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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的战争
上世纪30年代，一名日本的记者询问一个女中学生和她的同伴，为什么冬天不穿棉衣时，她坚定的回答道：“因为我们想到了那些在满洲打仗的战士们，所以我们可以忍受严寒。”
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发起了铺天盖地的政治宣传运动，对自己的国民进行了贯穿始终的精神动员——在日本的领导人坚定的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拥有着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远远要比任何人力物力的资源更加强大。
在这种精神力量的加持下，日本人在二战期间体现出来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团结性和凝聚力：大部分海军官兵明知道必死无疑，仍然争先恐后地要求驾驶“回天鱼雷”；那些“神风特攻队”的年轻飞行员们更是不惜驾驶飞机和敌军舰船同归于尽。
在数十年如一日的教育、军事和宗教传统熏陶下，一个充满激情的日本人可以为了所谓“国家和天皇”，二话不说地牺牲自己的一切。三个轴心国家中，东条英机远远达不到独裁者的资格——他独断专行的权力，甚至还不如自己的对手——就是那位远在重庆的蒋委员长。
但就是凭借这种民族的凝聚力和服从性，当然还有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和联保，上至政府高官，下至田边地头的农民，在整个战争期间，无论是行动还是思想方面，日本几乎没有出现过“异议者”。
毋庸置疑也不用试图洗白，日本发动的战争就是一场全民的战争。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人不但要忍受着长期的饥饿煎熬，他们的妇女会和男人们一样，打着赤膊，要在煤矿中吃力地挥舞着镐头；日本的少男少女们不仅要在工厂里长时间的工作，还会被组成各种各样的“铁血勤皇队”，为前线运送补给，执行战斗任务；疏散到乡下的孩子和老人，也要尽自己的全部力量，挖掘松树根，填补飞机跑道上的弹坑。就连城市里面的舞女、和尚也被征走去从事军事后勤服务。
美国的轰炸机虽然几乎将日本所有城市都付之一炬，还杀死了超过百万的日本平民，但同时仍然有数百万，上千万的百姓服从军事当局的指挥，挥舞着竹枪、菜刀、镰刀，时刻准备着和登陆的盟国军队决一死战。
幸运的是，他们最终失败了。
扭曲的教育
日本的强盛之路始于明治维新，但是领导日本国“全面西化”的那些寡头，却精明地找到了一条让当时的西方世界真心接受日本的捷径——不用真的去接受并贯彻西方的价值观，只要让这个古老的国度在外在的方方面面看上去像个西方国家就够了。
既然在西方人的眼里，日本想要成为一个能够赢得他们尊重的先进国家，首先要有一个宪政的政府。那么，就给西方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宪政政府吧。
1881年，明治天皇宣布日本将在未来10年内颁布宪法，而带领日本使团去欧洲学习宪政体制的伊藤博文，在德国遇见了“铁血首相”俾斯麦，并对其佩服的五体投地。很自然的，伊藤博文大部分时间都在德国逗留学习，并被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格涅斯特的言论所深深折服——格涅斯特坚持宪法不应该迎合民主的口味，而必须牢牢地根植于国家的传统之中。
深以为然的伊藤博文随后就将普鲁士的宪法奉为圭臬，并将其作为未来日本宪法的榜样。在这些维新重臣需要实现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恢复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也仅限于此了。在他们的设计的未来政体中，天皇高高在上，却必须继续保持他和实际权力绝缘的状态。
1889年颁布的日本宪法正是这一目标的体现。它再次重申了关于天皇神圣血统的古代神话，把他宣扬成“神圣的、不可亵 渎的”，并且宣扬天皇的继承是“万世一系”。与此同时，宪法也清楚 地规定，如果没有帝国议会的批准，天皇颁布的任何法律都是无效的。
帝国议会就是日本的国会，它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两院的成员都来自日本的精英阶层，并经由选举产生。毫不意外的是，把控着核心权利的阶层是极不愿意将它们的权力交给日本的大众的，同样也不愿意交给那些被选举出来的代表们。
因此，通过一些手段的限制，早期日本的选民人数被控制在了人口总数的6%——这个比例“恰好”和旧日本的武士阶层人数相当——当然了，日本帝国政府会告诉底层民众，这只是一个“巧合”。
而在后期议案的执行过程中，贵族院可以对下院提出的立法案进行否决。
但就是这样一个仅仅是表面化的“民主”，都已经让西方国家十分满意了，日本的宪法生效仅仅四年之后，英国就率先取消了对日本的治外法权，而其他的西方国家随即纷纷效仿。
不得不说，明治君臣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战略眼光和智慧，他们一致认识到，维新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日本人民接受的教育。
1872年，日本开始进行义务教育计划，而这个计划最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在日本各地建立 54000所小学。全民义务教育给日本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860年时，日本的大多数人还是文盲，而到了1900年前后，日本已经变成了亚洲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公民中的读书写字率达到了95% 。
