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初期，国民党广州方面提出了“各个击破”的战略安排，口号是“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不管张作霖”。随后北伐军节节胜利，一举攻克“两湖”后，吴佩孚的主力被基本歼灭并退守武胜关，江西作为连接湖南、湖北的重要地区，成为头号攻击目标，一旦江西省会南昌占领，可以形成江南和江北两路进攻的格局，一路进攻孙传芳部的腹地，形成双管齐下的攻击态势，战略主动权无疑掌握在北伐军的手中。
为此，元帅府发出进攻南昌的命令，紧接着北伐军第一军第一师约5000人马，在代军长兼师长王柏龄、党代表缪斌的率领下，一举占领南昌城对岸的牛行车站，并包围了南昌城。当时，南昌城内的守敌只有邓如琢的一个骑兵团，而据守南昌七个城门的仅有宪兵两个连、警备队两个连和维持地方秩序的警察，总共只有600余人。并在南昌城内的工人、学生及江西省警备队的配合下，经过约一个小时的激战，一师趁虚而入，攻下了南昌城。
占领南昌之后，师长王柏龄，党代表缪斌都兴奋得忘乎所以，以为天下事大定矣，看到这个省会城市花花世界，特别是连日打仗的艰辛，两人的心思开始活络起来了，丝毫不顾当时孙传芳仍然控制城外，一头扎进了烟花之地，流连忘返，一连三四天都不回司令部，真可谓是“问今是何世，不知有汉魏了……”。
他俩哪里知道，就在这一天，时任江西警察厅厅长的刘棠却是军阀邓如琢潜藏的耳目，他得知这一情况后，给逃到樟树的邓如琢秘密写信建议反扑。当时的军阀孙传芳听说南昌城失守后立即由南京赶到九江亲自督战，明令邓如琢必须在48小时内夺回南昌。就在邓如琢磨刀霍霍领兵反扑时，在南昌城内得意忘形的王柏龄却夜宿妓院寻欢作乐。遭遇大部队的突袭，王柏龄师顿时乱成一团，一众军队的指挥人员四处寻找王柏龄和缪斌，商量应敌之策。可是，找来找去，却怎么也找不到两人的身影，最终南昌得而复失。
北洋军阀邓如琢入城后闭城三日，纵兵自由行动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南昌城外，北伐军向进贤、顺化两门进攻。北伐军组成敢死队，架设云梯几度爬城没有成功。章江、广润、惠民三门之外，因商店民居密集，不利攻城，但北伐军可伏藏屋内，伺机射击，对守城敌军形成包围之势，负隅顽抗的守城将领张凤岐、唐福山、岳思寅赏洋两万元组织工兵400余人，搜索城内商店贮存的煤油，令其将城内数十部消防用的手摇水龙搬上城楼，喷射出煤油和硫磺，在南昌城四周建立一道火墙，将北伐军攻城部队阻于其外。一时间，惠民、广润、章江、德胜四门外的商店民居全部烧毁。大火延烧三日三夜，总计烧毁民居万户以上，城内，军阀们知大势将去，便疯狂屠杀和抢劫，商店贵重财物、食米均无幸免。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滕王阁也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素有“江西第一楼”之誉的滕王阁，雄踞南昌抚河北大道，坐落于赣江与抚河交汇处。依城临江，瑰伟绝特，因“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滕王阁序》得以名贯古今、誉满天下。这次军阀混战的焚烧，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1983年，滕王阁才得以重修，根据古建筑大师梁思成所绘草图，主阁建筑共9层，高57.5米，背城临江，滨邻南浦，面对西山，视野十分开阔。主阁两翼为对称的一级高台，高台上部为游廊，游廊南端为“压江亭”，北端为“挹翠亭”，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滕王阁。
直接导致南昌失守的王柏龄、缪斌两人的所作所为，被人称为是北伐中最丢人的事情，迫于舆论和影响，为了掩人耳目，先是对外宣布：“代军长王柏龄失踪，党代表缪斌阵亡”。随后两人被撤职查办。那么，这样的两个人究竟是何来历，后来的结局如何呢?
