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给大家说个人吧——石原莞尔，熟悉二战史的人应该都听说过此人：日本法西斯侵华元凶之一，直接策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将东北从中国分裂。但同时也被称为“日本唯一具备战略头脑的人”。

在石原莞尔1936年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中，为日本的侵略扩张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战略方针：首先放弃对苏进攻，在武力准备后与苏联谈判，不与其交恶；第二：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避免石油、橡胶、生铁，这些对日本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被英美卡死。第三：挑动在西北的国共内战，同时努力建设伪满洲国，巩固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准备的基础工作，反对扩大战争。堵住俄国人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这以后再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

当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个石原战略的时候，真的被吓出一身冷汗，不仅现实，而且可行。历史不能假设，但反推过去可以让我们更清醒看清现在：如果当年日本真的按照石原战略按部就班就行，在巩固现有侵略成果的情况下极力避免与美苏开战，不参加三国同盟，就算二战照打，日本也不会是战败国。

那么现在的日本就将占领包括朝鲜、台湾、东北在内的广大领土，大庆油田和东北丰富的矿藏将为日本帝国的战争机器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失去核心工业基地，被锁死在第一岛链之内的中国，再无工业化可能，彻底沦为日本廉价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永无翻身之日。

但好在这一切都只是假设，日本之后的一系列作死行为把自己带上了一条不归路，八纮一宇的亚洲帝国迷梦在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中彻底幻灭，也让日本输掉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所有侵略成果，成为如今美国身边俯首听命的耿耿忠犬。当我研究这些资料时，真是感叹“天佑中华”！

现在的我们当然可以事后诸葛亮：从结果出发，推导日本失败的原因。但是如果从当时日本决策者的角度来看:站在决定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十字路口，为什么没有走石原莞尔这样，在他们看来，客观上的最优解呢？

本期内容，当然不是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洗白。但作为同属东亚文化圈的后现代化国家，日本在崛起和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得失，同样可以作为我们的镜子和鞭子，看看在内外危机面前，民众是如何在山呼海啸的万岁中失去理智，放弃思考，被极端民族主义绑架，并反噬政府，集体滚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近代日本的一切问题，当然要从明治维新说起。1853年的黑船叩关，打破了日本的闭关锁国。外部的压力转变国家内部变革的动力，在“求知识于世界”的维新纲领指导下，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图强。我们早就在中学课本上学过了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从事实来看，前一个是手段，后两者是结果和目标。如果从底层逻辑推导，站在当时明治政府的角度：在列强环饲、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如何把贫穷落后的日本在最短时间内建设成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呢？

欧美列强的资本原始积累是花费上百年，建立在对殖民地人民残酷剥削基础上的，彼时的日本，开局不可能有这个条件，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内部积累的方式剥削本国人民。由于此前的日本从未真正实现过国家统一，藩阀割据，幕府将军只相当于春秋五霸一样的存在，所以在完成倒幕战争后，新政府先后通过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剥夺了世袭大名对地方的控制权，旧藩阀迁居东京，享受国家俸禄。从而在日本完成了周秦之变，实现了中央集权和国家动员能力上真正的统一。

统一，就为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提供了条件，接下来的地税改革就是为了从农民身上榨取日本工业化的第一桶金。明治政府起初的财源，依然沿用幕府时代，向农民征收实物地租方式，也就是大米，但自然因素有丰欠变化，不利于建立稳定财源。1873年，政府开始地税改革：废除土地买卖禁令，在全国丈量土地，颁布地契，地税由土地所有者以货币形式按固定地价的3%缴纳。丰年不增，欠年不减，另外再征收1%的附加税作为地方税。

这笔钱占到了当时日本自耕农收获量的34%，高额的地税占迫使许多自耕农不得不卖掉土地成为佃农。在1884年到1888年对日本16个县的统计中，佃农从明治初年的100万户增加到200万户，佃农要向地主缴纳收获量68%的实物地租。农村两级分化严重，寄生地主制得以确立和发展，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佃农迫于生计不得不进入工厂做工，40年的明治维新，超过700万农村人口以每年17万人的速度流入城市，成为日本工业化的廉价劳动力和只值1钱5厘征兵明信片的军国主义炮灰。