就像日本其他外来的东西一样，教育也逐渐带上了这个岛国特有的疯狂和扭曲：明治天皇在1890年发布诏书《教育敕语》，最终树立了整个国家都要遵守的基本道德法典。
在这道后来变得无比神圣的诏书里，天皇强烈地劝勉人民，要人民担负起义务，在即使无望取胜的冲突中也要奋力作战：“无论发生了任何意外情况，都要勇敢地为国家贡献出自己，以此来保护和维持我们皇权的繁荣，使之与天地同存。”
估计要搁其他国家，这种诏书颁布就颁布了，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忘记得差不多了。但是在日本的各所学校里，宣读《教育敕语》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宗教性的仪式。
任何人如果要接触这些写着“神圣词句”的卷轴，都要按要求戴上白手套。在某些极端的案例里，个别校长如果不小心将诏书掉在地上，或者在宣读中发生了错误，他们会采取自杀的方式来谢罪。
不了解日本的人可能会对此大惊失色，但是考虑到当校舍着火时他们什么都可以放弃，但是这份诏书必须要第一时间抢救出来——其实也就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
所有学校课程的设置都是以培养强烈的爱国心为目标的，而日本的国家象征就是天皇本尊。
按照文部省制定的目标，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使儿童们理解帝国的基本特征，并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而地理课的目的则是，“向他们灌输热爱国家的思想”。
从那会儿开始，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中小学生遵守着“远距离的崇拜”的常规，每天早晨都向着皇宫的方向鞠躬60秒。他们还被不停地教导，在集会时，如果天皇偶尔莅临，他们必须低下头来，注视地面，以表示对他的崇敬。
每一天，这些日本的男孩们都会被老师不厌其烦地询问：“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孩子们就会用稚气的嗓音异口同声大声喊出唯一的标准答复：“为天皇效死！”
几十年后，他们中的很多人果然在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和苏联人的帮助下如愿以偿了。
战争之路
重工业是明治政府大力发展的首要目标，因为他们希望建造一个不被西方资本家控制的自有工业体系，同时还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日本人发展自己的工业完全是白手起家，他们拒绝了所有的外国投资，纯靠自己摸索前进。
“学习工业并克服其中的困难，是政府必须履行的一项责任。”这是明治政府的领导人常说的话，他们也是这样做的。维新初期的日本政府唯一的收入就是土地税，他们就是依靠有限的税收，艰难地建立并经营着自己的工厂。
在完成了军队的轻型装备自给后，新的消费品工厂开始逐步建立，日本自己的工业体系就是这样一步步搭建起来的。整个日本的民众受到的教育一直就是将繁重而报酬低廉的工作等同于爱国主义，也正是这样的教育成果支撑着日本工业稳步发展。
明治政府并没有将所有工厂全部掌控在自己手中，从1880年开始，政府逐渐放弃了所有的非军工企业的所有权。其中部分企业被用极低的价格出售给那些特别有能力的个人或者合伙人。
日本的商人和具有商业头脑的武士们在这一过程中收获满满，其中极少数的几家成为了后来规模巨大的财阀，他们不仅成为了工业巨头，还凭借手中的财团，掌握着日本经济的方方面面。这些财阀和政府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他们的发展得到政府的保驾护航，而实力逐步壮大的财阀也推动着政府不断对外进行军事侵略，以满足他们远远超过日本所能满足的原料和市场需求。
1875年，日本吞并了北海道北方荒凉的千岛群岛；1876年，吞并了日本南方的小笠原群岛；1879年，吞并了包括冲绳在内的琉球群岛。
1894年，当中国军队应藩属国朝鲜的请求派兵平乱时，日本抓住机会以此作为借口进行了军事干涉，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日本击败了外强中干的满清政府，并趁机夺取了朝鲜、中国的旅顺港、辽东半岛、威海卫和台湾岛。
但是很快，德国、法国和俄国马上就给日本好好上了一堂帝国主义示范课：它们联手逼迫日本吐出了除台湾岛外的所有战利品——然后转身就自己瓜分了。
10年之后，围绕着朝鲜，日本和俄国再度展开大战，号称“欧洲压路机”的俄罗斯帝国居然在海陆两个战场都大败亏输，着实震惊了世界。
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两国签订和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拥有“永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除此之外，日本还获得了辽东半岛、库页岛南部和南满铁路的控制权。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站在协约国这边，利用欧洲大陆一片混乱的机会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还有在太平洋上的马绍尔、加罗林和马里亚纳群岛（关岛除外）等德国殖民地的奖赏。
1919年的凡尔赛会议正式承认了日本新获取的特权和领地，但是当日本提出，要将一项关于“种族平等”的修正案写入《国际联盟盟约》中时，却遭到了协约国的拒绝——日本人就此被激怒了——而美国在1924年实施的移民法案，不但限制日本移民的数量，还把日本人和其他“低等国家”相提并论。
日本人积攒了几十年的怨气开始让他们相信极端民族主义的说法：