先说王柏龄，字茂如，江苏江都人（今扬州人），在扬州市区淮海路159号，有一幢占地面积2340平方米，名为“憩园”的中西合壁的花园洋房，洋楼在花园北首朝南，平面布局成不规整“山”字形，沿墙有湖石假山，由此向南直抵西南角三面角亭，亭连接北向修廊八间。洋楼东亦有修廊八间，南接朝北修廊，北接月门，入内有庭院，庭院北有房舍三间，院西南接修廊，西廊有门通洋楼洋楼墙面青砖勾缝，青砖印有双钱、花草图案，屋面红瓦铺盖，四面落水，起伏错落。前后廊相连，形成曲折回廊。可谓是十分豪华，这便是王柏龄的故居。
在当年的江都地区，王家乃是有名的望族，家境优渥的王伯龄长大后，便被家人安排进入南京陆军小学，毕业后又进入保定速成学堂（即日后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在这期间，结识了比他大两岁的两人兴趣相投之下聊得火热，不久就成为关系亲密的挚友，还商量着毕业后一起东渡日本，继续深造学习。果然，二人毕业后都考入了日本振武学堂学习先进军事知识，还都在日军中服过役，拥有相似经历的二人曾同时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投身于民主革命。
在黄埔军校创建之时有一张老照片，孙先生坐在一张椅子上，老蒋站立中间，左边是何应钦，右边则是王伯龄。我们可以看出，此时颇有点气宇轩昂的王伯龄地位不低。的确，随着老蒋的仕途一路顺风，作为十年同窗王伯龄自然最受到他的关注，黄埔军校刚成立不久就邀请担任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人人向往的要职，后来的黄埔学生军东征期间还担任教导第二团团长。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被老蒋寄予厚望的王伯龄却是典型的“刘阿斗”式人物，不仅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一副花花公子的作派，自身还存在很大缺陷，在军事上更是毫无作为，真的是烂泥扶不上墙，就说第一次东征期间，身为教导第二团团长的王柏龄，率领这支士气很高的部队攻打淡水。
王柏龄的这个团在当时可以说是一流的精锐部队，在编制上采取“三三制”，即每团三个营，每营三个连，每连三个排，每排士兵26名至30名。此外还设有直属团部的两个机关枪连、一个特务连，一个侦察队、一个辎重队、一个通信队、一个卫生队等。一共约2000人，主要兵种是步兵。而且这些兵都是有文化，受过军事教育，且年轻的黄埔军校第一、二期的毕业生，在后来的军事生涯中，涌现了许许多多的将军。
淡水距惠州约35公里，有陈炯明的部队3000多人据城而守，城墙既高又厚，城壕既深又宽，易守难攻，王柏龄在攻城期间，照搬军事学校的攻坚方式，并组成了几支“敢死队”，每队120人，编为10个班，设正副班长各一人，每一个班携带一个梯子作为爬城之用，并带上两副门板，以便攻到城脚下铺在地上，以防五角钉戳穿足背。冲锋号吹响后，敢死队员手拿步枪，腰挂斧头，像猛虎般地向城墙猛扑，虽然学生军损失惨重，但终于攻下了淡为城。
王柏龄的教导2团攻入淡水城后，他以为城池既破，万事大吉，便搬出李闯王攻入北京时的派头，花天酒地不说，还疏于防守，结果陈炯明派他直系大将洪兆麟反扑淡水城，一下把王柏龄打蒙了，指挥直接出现混乱，接下来东一个，西一个寻找溃兵，好不容易聚集了一个连，却连阵地都守不住，结果败下阵来，气得老蒋丝毫不顾两人十年同窗口的情谊，当着众人的面，骂其潦草塞责，并斥责道“我是叫你当团长，不是叫你当连长，你怎么带一个连的人来见我，你的水平还不如一个连长……”直接免去了王伯龄的团长职务，但碍于情面仍保留其军校代理教育长职务。
淡水之战王柏龄没有了军事实权，但并不影响他在军队中的发展，毕竟与老蒋有这样一层铁的关系，随后，蒋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开展北伐，任命王柏龄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第一军副军长，却在顺利攻入南昌的过程中，又做出如此荒唐的举动，后人曾说，“黄埔师生荒唐事一石，而王柏龄独占五斗”，并非空穴来风。
北伐军南昌之战后，一错再错王柏龄照理说是死罪，因为蒋对他的重视和信任，同窗之谊可谓情深义重，只是免除了一切职务，象征性地稍微惩戒一番罢了，并没有深究，虽然被下了班，但每次都能逃出生天，不到一年的1927年时，他又晋升为长江要塞司令。长江要塞不可同其他地方，要知道长江可是南京的重要防线，王柏龄战败后仍能担任要职，可见其心目中的分量。之后，可不敢让他参加战争，万一再失败，那就太丢脸了。黄埔军校的创始人之一竟然不懂军事，这要是传出去，那岂不是要让人笑疯了。
