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读明代冯梦龙编纂的《智囊》一书时曾批注曰：

“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唐太宗李世民创造了许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最符合毛主席的军事智慧特征；而朱元璋之所以能紧随李世民之后排名第二，是因为他夺取天下的一系列军事谋略也深得毛主席的赞赏。

李世民

朱元璋在十几年的战争磨练中，以非凡的军事才能，从普通一卒到三军大帅，直至登上大明开国皇帝的宝座。而那些在他还是无名小校时已久历兵戎的群雄，曾几何时都先后成了他的刀下鬼或麾下将。毋庸置疑，朱元璋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军事上的成功，是他能够得天下的主要原因。

毛主席说：“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朱元璋正是在错综复杂的元末战争中，正确地把握了战争全局，充分利用客观局势造成的有利因素，在战争发展的各个阶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朱元璋由于“凡有征伐，命之往，辄胜”，而得到郭子兴的赏识，授以兵柄，三年中接连从亲兵升为九夫长、镇抚、总管，直至小明王韩林儿册封的右副元帅。可惜主帅郭子兴才能平庸，赵均用等野心勃勃，内部不和，自相残杀，外又有元军威逼，全赖朱元璋独力支持，红巾军才得以在内外交困中保存了下来。公元1355年，郭子兴病殁，朱元璋代总其军。不久，他断然放弃了经营三年的淮西，率领一万余人的精干部队，南下渡江，另辟江南根据地。

朱元璋为何要渡江南下呢？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和阳乏稂，谋欲渡江”，是为保证军饷不致匮乏；二是避免与赵均用、孙德崖发生火拼，自相削弱；三是“有明基业，实肇滁阳一旅”，朱元璋早在略定远、下滁州时已与李善长、冯国用等儒士制定了以南京为根据地，取元朝而代之的总的战略计划，而渡江作战则是这个大战略的第一个重大步骤。

当时的江南不仅盛产粮食，驻守的元军也因被群雄分割而孤立分散，有利于各个击破。于是朱元璋便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果断决定挥师渡江。渡江之后，他摆脱了各种制约，名义上，虽仍臣属于韩林儿、刘福通，但仅仅“念林儿势盛可依藉，乃用其年号以全军中”而已。正是靠着宋政权的“捍蔽”，元军主力“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朱元璋在攻克南京之后，接连又占领了安徽、江苏、浙江的大片土地，力量迅速壮大，成为元末最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

朱元璋

公元1360年，元末农民战争开始转变为大规模的封建统一战争，朱元璋面临着严重局面：宋政权由于主力北伐失利，在元将察罕帖木儿的进逼下，都城汴梁失守，退保安丰（今安徽寿县），一蹶不振。若察罕帖木儿勒兵南下，宋军不能抵御，朱元璋很可能受到元军的威胁。与此同时，更为严重的威胁来自东西两侧。雄踞长江上游的汉王陈友谅，“跨有江汉，土广锋铦，东南无二。矜其强大，日寻于长矛大镞之间”。下游的吴王张士诚，“南包杭、绍，北跨通、泰”，拥有相当实力。朱元璋中居南京一带，正处于东西两大强敌之间。这时，陈友谅恃强，已顺流而下，占领了南京上游的九江、安庆、太平等军事重镇，并遣使与张士诚相约为联盟。除此之外，南方的方国珍，虽不是劲敌，却也在狐疑观望，以待时机。

对如此严重局势，朱元璋进行了审慎的调查和分析。他首先关注的是中原战场，但从获得的军事情报中断定，由于内斗，元军主力还不致马上兵临城下。至于方国珍，志在保土，实力孱弱，迟早是“樊笼之鸟，取之如寄”。由此，他决定对南北两面暂取守势：北与察罕帖木儿通好，以争取时间；南对方国珍羁縻，免得制肘。对东西两侧之敌，他认为“吴、汉者，门庭之寇，赴之宜迅”。但是，到底是先打张士诚，还是先打陈友谅，朱元璋的决策集团分歧很大。

绝大多数人认为：“张士诚，富而弱，宜先。”而刘基则认为：“友谅踞上游，且名号不正，宜先伐之。陈氏既灭，张氏为囊中物耳。”朱元璋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认为：“友谅剽而轻，其志骄；士诚狡而懦，其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若先攻士诚，友谅必空国而来，使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先攻友谅，士诚必不能出姑苏一步为之援。”于是采纳了刘基的意见，决计先伐陈友谅。