美国和英国秘密结盟对抗日本，其他的西方列强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其中。他们一直在密谋损害日本在中国获得的商业利益，并打算夺回日本获得的部分中国领土的控制权。
有一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的拥护和认可：美国是一个贪婪、奸诈且恶毒的国家，美国宣扬的自由、民主和民族自决都是个幌子，实际上美国会不遗余力地镇压和掠夺所有亚洲国家。
美国在日本崛起的每一个阶段都密谋要抑制日本的雄心，企图以恶毒的手段抢走日本的军事成 果，他们在幕后搞小动作瓦解了1902年的英日同盟， 还通过军备限制的外交手段来阻止日本海军发展壮大。
最刺激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神经的，同时也是证明他们论点的最佳例证，就是《华盛顿海军条约》。
“耻辱的条约”
1905—1914年，大英帝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而疯狂的战列舰造舰竞赛，这个举动不仅成为了双方互相猜忌的焦点，而且当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后，最终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一 战”结束几年后，战胜国于1921年举行了华盛顿会议，旨在对未来的战列舰建造进行限制。这其实也是“一战”后西方列强的共识，各国一致认为，列强之间不能再度出现劳民伤财的海军军备竞赛了。
在1922年签订的条约中，对各签约国海军能够拥有的战列舰规模和数量加以了限制：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5:5:3公式。
表面上看，日本被允许拥有的战列舰数量只有英美两国的60%，但是美国和英国还需要同时顾及大西洋海域，而日本却只在太平洋部署舰队——实际上，英美两国都已经同意不再增加太平洋地区的新军舰数量，同时也默认了日本对于西太平洋的支配权。
在1930年以前，绝大部分的日本精英政客——包括裕仁天皇、皇室随从、文官大臣，大部分的海军高级将领都支持这个条约，认为它可以限制西方列强先进的工业和造船业的潜力。
就连部分日本陆军的高级将领也认为这样可以争取时间，慢慢地增强日本的实力。在不断充实海军实力的同时，还可以将重点放在协约国未加限制的其他军舰种类上，比如航母和潜艇。
而最重要的是，总体实力仍旧垫底的日本，总算可以摆脱参加军备竞赛带来的沉重负担了——在核武器问世之前，建造军舰历来都是各国财政预算中最烧钱的项目之一——日本也不会例外。
日本海军的开支在1921年已经增长到了日本财政预算的31%左右，裁军协议使海军开支在 1923年降到了财政预算的 21%。实际上，在海军条约签署之前，日本的财政已经处于破产边缘，而条约的签署，真真切切地让日本政府松了一大口气。
但是条约却极大的激怒了丝毫不关注经济的强硬派，同时还重创了历来都是日本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工业产业的造船业。
条约签订前，海军一直是日本最有前途的职业之一，现在突然这条路被斩断了。不仅如此，日本海军最为珍视的“8—8舰队”的计划也被迫腰斩；全新的4万吨级战列舰“土佐号”只建造到了一半，就被十几艘拖船拖到吴港当做实弹射击的靶船。
日本所有的造船中心，都遭受了重创，海军订单的骤减和私人订单数量下降导致许多造船厂只能关门大吉，无数工人被辞退，辞退的工人数量竟然达到了雇员数的2/3！
而西方化带来的另外一个直接后果，人口爆炸增长也让日本社会的混乱变本加厉，到了20年代中期，日本的四大岛上的人口已经超过8000万，而且还在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日本的国民经济已经无法承受这样的人口压力了。
那些有钱的大商人当然不会感觉到经济萧条带来的冲击，但千百万位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却都在可怕的困境中挣扎求生。
工人在一批批的失业，流 浪街头。到1926年，失业的产业工人已经超过了300万人。而更多的人在3年前的关东大地震后的银行倒闭风潮中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毕生积蓄。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应运而生。
大批过去前往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口纷纷返回家乡，结果发现农村的情况更加糟糕。在政府出台的政策支持下，大批从中国台湾和朝鲜进口的廉价大米充斥着市场，国内种植的稻米毫无利润可言。
而农用物资的价格却在飞涨，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也让庄稼减产严重。过去，那些农民的妻女一直依靠在丝厂工作补贴家用，维持着勉强糊口的生活。当1929年的世界大萧条来临后，日本的生丝出口锐减，丝厂纷纷倒闭。农民的家庭陷入赤贫，大批农民依靠树皮和草根维生，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营养不良、流行感冒和肺结核。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物资的极度匮乏引起了农民和工人的游行抗议。日本此时第一次走到了全民性暴动的边缘。
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同意一个观点，日本必须立即进行彻底而巨大的改革。
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就此正式登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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