在这种情况下，王柏龄转业当起了建设厅长。还挂了个虚职的上将军衔，不过作为望族出身的王柏龄，少不得沾染一些恶习，所谓酒色财气，四大皆全，任何时候担任何种职务，仍旧是恶习难改，身在其位却不谋其政，仗着受宠为所欲为，几乎从没完成上级下达的建设指标，最后老蒋对他也逐渐失望，被束之高阁，虽然予以高位，但是没有任何权力。
天胡开局，作为黄埔军校高干的王柏龄，将自己一手好牌打烂，短板的军事能力，再加上让人诟病的人品，最终被淘汰，泯然众人，到了晚年时，他也许是看清了自己的真实能力，便主动辞去了一切官职，皈依佛教，出家为僧，一心向佛，频繁参加云南的佛教活动，对一些高僧十分敬佩，有人撰文称他居然为佛教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小贡献，看来他是真的找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根本不适合当将军而适合做和尚。
1942年8月26日，王柏龄病逝于成都，享年53岁。当年他当黄埔学生教导团长时手下活着的人，大部分都成了将军，他死之后，那此军政要人都写了挽联，在外的将领也都发了唁电，由此可见他的影响力还是不小的。
再说缪斌，字弼丞，号丕成，1902年出生在江苏无锡，他自幼聪明好学，读书刻苦，十九岁时考入南洋公学（如今的上海交通大学）的机电科，父亲对他抱以很大的期望。在大学学习期间，缪斌接受了孙中山提出的政治主张，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刚一毕业，他就一个人前往广州，并考入了陆军军官学院（黄埔军校）。深受老蒋的器重，很快就升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1师党代表，东路军总指挥部军需处处长等职。
今天，在江苏无锡南门头新生路口，有一座典型的民国建筑隐于闹市，从这幢房子的外景老照片上可以看到，当年规模是相当气派，拱形铸铁镂花大门仍然还在，这扇大门现在看来仍然是十分精致的。推门入内，便能见到一个面积不大的庭院，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比较独特的便是那用太湖石堆砌的“五松坛”了，仿的是泰山“五大夫松”， 假山群正对的便是红砖红顶、飞檐翘角的朝南主楼了，楼高两层，五开间，清水墙面，巨大的水泥堆花罗马立柱、红瓦屋顶，房顶四角上翘的烟囱口，蝙蝠、寿字纹样的浮雕腰线，这些细节都让人感受到当年设计者的用心。房屋的内部装修十分讲究，精美的琉璃门窗、拼花地板、石膏饰顶，这便是缪斌的故居。
其父亲缪建章便是“希夷道院”的当家道士，缪斌的“小道士”称谓便由此而来。据无锡当地人介绍说，缪斌自从当官之后，以“北伐军第一军副党代表”的身份回到老家，缪家的排场自然今非昔比，门口还有卫兵列队站岗。他这个党代表在南昌兵败之后，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直到11月6日，国民革命军再次收复南昌城以后，缪斌才敢于露面，他骗老蒋说：“我当时被炮弹炸晕了，还受了伤，幸亏得到老百姓的救助，才给侥幸活命！”
由于当时正是用人之际，便没有追究缪斌当时临阵脱逃的罪责。在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的推举下，后来又当上了军党代表。从1927年至1928年这段时间里，缪斌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局中将局长、军事委员会军政厅经理处处长、蒋介石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他在当民政厅长期间，升了官的他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揽财，在当时的无锡也是人尽皆知的。“戗角多（指主楼）、狮子多（院里各种造型的石狮子）、缪老太太生日多”，这是当时老百姓中关于缪公馆的顺口溜。缪斌常常巧立名目，以做寿、过生日等借口，在南京、无锡两地大肆索贿。
在这一时期，江苏一带的富裕，当官油水多。缪斌便借机利用自己位高权重，以出卖官职聚敛财富。他将江苏全境内的县长分为三个等第，按等第收费——苏州、无锡、常州最富，油水最足，定为一等县，标价3000元；宜兴、金坛、溧阳、常熟、昆山等与苏北各县属二等县次之，标价2000元；扬州一类的小县，定为三等县，标价1000元。民国时期的“元”，与硬货银元是等值的，3000元就是3000块现大洋。一时间想要光宗耀祖的有钱人趋之若鹜，许多人都是想通过他来谋求一官半职，他赚得可谓是盆满钵满。
