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炳辉将军著《淮泗半月记》封面

赵连军

罗炳辉将军作为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十分重视革命根据地和政权建设工作，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他曾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专门撰写了一篇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群众工作的文章《淮泗半月记》。《淮泗半月记》，当时被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皖东军政委员会书记郑位三同志称为“对每个干部都有莫大的教育意义”，作为干部读物印发。《淮泗半月记》所说的淮泗，是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领导的一个抗日民主县，核心区位于今江苏泗阳县境内。淮泗县是淮北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它向东威逼日伪中心据点淮阴城，向北连接淮海抗日根据地，向西通过成子湖直接联系淮北区党委，向南和淮南抗日根据地隔洪泽湖相望，是淮北、淮海和淮南三块抗日根据地的结合部，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与第二、三、四师往返联系的交通纽带，也是淮北根据地经济和财政的重要来源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40年八九月间，时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的罗炳辉，按照党中央发展华中战略方针和刘少奇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部署，率部会同八路军黄克诚部第六八七团开辟淮宝地区，建立淮泗等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8月，在淮泗抗日政权成立近一年之际，按华中局配合歼灭顽军和准备反击日伪军“扫荡”的命令，罗炳辉亲率第二师四旅两个团再次来到淮泗。进入淮泗后，罗炳辉发现当地群众对部队“躲躲避避”，立即敏锐地感觉到淮泗根据地和地方政权建设方面存在问题，经过深入群众调查发现，“群众对我军征公粮过重，又加之顽派造谣，又加上下级政府执行政策过左，中上民一部分逃跑，顽派进行暴动，在敌伪顽群众方面均与我敌对”。对此，罗炳辉首先深入群众，“一面宣布我党政策，自我批评承认过去有些缺点，改善一些群众的负担，一面进行作战，将泗阳城攻占，韩圩子、罗圩子攻占，并渡过运河，袭击来安据点等等，鬼子出击又被击溃，军威大振，群众情绪好转”。此后不久，罗炳辉即撰写了《淮泗半月记》，记述自己在淮泗期间就根据地建设、群众生产生活、党的政策贯彻落实及防止坏分子破坏等方面，是如何及时开展调查研究，如何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的。可以说，《淮泗半月记》是全面抗战时期我党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开展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典文献，集中体现了罗炳辉将军坚持群众路线的鲜明特点。

罗炳辉和抗日根据地孩子们在一起

一、坚持为劳动大众而斗争的信念

罗炳辉将军在《淮泗半月记》开篇即说：“我向来是高兴接近群众的，虽然我的责职不是专门从事民运工作的。”为什么总会高兴接近群众？他说，这是因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和民众打成一片’。我们的指战员不但有深入部队与战斗员同甘苦共患难的责任，而且也有深入并接近民众的责任，因为群众的要求和利益，就是我们革命军队行动的基准和目标”。群众的要求和利益就是革命军队行动的基准和目标，实质上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人民军队本质的集中体现，是人民军队建军的宗旨。早在1927年秋收起义时，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就为自己创建的第一支军队取名“工农革命军”，指出红军与以往的旧军队性质都不同，“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之后，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规定，红军是为着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武装集团，必须确立为人民打仗，为人民建立革命政权的斗争方向，要求在部队中认真进行与白军根本不同的建军宗旨教育，使红军官兵都明白是为自己与工农阶级而战斗的。全面抗战期间，毛泽东更明确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作为红军和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罗炳辉始终坚持了毛泽东提出的人民军队建军原则，体现在思想信念上，就是始终坚持为劳动大众而斗争。罗炳辉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如果不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谋幸福，不为老百姓主持公道，就和旧政权没有了差别，人民就不拥护我们，我们就没有立足之地！欺压群众就是败坏共产党声誉，就是帮助了敌人！绝对不能允许！”所以，罗炳辉在领导指挥部队作战和建军中，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群众，不仅教育指战员一切要为人民群众服务，而且以自身实际行动为指战员作出榜样，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所急。也正因此，罗炳辉率部到达淮泗地区后，就立即能够通过当地人民群众对部队的态度发现根据地建设中的问题，并着力解决这些问题。

罗炳辉和抗日根据地孩子们在一起

罗炳辉认为，“劳动神圣，劳动者是世界创造者，全世界的人，没有工农大众的流血流汗去生产创造，那就不会有人类了。”但作为贫苦农家出身的罗炳辉，自小不仅因自身遭受地主恶霸劣绅欺凌而强烈反抗，而且发现身边的那些世界创造者——劳动大众同样深受地主恶霸劣绅残酷剥削压迫，因而“绝对同情劳动的工农大众”，这为他奠定了为劳动大众而斗争的信念基础。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他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领导军队‘剿共’时，只知努力实现三民主义，本不要钱，不怕死，爱人民、爱国家、清政廉洁，毫无情面的打击封建势力，力图革新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真正能实现民主自由”，在“所驻过的地方，确实有了新的气象”，穷家小户劳动群众誉他为“万家活佛，救苦救难”。罗炳辉也在与军阀官僚、豪绅地主那些“喂不饱的狗”和“寄生虫”的接触中，在各种不同的实际生活中得到经验，“对劳动者与非劳动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已明白地认识清楚了”，进一步坚定他的“思想和决心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危险，我绝对要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上来奋斗”。也正如此，罗炳辉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形势下，“经过翻来覆去的思考，最后下定决心”，“坚决、勇敢、毅然地脱离个人的幸福”，去为“公理正义仁道而死，为了大众的利益而死”，于1929年7月义无反顾地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当年11月间率部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

罗炳辉和抗日根据地孩子们在一起

参加革命后，罗炳辉始终坚持为劳动大众而斗争的信念。他在日记中写道：“人生最快慰的是真正勇敢地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最热诚努力拼命地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尤其要为劳动大众的解放和利益，为真理、正义、公道，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他还写道：“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儿子，我们应为人民尽孝，为人民尽忠。”他一再表示，“我的决心是甘心卧薪尝胆，来为正义、公理、真理、解放民族，工农获得自给己做主人翁的天下而奋斗到底”；“我决心战斗到最后的一息，流尽最后一滴血，为党、为革命、为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利益和解放事业，奋斗牺牲，勇往直前”。1939年，罗炳辉听到父亲在孤苦中病故的消息后悲痛异常，写信给好友温国桢说：“悲痛伤感，是不能赎人子之罪的，只有一心牺牲个人一切，只有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尤其是整个世界上广大劳动大众的利益而奋斗！”事实证明，罗炳辉将军终其一生，从未丝毫动摇过为劳动大众而斗争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