到1875年，地税收入占到了日本政府财政的80%，成为殖产兴业的主要资金来源。日本的快速工业化同样是建立在对工农的残酷剥削之上：日本工人的工资之低，当时是世界罕见的。以纺织女工为例，日本女工的最高工资只有英国女工最低工资的十分之一。工厂中大量使用童工和女工，工作时间长达十五小时以上。为了防止工人逃跑，有的资本家甚至把女工宿舍门从外面锁上，以致造成发生火灾时，女工们被活活烧死的事件。当时流行的歌谣“经理太太的红绸衫，原是纺织女工的血泪染”，形象地反映了日本底层工农遭受的残酷剥削。

与地税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封建俸禄制度改革，目的就是把此前的中间实力阶层统统干掉，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以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武士和大名是旧时代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作为废藩置县的交换，到1874年，明治政府依然要付出其财政支出的36%。作为各级武士的俸禄和补贴金。从1869年到1876年，政府逐步削减，将武士的货币俸禄从现金支付改为发行公债，一次付给，政府分30年还清。

超过30万封建武士接收了俸禄债券，但绝大多数底层武士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将很少的公债抵押给高利贷，小部分成为小商业者、军警和教师，更多没有生技能力的武士在花光仅有的积蓄后沦为劳动市场待价而沽的赤贫者。这种卸磨杀驴的做法自然引起武士不满，但最后的武士也在西南战争中被政府的枪炮完全消灭。

其实底层武士只拿到了发行公债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高额公债都集中在少数皇族和华族手中，政府则积极引导他们投资银行和工商业。1876年，政府发布《国立银行条例》，允许以公债投资银行，超过500名皇族和华族将手中93%的公债转化为银行资本，成为之后殖产兴业的重要资金来源。以公债为杠杆，明治政府不仅通过赎买将武士转变为劳动力，而且以经济手段将少数皇族和华族转化为银行家、企业家和政治官僚。

▲旧时代的权贵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

依靠剥削广大下层人民所积累的资金，日本开始了拿来主义的殖产兴业计划。政府直接从西方拿来了法国式的缫丝厂，德国式的矿山冶炼厂和英国式的军工厂，同时不惜血本聘请大量外国技师，当时一个外籍专家的月薪足足是明治政府高官的三倍多。这样的做法当然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当政府把企业经营的有所起色时，再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个人。从1874年到1896年，明治政府共向民间出售了23个工矿企业和3个农牧企业，大部分企业售价极低，并且是长期无息分期付款，基本等于白送，而出售对象多是幕府时代就享有封建特权的高利贷资本家。

相当于使用国家政权，把榨取下层人民血汗建立的国有资本转化为私人资本，培养了一批近代财阀和垄断资本。这个可以参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寡头的形成。旧时代的权贵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阶级压迫从未消失。

但这样的做法无疑将导致本就存在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1881年，政府产以不到投资额三十分之一的价格将北海道官产出售给个人。这一行为使得民众对官商勾结的行为极度不满，几乎酿成暴动。70到80年代，日本全国各地掀起了以开设国会、减少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为主的自由民权运动。虽然政府成功镇压，但尖锐的社会矛盾急需一个出口。此时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改革者，却以一个看似巧妙实则后患无穷的办法成功化解危机。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但表面是保护民权的宪法中却加入了确立天皇绝对权力的条款。第一条就是：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集国家大权于一身。

这样，“我政府（资本家）的一切政策都是来自天皇指示，尔等庶民岂敢造次，乖乖沐浴净首等着被剥削”。这部矛盾宪法的核心就是借助日本传统中对天皇的无限崇拜，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和由少数军阀、官僚、贵族实行的专制。我个人认为，这差不多就是政教合一了，毕竟天皇在日本民间的形象就是神明嘛。

而矛盾宪法另一个附带伤害就是军队不受控。宪法规定天皇总览海陆军统帅权，参谋本部长官有“帷幄上奏之权”。这个参谋本部是直属天皇的掌兵调兵机构，军队统帅权独立于内阁，政府无权干涉，只有征兵和养兵的义务。

