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办公桌上的日历彻底被定格，一代伟人与世长辞。

1972年，周总理被医院确诊是膀胱癌，经过双方讨论，医院方打算给周总理进行保守治疗，但因为治疗的效果慢，周总理的病情并没有得到缓解，不到半年，周总理开始出现尿血症状。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病情，医院方考虑给周总理做手术，手术后的效果要比保守治疗的效果显著，周总理的病情暂时有了好转。

对于病人来说，最好的恢复方式就是休息，周总理怎么会不知道这一点呢，无可奈何的是，他有着太多工作要去处理，一直得不到真正休养的周总理又病重了。

1974年6月1日，病情恶化的周总理再一次住了院，他又要接受手术治疗了，也就是从这个月开始，周总理离开了他居住多年的西花厅。

1975年3月中下旬，305医院针对周总理的病情进行了严谨分析，26日，医院方打算给周总理做结肠癌手术。

负责周总理手术的医生是各个医院各个科室的佼佼者，主要有协和医院的曾宪久、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外科主任潘铨、麻醉科专家谢荣、心脏内科专家黄宛、陶寿淇等专业人士。

在手术的过程中，专家们发现周总理有结肠癌与多发性息肉、3个不同大小的癌瘤，好在医生们各个都有经验，当机立断为周总理进行了结肠切除手术。

那时的周总理已经是77岁的老人了，即便这些大夫各个都是精英，手术的风险也得到把控，但是老人的术后恢复是一个大问题。

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们都很焦急，但是他们考虑到邓颖超的情绪问题，谁也不敢把自己担心焦急的一面表露出来，所有的工作人员们只能期盼着，祷告着。

大家一天天盼着周总理病情好转的消息，奈何，1975年8月，305医院的医生给了大家当头一棒。

8月的一天下午，医疗组为周总理进行检查，吴阶平院长把手按压在周总理的肚子上，突然，他手上的动作暂缓了一下，随之脸上的表情也慢慢变得紧张起来，看着院长的神情变化，周边人也猜到了结果，周总理的病加重了。

“你们查吧。”

吴阶平院长退到了一边，接着各个科室的专家便开始对周总理进行下一轮检查。

等所有检查完后，大家彼此交换了个眼神。

“请总理好好休息，我们到外面讨论一下。”吴阶平把大家叫到隔壁一个房间。

吴阶平院长是个见过太多生死的人，是一个极其理智的人，然而此时的院长还是忍不住掏出了白大褂里的手绢擦了擦眼泪，他哭了，周围的大夫们也跟着小声抽泣。

“总理膀胱上可能已经长满肿瘤了，并且已经扩散到了膀胱周围的盆骨……”

听完吴阶平院长的总结后，在场的很多专家都开始哭了起来，虽然他们事先已经预料到周总理病情恶化这一局面，但真正到了这地步，大家还是难以接受。

“情况严重，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到，我认为，对总理，是要实事求是告诉他的，我相信总理意志坚强，同时也对事物非常敏捷，你想瞒着他，办不到，当然，我们不必要把事情说得太过详细，以免增加他不必要的思想负担。”

经过一番讨论，在场的专家们也都同意的吴阶平的提议。

1975年9月20日，医院又给周总理安排了膀胱癌手术，在做手术之前，周总理的医疗组和副主席邓小平进行了一次会议。

会议上，吴阶平向在座的领导汇报了周总理最新的情况：“他所患得癌症已经到了晚期地步，如果继续进行手术，对总理的身体会造成更大影响，不如选择先保守治疗。”

邓小平听完吴阶平院长的汇报后陷入了沉默，他知道周总理得癌症的事情，也知道周总理的病很棘手，但亲耳听到大夫说“晚期”二字，邓小平还是无法接受。

过了一会儿，邓公沉重说了一句：“好嘛，现在看来只能是这样了，你们尽量做到减少痛苦，延长生命就是了。”

9月20号那天，邓小平、汪东兴等人先抵达了305医院，大家知道这次周总理的手术会有风险，而此时的毛主席又在病重之中，他也无法来医院，重要人员在场的话，也可以随时了解周总理的手术情况，如果周总理手术出现意外，他们也可以代表毛主席下决心。

