下来的工作，就按照第一套方案稳步执行。中央首先成立的领导小组，成为了此次军演的统筹单位，全力负责所有流程的推进。
军演在华北大地举行，所以在正式开始之前，各级部门首先要与人民群众沟通，进行必要的疏散和转移，把军演区域画出绝对的红线，尽量规避风险。
历经小半年的筹备，1981年9月14日上午，华北大军演正式开始。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次军演可谓是翘首以盼，期待已久。尤其是邓公，更是十分关心项目进展。
这一天，邓公穿着军装，精神抖擞，全神贯注地在现场观看。看到精彩之处时，饶是他也舍不得动动眼珠。
奉命参与军演的将士们，更是全情投入，展现了自己最好的风采。
陆军战士在坦克和装甲车上娴熟地操作着，步兵队伍与机械队伍之间形成了完美的配合，一进一退之间，动作的转换和火力的接应都精彩到让人目不暇接。
空军的两个航空大队，也驾驶着战斗机在蓝天亮相。在空降中，他们英姿飒爽，如同自由翱翔的雄鹰，又像队列整齐的大雁。
即使只是演习，战士们也拿出了对待战斗的严肃态度，做到了全力以赴。
看到惊心动魄之处，邓公和一众观战将领们全都情不自禁地鼓掌，为我们强大的军队实力而鼓掌。
这场大军演一共持续了4天，每一天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也给在场的所有人带去了很多思考。
实兵演习与实际的战役一样，都是最能发现问题的过程，也是最能看出军队水平的过程。
日常的训练，还有军区内部的小规模对抗性演习，都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正因如此，哪怕费钱费力，邓公也希望把11万人的大军演推进下去。这是必要的加强我军防御能力的过程，也是我国无声的宣告。
天下风云出我辈，哪怕国际世界风云摧折，只要有解放军坐镇，我国自能岿然不动，笑看云卷云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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