而且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军方可通过不推荐大臣入阁或辞职的方式决定内阁存废。至此，以参谋本部、陆军参谋部和海军军令部为核心，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军部势力形成。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天皇虽然名义上拥有统军权，但军队的实际控制力依然掌握在旧藩阀势力手中，比如此前在倒幕战争出力最多的西南四强藩：长州藩把控陆军、萨摩藩掌控海军。而之所以名义上规定天皇统军，更多的是在没有类似幕府将军这样强权压制的情况下，以天皇为最大公约达成妥协。否则也不会发生后来日本投降，军队死硬分子冲入皇宫抢夺天皇录音的事了。

那上面内容虽然比较平叙述无聊，但你只有从底层逻辑了解当时日本社会结构，才会明白接下来日本暴走的必然性。广大受尽剥削、对现实不满的底层群众；脑满肥肠的垄断资本家，加上不可控的军队。在内外压力的作用下，究竟会产生怎样畸形的怪物？

靠着甲午、日俄两场战争掠夺的资源，日本加速完成了产业革命并建立起垄断资本。日俄战争后十年，日本生铁产量从6.8万吨增加到30.2万吨，钢材产量由6万吨增加到28.3万吨，并且可以独立制造万吨级军舰，后来横行太平洋的联合舰队由此开始壮大。

与产品革命同时进行的，是垄断资本形成。到20世纪初，三菱、三井、安田、住友四大财阀和古河、涩泽、大仓、浅业等一批二等财阀垄断了日本75%的工商业。垄断财阀不仅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而且勾结军政要人，直接左右政权。这也是后来日本政党政治兴起的基础。

而紧接着爆发的一战，日本虽挂名参战却收益丰厚，乘欧美列强无暇东顾，加紧侵略中国扩展贸易。在此期间：日本工业产值翻了4倍，并由债务国变成为债权国，黄金储备增加到18亿日元，被日本兴奋地称为“天佑”良机。

但日本的体制并没有变，所以这些红利只是养肥了资本家、财阀和部分中产阶级，在日本当时的社会结构下，必然会导致赢者通吃的局面。底层屌丝生活依然困苦：上战场当炮灰的是他们，苛捐杂税也是他们。全国一半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上，70%的农民没有一点土地，无论丰欠都要向地主缴纳高额地租；城市工厂依然保流着实物工资和以劳偿债的剥削制度。

此时，不断累计的社会矛盾只需一个火星就能点燃，1918年爆发的米骚动是日本第一次全国性大暴动。事情的起因是十月革命后，日本宣布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军队大肆收购军粮导致粮价暴涨，大批奸商又趁机囤积居奇谋取暴利。以富山县妇女抗议米价为导火索，在两个月内席卷日本3/4地区，超过1000万人卷入斗争。

在此背景下，1918年9月，有“平民宰相”之称的原敬上台组阁，日本由此开始了被称为“大正民权”运动的政党政治时代。1920年，日本爆发持续性经济危机。农产品价格暴跌50%，资本家则以降薪和解雇的方式转嫁矛盾。为了收拾乱局，原敬内阁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比如出台《米谷法》限制米价，向企业和银行拨款救济，这些措施，虽然本意还是保护地主和垄断财阀利益，但客观了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毕竟竭泽而渔的下场是双输。

对外方面，为了缓解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在远东的孤立局面，原敬的继任者高桥是清顺应裁军思潮和国内民权运动，通过了陆军裁军建议案，扩大选举权修正案和健康保险法案等，并在外交上与美英缓和，抑制军部专制作风。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此时的日本看起来是有机会走上一条正常国家之路的，但后来的极端与暴走又是怎么发生的呢？历史的讽刺往往体现在这里：很多理性、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政策往往需要长时间的运行才能显示出价值，但在重大危机面前，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走捷径，即使这种选择后患无穷。也就是说，面对社会矛盾，那些脑子还算正常的日本政治家提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而另一伙人，则是你有的打算，但我另有打算，这就是与民主政治同时兴起的，日本民间极端法西斯思想。典型代表就是北一辉。

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创造者，出身底层的北一辉了解民间疾苦，上学时刻苦读书，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命运，但因父亲投资失败，家境一落千千，加上自身眼疾最后被迫退学。此后，北一辉通过自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其实，类似北一辉这种出身底层、有一定知识基础、遭受社会毒打对现实不满的人，往往自视甚高，在面对复杂社会问题时，由于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政治经济教育，其主张往往幼稚浅薄。政治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玩转的。