周总理的妻子邓颖超似乎也意识到了一点，那天邓大姐是自己来的医院，她最信任的秘书赵炜没有来，大姐让赵炜在家守着，这样可以应对紧急的事情。

此时医院内的专家已经到位，就得着给周总理做手术，而此时的周总理却出现了“意外”。

马上就要手术了，周总理却在卫生间里写东西，门是虚掩着的，所以大家并不知道周总理在写什么。

时间大概过去了30分钟，手术室里的吴阶平院长见周总理还没有进来，他焦急走出手术室去“催人”。

“怎么回事？还要等多久才能进手术室？”

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是没有一个人回答吴阶平的问题。

这时有几个人把目光聚集在了邓颖超身上，他们希望邓颖超可以去催催总理，治病要紧啊。

邓颖超接收到了大家的“信号”，她来到周总理所在的卫生间看了看。

过了一会儿，邓颖超回来了，她对大家说：“总理还在写东西呢。”

邓大姐知道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便让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去催催。

张佐良虽然得到邓颖超的允许，但是他心里也发怵，他知道周总理现在一定是在写很重要的东西，自己怎么好去催人呢？但是这么多人都在等着，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来到卫生间门口，张佐良先是把厕所门打开，然后又用身体在门框上撞了一下，他这么做是为了可以发出些声音来，好让周总理注意到自己，结果周总理完全没有搭理张佐良，他还是在继续自己的东西。

张佐良见周总理没有搭理自己，又伸出头看了看周总理正在写的东西，总理写的速度不快，但是也写了很多了，看总理专注的神情，显然还是没有写完，张佐良不敢继续打扰周总理，便退了出来。

回来后，邓大姐问：“你跟他说了？”

“没有。”

在这期间，原先在家的秘书赵炜还专门来了一趟305医院，这是因为她这里接受到周总理坚持要看关于“伍豪事件”（事关“四人帮”）文件，不然就不手术的指示。

想必总理写的东西也是跟这个文件有很大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周总理在手术室前，大夫已经给他打麻药，这个麻药不是会让人立刻昏睡的麻药，它主要是起到一个镇静的作用。周总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了将近一个小时的东西，还看了文件。

进手术前，周总理还特意说了一句：“我签了字，就算办完这件事情了。”

最后他还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邓小平。

就在周总理要进手术室前，他问了问身边的人：“小平同志在哪里？”

邓小平接受到周总理呼唤后，连忙走到周总理的身边。

“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通过总理术前的这些“异常”举动，也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周总理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有多么严重，也知道自己这次手术的风险有多大，他之所以坚持做这些事情，也是以防自己出现意外，也就是说，周总理在手术前是交代了后事。

周总理是有大格局的人，他一向把生死看得很开，9月20日的手术做完后，周总理再一次向工作人员提起自己的后事。

这天晚上，周总理把自己信任的秘书赵炜（刚开始是周总理秘书，后来成了邓颖超秘书）叫到了医院，他要同她聊一下关于自己的骨灰处理的问题。

赵炜虽然是总理亲近之人，但是她对周总理的身体状况如何并不是完全了解，她不知道此时的周总理为什么突然说起关于处置骨灰的事情，这个话题太沉重了，也太伤心了。

“总理，您不要说这些事情了，现在说这些事情对您的病情没有好处的。”

总理理解赵炜的心情，但是有些事情他必须要提前交代好，周总理安慰赵炜：“人总是要死的嘛，这没有什么。”

随后周总理跟赵炜交代了死后不保留骨灰、让大姐把我骨灰撒掉等指示。

几天后，周总理又把赵炜叫到了医院，这一次说的还是关于骨灰的事情，周总理希望可以把自己的骨灰撒到江河里，撒到大地上，他要化作“肥料”继续养育大地，这也就实现了总理“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为人民服务”的愿望。

距离9.20大手术不到一个多月，邓颖超突然把赵炜、钱嘉栋、纪东（都是周总理的秘书）等人叫到了一起。

邓颖超像他们坦白了周总理的病情，同时也告诉他们周总理得的是不治之症——癌症。

1975年10月，西花厅卧室内传来响亮的电话声，正在工作的秘书赵炜停下了手头上的工作去接电话，原来是周总理的工作人员打来的。

“麻烦转告大姐，如果她要来医院的话，请带上《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片儿。”