朱元璋的这一战略决策，既显示出他能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中驾驭战争全局的军事才能， 更显示出他敢于以弱胜强的大无畏胆略。当时的陈友谅，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从战略地 位上，都处于绝对优势。而朱元璋的许多将士慑于陈军强盛，惧怕与陈军作战，甚至连主要谋士李善长听到朱元璋要诱使陈友谅速来时，也惊慌失措地问：“方忧寇来，何为诱致之？”

朱元璋胸有成竹，一面“遣使赍书伪降约为内应”，诱敌深入；一面派大将胡大海率精兵直捣敌后。而陈友谅竟纵身跳进了朱元璋设下的陷阱，使朱元璋在龙湾痛快淋漓地全歼其主力。龙湾战役不但打败了陈友谅，也大大震慑了张士诚。此后，朱元璋与陈友谅的几次大战，张士诚始终按兵不动。尤其是鄱阳湖大决战，朱元璋倾国而出，南京几成空城，甚至连朱元璋自己也不无后顾之忧，大战正酣之际便派大将徐达还镇南京。而张士诚仍龟缩在姑苏城内不敢出援陈友谅。朱元璋先打陈友谅的战略决策，打破了吴、汉建立军事联盟的可能性，从而使自己摆脱了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军事危机，并最终将他们各个击破。

展示朱元璋非凡军事才能的另一战例是北伐战争。北伐战争表现了他在重大胜利面前仍然能保持清醒头脑，冷静应对。

朱元璋在削平陈友谅、张士诚之后，公元1367年10月，决计北伐。由于接连的胜利，让不少将领产生了轻敌情绪。在研究北伐进军路线的军事会议上，许多人主张“直捣元都”。朱元璋鉴于“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屯兵于坚城之下，馈饷不足，援兵四集，非我利也”，力排众议，果断地提出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全局在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其都”。北伐战争正是按照朱元璋的这一战略安排取得了胜利，从出师北伐到克元大都仅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朱元璋在总结北伐战争的经验时曾说：“士不可以恃广，人不可以恃众，朕从起兵以来，与诸豪杰相角逐，每临小敌亦如大敌，故能致胜。”

朱元璋的军事思想也存一些瑕疵，突出的一点是他泥古不化，固守着古代兵法中所谓“穷寇勿追”的教条，以致多次贻误战机，纵虎归山，导致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

朱元璋北伐战争的战略虽然是正确的，但“穷寇勿追”的教条仍然造成了重大失误。北伐军平齐、鲁，扫河、洛之后，征虏大将军徐达已料定元顺帝必弃大都而北窜，并提醒朱元璋：“师进而彼北奔，不穷迹之，将为异日忧。”但朱元璋却反驳说：“元运替矣，彼且自澌尽，何烦我穷兵为。”命徐达“出塞之后，固守疆圉，防其侵轶可也”。其结果，元顺帝北窜后，仍然保存着完整的政治、军事机构，因此得以在塞北重新组织力量，不断大规模南侵，成为明初的最大祸患，迫使朱元璋在建国后整整二十中不得不屡次兴师动众，与其交战，人力、财力上的损失是惨重的。

假使朱元璋当初能决计除恶务尽，犁庭扫穴，一举摧毁元朝的官僚机器和军事力量，何来二十年之后患？

毛主席一贯主张“宜将剩勇追穷寇”，他评价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次”于李世民，就暗含着对他固守“穷寇勿追”的军事教条等失误的委婉批评。

毛主席对朱元璋的经历研究得非常仔细，甚至一些历史细节也不放过。当他读到《明史》中讲元至正二十四年春，朱元璋在即吴王位后亲自率兵征伐武昌，一举荡平汉、沔、荆、岳等地区的记录时，挥笔批道：

“不令诸子孙统兵作战，失策。”

在毛主席看来，朱元璋应该让诸子孙也在枪林剑丛中经受锻炼，不能让他们坐享其成。在这方面，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主席远远超越了封建帝王朱元璋——他将自己的爱子毛岸英送上了抗美援朝战场，竟至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