缪斌便利用权势和金钱便大兴土木修建豪宅，当时下面的官员为了巴结他，特地将他门前的小路改建拓宽成宽8米的新生路，修到了缪公馆门前，以便缪厅长乘火车回无锡时，可直接驾驶汽车到缪公馆。缪公馆的门牌号也因此成了“新生路一号”。新宅落成举行了隆重的“进宅”仪式，邀请南京和无锡的宾客参加，然后以各种理由向宾客进行勒索，他在南门城楼上大放焰火，还在公馆门前的空场上放映起露天的无声电影，在当地引起轰动效应。
缪斌犯下的贪污受贿和卖官敛财的行为，受到了许多人的弹劾，从而被免去了有实权的职务，只好前往外国留学，还在日本生活，回国后只是挂了个候补执行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申茂福三新总公司技术顾问等空名长期赋闲，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华侵略势力大增，闲着无聊的缪斌投靠日本侵略者，先是创办所谓的报纸大造亲日舆论，后来组建汉奸组织，随后参加汪伪政权，历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伪立法院副院长、伪军事委员会委员、伪考试院副院长、伪东亚联盟文化委员会主任等职，成为一名副其实的铁杆汉奸。
缪斌毕竟是中将局长，当了汉奸影响极坏，被军统列为重点暗杀对象，并派出特务时刻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监视他的特务通过长期观察，发现性好渔色的缪斌迷恋上一个名叫新艳秋的京剧旦角，她的每一场演出，缪斌都会去看。有一天晚上终于时机成熟了，几个特务在戏院盯着缪斌坐的那个位置开了枪，那个人倒下去了，谁知空间是一个替死鬼，而不是缪斌，原来当晚他来到戏院，刚坐在座位上，他的母亲就打来电话让他回家。恰巧的是，有一个人看到空闲的座位，就坐了上去，特务误认为他就是缪斌，果断实施暗杀行动。缪斌侥幸躲过了这一次军统的暗杀，此后出门变得更加谨慎。
后来，随着战事对日军越来越不利，缪斌又开始打起自己心里的小九九了，为了给自己留一条退路，缪斌一方面继续为“汪伪政权”效力，一方面私下与迁到重庆方面进行联络，企图脚踏两只船，以便于观察战事的发展。汪精卫病死在日本名古屋，整个“汪伪政权”的成员人心惶惶，面临着“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大家都在为自己寻找一条后路。缪斌也参加了一些所谓的策反事情。当然他的如意算盘破灭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全国掀起了清算搜捕抗战时期的汉奸的行动，一些作恶多端的大小汉奸，终于纷纷落入法网，被押上了审判台。然而，卖国投敌担任日军特工和汪伪政府要职达8年之久的大汉奸缪斌不但没有被逮捕，反而还得到了老蒋的嘉奖令，以及八万元法币的奖励，经常往来于沪宁之间，逍遥自在。 原因是做了卧底工作的成就，1945年的最后一天，缪斌正在位于上海绍兴路的家里享受晚宴之时，突然遭到军统的逮捕，缪斌自己也不知道其中的缘由，他还安慰家属说：“你们放心好了，我是不会有事的！”
三天之后，缪斌就从上海的楚园押解到了南京的看守所，他每天食用的饭菜非常丰盛，还不时有领导来看望他，缪斌见人就诉说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一番苦衷，还有自己的“功劳”，随后通过审判作出判决：“查逆缪斌，背叛祖国，劣迹昭然。虽曾为本局运用，略有贡献，而发动于日本已节节败退之时，不免投机取巧。仍请依法惩治汉奸条例，予以法办。”死刑的判决已经无法改变。
此时的缪斌并不想死，希望的是能出现刀下留人的奇迹，所以他在临刑前最后的话是“余为爱国分子，有二子于抗战时赴渝，一子且在广西与敌作战时为国牺牲。奉判死刑，似属过重......”原来，在抗日战争期间，缪斌的小儿子缪弘在广西收复南丹机场的时候，冲锋陷阵，战死沙场。缪斌在临死之前，还拿自己的儿子说事，来为自己开脱罪责，更加说明他有多么可耻。
下午5点50分，随着一声枪响，这个被人称为“小道士”的缪斌被执行枪决，有人说缪斌比陈公博、楮民谊更大的汉奸都更提前枪决，成为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第一名被公审判决死刑的汉奸。原因正是他当的这个自以为能免死的卧底，日本投降后，驻日本的美国占领军从日本战时内阁的档案里，发现了缪斌与东久迩宫谈判时的文件。美国人认为老蒋违反盟国不单独媾和的诺言，并计划把缪斌抓捕过来进行核实。在这个节骨眼上，缪斌被速捕速决，既杀人灭口，又惩治汉奸，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小道士”死时47岁。缪斌在无锡、上海、南京和杭州等地的房产、财产尽被罚没。至此，缪公馆的无限风光皆成浮云，留下的只是后人的谈笑之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