比如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核心思想是两条：第一，用杀富济贫的办法解决贫富差距，第二：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披上合理合法的外衣。比如里面提出：每个家庭私有财产限额100万元，超出部分一律上缴国家，否则除以死刑；私人资产限额1000万元，超额部分上缴充实国库。这种明显不符合经济规律的绝对平均主义，我们现在看来当然是行不通的，但是对不了解经济运行规律的普通大众来说极具欺骗和煽动性。

而北一辉思想的兴起也和当时日本社会现实密不可分：贫富差距日益严重，大批从乡村进入城市的年轻人找不到好的工作，除了愤怒一无所有，对社会极度苦闷看不到希望。发展的红利只养肥了资本家和财阀，这些人成了北一辉笔下尖锐批判的对象，被塑造成日本年轻人痛苦的罪魁祸首。比如当时北一辉追随者的战歌《昭和维新的新日本青年歌》：权门傲慢，忧国诚无，财阀夸富，社稷无思。

北一辉主张征讨奸富，为年轻人寻找出路，极力迎合了当时日本年轻一代对上流财阀的仇视心理，在社会下层广泛传播。此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原敬方案有用，但见效慢，而且他们还掌权，北一辉方案很扯蛋，只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好，马上见效啊，但北一辉及其信众却又没有实权。怎么办呢？靠宣传，慢慢来？等不及了，直接动手，用极端手段，杀富济贫！

比如1921年9月，深受北一辉思想影响的青年朝日平吾冒充律师刺杀了当时四大财阀之一的安田善次郎，他在的遗书中写道：奸富安田善次郎虽积巨富，却不尽富豪责任，无视国家社会，因而加以天诛以为世之警示。而其罪魁祸首乃现在之元老也、政治家也、华族也、达官显贵也。

朝日平吾的主张在社会下层极具代表性，即使在被依法判处死刑后，很多中下层民众依然对其表示同情，上千人参加葬礼。仇富思想的盛行源于社会分配的巨大不公，此时法西斯主义者打出打击资本、严惩贪污的旗号，极易获得下层民众支持。紧接着同年11月，受到朝日平吾鼓舞的19岁青年中冈艮一在东京火车站刺杀了时任日本首相的原敬。甚至官方在其判决书上写道：如能拼死杀害首相，即可推翻原内阁，从恶政中拯救国民，并将朝日平吾称之为壮士。

在下层民间大肆传播的同时，北一辉的思想也很快传入了社会上最强有力的一支力量——不可控的军队。以北一辉的得意门生西田锐为媒介，军队中一大批下层青年军官很快成了忠实追随者。这些人往往具备相似的成长经历：普通家庭出身的小镇做题家，通过层层考试进入军队，怀着对自身未来的高预期，一头撞上了残酷的现实，很矛盾。比如驻扎在东京的第一师团青年军官，他们就经常对暴涨的房价进行激烈的吐槽，弥漫着升职无望的灰暗情绪。

这个被高度格式化的人群，极其容易互相传染，快速蔓延，形成团体，幻想“爱民如子”的天皇拯救劳苦民众，张口闭口皇国、皇道，认为现实的矛盾都是因为天皇被奸臣蒙蔽，打着忠君爱国的旗号，要清君侧，建立他们说了算的法西斯军事独裁。表面为国，实则为己。各种军队中的法西斯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比如什么“一夕会”、“天剑党”、“王师会”，而这批下层军官就构成了后来所谓的皇道派和二二六兵变的基础。

这些思想极端、手中掌握武力的下层军人，此后用一系列恐怖活动彻底把日本带入了疯狂，毕竟杀人这种活，军人干起来，比平头百姓可专业多了。到了1929年，大萧条沉重打击了日本经济，随后的九一八事变又导致日本和西方关系急速恶化，这些催化剂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化的步伐。1932年2月，以尊皇讨奸、背叛国家为名，杀害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1932年5月，又以相同的理由杀害首相犬养毅。原因是因为犬养毅不支持军部建立伪满洲国，被视为国贼。而行凶者不但没有收到严惩，反而在法庭上怒斥政府的软弱外交。

