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中国春秋时代，古代印度产生了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和中国的孔子基本上可算是同时代的人。据记载，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大月氏国胡韦色迦派遣使者伊存，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至中国传授《浮屠经》，开创佛教传入先河。东汉明帝时(68年)，古印度僧人竺法兰和摄摩腾以白马驮载佛经和释迦牟尼像来到洛阳，编译《四十二章经》，东汉王朝为此建了白马寺，佛教经典从此开始系统传入中原，佛教教义开始在上层社会传播。至东汉末年，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再加上道教形成，鬼神迷信的流行，促使佛教开始广泛传播。而中原战乱，人口南迁，又使佛教迅速传至江南。吴地佛教就是在汉魏之际开始兴起的。

《出藏记集》记载高僧支谦"以汉末沸乱，南渡奔吴。″《高僧传》记载高僧安世高"游化中国，值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振锡江南。″这说明东汉末已有高僧来吴地传播佛教教义。

孙权立国，认同佛教。他曾召见高僧支谦问疑；召见名僧康僧会，并对其大为叹服，随即在建业建建初佛寺和塔。其子孙孙亮、孙皓也都认同、支持佛教。高僧支谦曾受命辅导孙权太子，太子死后，支谦隐居穹窿山专心翻译佛经，所译《维摩诘经》和《大明度无极经》影响广泛。

三国时期，赤乌四年(241年)，西域高僧性康来吴国传教，孙权在吴城盘门内为他辟建普济禅寺；247年，孙权为报乳娘陈氏之恩，又在寺内建了十三级舍利塔，即今苏州瑞光塔。苏州的北寺塔，是东吴赤乌年间孙权之母舍宅所建，初名通玄寺，又称报恩寺。

苏州瑞光塔

苏州北寺塔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各阶层都十分崇拜佛教，佛教进入兴盛时期。一时之间，江南佛寺、僧人之多，佛学之发达，超过北方。萧梁时最多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仅建康一地就有寺院七百座。梁武帝萧衍沉迷宗教，三次舍身佛寺，身披法衣，既著佛书，又讲解经文，几乎到了舍身忘国忘家地步。苏州千年古寺灵岩山寺、虎丘山寺、光福寺(现称铜观音寺)、寒山寺、大觉寺、包山寺、宁邦寺、治平寺等都产生于东晋南朝时期。梁武帝时(553年)，同泰寺设"千僧会″，讲《摩诃般若经》，与会高僧千人以上，僧俗听众三十一万多，可见其繁盛情形。

苏州光福铜观音寺

苏州木渎灵岩山寺

这时期在吴地讲学的高僧还有大德、昙谛、法瑶、竺道生等，尤其是竺道生，在江南大力发扬顿悟成佛说，在吴地享有盛名。其在虎丘讲学时，顽石听后也为之点头，留下了虎丘山"石点头″的佳话。

《吴郡图经续记》说:"自佛教被于中土，旁及东南……，其后梁武帝事佛，吴中名山胜境，多立精舍，因于陈、隋，浸盛于唐。"吴地佛教在唐朝之所以能进一步兴盛，一与吴地经济文化发展超越北方有关。不管是官府拨款还是僧人化募建寺，都离不开经济实力。唐时苏州地区有寺院一百一十余座。二是地方官员提倡佛教，与僧人来往密切，有的还拜倒在僧人脚下，执弟子之礼。如苏州刺史韦应物与虎丘高僧皎然常切磋文学佛学。苏州刺士田敦拜入苏州开元寺元浩门下等。

宋元时，统治者对佛教采取利用、扶持和保护政策，这一时期佛教进一步社会化和世俗化。吴地人自古就尚淫祠，信巫鬼，因此，也许是民众分不清佛、道和迷信，也许是佛教传播者有意借助民间风俗传播教义，佛教法事开始逐步与民间年节习俗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逐步成为信佛者的日常文化活动。这时期，人们对佛寺的修建也有很大热情。据宋《平江图》记载，此时苏州城内(1229年)就有寺院五十余座，佛塔十二座。

明清时期由于君主专制，统治者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此时期与唐宋相比，佛教对政治、经济的影响明显下降，但人们出于精神寄托的需要，依然崇拜佛教，佛教与百姓的日常生活依旧紧密相连。民谚"庙门比厂门多"，说明此时吴地礼佛仍很盛。譬如吴地每年有许多年节庙会，除正月的佛会和每月初一、十五烧香拜佛的例行活动外，不少庙会都以佛教为主。如正月烧十庙香，正月初五在阊门外湖田上的"路头堂″庙会，二月十二的虎丘花神庙会，二月十九的观音山香市，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的穹窿山庙会，四月初八的西园寺放生会，四月初八的浴佛会，四月十二的蛇王庙庙会，五月十三关帝庙庙会，六月雷祖殿香讯，七月盂兰盆会，七月初一的七子山香讯，八月初三尼姑庵积谷会，八月初八纪念八字娘娘生日的北寺塔香会等等。

唐代以后，吴地佛教以净土宗和禅宗为主，儒佛道三教融合、世俗化是其最大特点。佛教信仰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中，节日礼俗与佛教紧密联系。在吴地百姓心目中，佛教的神佛、菩萨、罗汉和道教的神仙及民间俗神没有区别，都是崇拜对象。在佛教寺院中有道教神祗，道教诸神有佛教神格，僧人管理道院也不算稀奇。佛界也好，仙界也好，和俗界没有分别。佛教形象人格化、民间化，佛事活动节俗化，正是吴地佛教世俗化的表现，也是吴地佛教不断发展的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