更有甚者，在之后1年多的时间里，有多达350万封的民众请愿信寄给法庭，纷纷要求对暴徒减刑。最终爆发的二二六兵变，虽然表面来看：皇道派最终被统制派镇压，但两派的主张本质上并无区别。皇道派发动政变时所积极追求的目标，军部独裁、国家法西斯化，之后全部得到实现。

这里好像漏掉了财阀，他们在这段时间里干嘛呢？财阀嘛，当然是既不喜欢杀富，也不愿意济贫，但民间这股狂潮又不是单靠镇压就能平息的，所以他们的选择就是和军部合流，大力鼓吹对外侵略——底层屌丝们，你们不是想翻身发财，实现人生逆袭吗？别来搞我啊，去参军打仗吧，去当开拓团吧，去侵略南洋吧，那里有大片的土地和资源，足以让你们当上人上人啊！

至此，通过对外扩张转嫁矛盾，成了日本上下各阶级的共识。在法西斯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加持下，对外侵略扩张的气焰高涨，舆论环境愈加极端，已经容不得一点反对的声音了，最后一点理智也在全民山呼海啸的万岁声被丢进了垃圾桶，刹车机制被完全摧毁。报纸全在力挺皇军，电影都在吹捧“肉弹精神”，思想家竭力论证“日本优越”，下层屌丝更是迅速进入了狂热状态。

战后八十年代，《朝日新闻》征集日本人关于二战的回忆，得到了很多这样的回答，“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作出的决定’不抱怀疑”，“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农村凋敝，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包围圈等国际的压力，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内如沸，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

敢于发声的反对者，一律打成“思想犯”和“非国民”，当成异类清除，《朝日新闻》在1936年就因为发表了反战言论被暴徒砸毁了办公室，批评政府和军部的记者被逮捕，丢进监狱。作家小林多喜二，被警察逮捕后，用酷刑折磨了三个小时，当天就被活活打死了。

更有甚者，哪怕只是说出一点暂缓侵略的言论，也是同样待遇。比如我们都认为是死硬的法西斯分子——山本五十六，他有多年的驻美武官经历，非常清楚美日实力的绝对差距，反对同德国结盟避免激化美国，但却被更极端的法西斯分子直接打成日奸，最后只能长期住在军舰上躲避，甚至家里准备了机枪，以防刺杀。对此山本表示：老子只是想侵略得谨慎一点，居然就成了卖国贼。

所以，接下的一切已经无可避免了。日本陆军率先暴走，由下层军官挑起的中日冲突迅速升级为全面战争。然而，此时民族觉醒的中国早已不是一盘散沙的大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日本陷入了长期战争的泥潭。为了获得足够的资源维持战争机器运转，只有夺取东南亚丰富的橡胶石油资源，为此又只能和另一个强大到无法战胜的对手正面硬刚，解决一个麻烦的办法就是制造更大的麻烦。

偷袭珍珠港让日本走上了和美国全面战争的无解死局，马里亚纳猎火鸡大赛，在日本国内的宣传中，愣是成了击沉美国11艘航母，2艘战列舰。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愣头愤青，无论是塞班岛的玉碎冲锋，还是冲绳的神风特攻，不过是愚忠赴死的笑柄。最终，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东京上空的焚魔天火、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彻底终结了日本称霸世界的迷梦。妄图通过武力欺压和奴役其他民族来转嫁矛盾，损人肥已，你们做出了这个决定，你们亲手发动了战争，就得自己咽下苦果，所有人都来尝尝它的恐怖吧。

我们现在来看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之路，当然不是为它的侵略行为洗白，被毁灭的下场无疑是咎由自取。但是，今天的我们除了嘲笑，唾弃和谴责，更要明白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生存要发展，不仅要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更要有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构成社会的基石是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一个强大富裕文明的国家，必然需要一批成熟的国民才能造就。而如何在重大危机面前，始终保持冷静，避免极端化，对于全人类都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就像良好的生态环境必然要伴随着物种的多样性一样，大到人类社会，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组织，也需要包容性和多样性，内部要有制约和平衡，才不至于走上疯狂的，共同毁灭的不归路。所以，让我们都成为理智而成熟的公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