赵炜很纳闷，总理怎么突然要歌片了？是想听歌娱乐一下吗？关于这个歌片还出现了一个小意外。

西花厅得知周总理要歌片后，便开始寻找起来，一番寻找后大家发现手里面没有歌片，后来还是在警卫战士那边找到了这两张歌片。

赵炜拿到后马不停蹄地给周总理送来，周总理见赵炜把歌片拿来了，很是开心，他看了几遍后又跟着哼唱起来。

过了几天，赵炜跟着周总理的妻子邓颖超来到医院，这天周总理的心情好像比之前好很多，周总理拉了拉邓颖超，又轻轻拍了一下自己床边，意思是让邓大姐坐在他旁边。

周总理跟邓大姐说不要责怪医生们，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大家，交代完后，周总理突然对着大家唱起去了歌：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前几天周总理听的《国际歌》的歌词，听着周总理的歌声，在场的人无一不动容，即便自己的身体已经被折磨到极限，周总理还是一直保持着感恩、感谢的心态。

一个月后，周总理进入半清醒半昏迷的阶段，即便如此，周总理也不愿意错过任何国家大事，他要求工作人员在他清醒的时候给他念报纸，念新闻，不管是大消息还是小消息，都要念到。

随着时间的流逝，周总理的身体也越来越差，1976年1月，距离周总理上次进食已经过去了2月，那时候的周总理别说吃饭了，就是水也不喝了，如果实在口渴，也只是用茶水漱漱口罢了。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陷入昏迷，各个科室的医生们也在第一时间聚集在周总理的病房内，很快，大家各司其职开始向周总理进行急救措施。

陶主任站在周总理的床边，一直不停地给周总理测量着血压，同时也在不断注视着心电图，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握着周总理的右臂，按着他的脉搏。

张佐良感受到总理的脉搏在一点点变慢，一点点消失，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力感，对方的生命就在你手上一点点流逝着，而自己除了接受之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脉搏消失了，手臂皮肤上的温度一点点消失了，他的脸色开始慢慢变成乌青色，微微的呼吸停止了，心电图上的波纹变成直线了……

张佐良一点点接受着这些变化，突然，寂静的病房里传来了“刺耳”的喊叫声：

“总理！总理啊！”

这声声“总理”是那么的凄惨，那么的无助。

面对对方的挽留，周总理再也听不到了，1976年1月8日上午，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

医疗组缓缓地停止了自己手上的工作，周总理的急救工作彻底停止了，他们把周总理身上的医疗器械拆下，然后找来一条新的白色床单，整整齐齐铺盖在周总理的身上。

来到周总理病房里的第一人是周总理的妻子邓颖超，周总理离世的前几分钟邓大姐并不在医院，那时的她正在西花厅。

大姐刚进病房，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随后她又立马扑倒在了周总理身上。

“恩来！恩来！”

那个陪伴她51年，会在她生病时着急喊着“小超！小超！”的人永远走了，她永远失去他了。

邓大姐哭的撕心裂肺，在场所有的人都哭的撕心裂肺。

周总理离世后，中央派救护车把周总理的遗体送入北京医院太平间。1976年1月10日，首都各界人士的代表也在同一时间抵达北京医院，他们要向周总理的遗体进行告别。

周总理的遗体告别现场是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的，所以百姓们也可以到一些总理遗体告别现场的画面。

1976年1月11日下午5点，邓颖超、医疗组成员以及周总理的亲朋好友来北京医院向周总理做了最后的告别，之后，周总理的遗体就要被送往八宝山公墓了。

覆盖黑黄两色绸带的灵车载着周总理的遗体缓缓从医院驶出，此时有大批送别的群众正挤在医院外面，他们一见到灵车，便立刻让出位置，以便灵车顺利开出。

沿途中挤满了送别的人群，大家哭喊着，哀悼着，等灵车到达八宝山后，又被聚集在那边的群众围了起来，群众们要求再看看总理，哪怕是一眼呢！

随着熊熊火焰，敬爱的周总理永远离我们而去而去……

1976年1月12日，邓颖超将张树迎、高振普、赵炜等人叫到了一起，她要同他们商量如何处理周总理骨灰一事。

邓颖超语重心长对他们三人说到：“你们要好好找找骨灰往什么地方撒，何时去撒，怎么撒，地方要选好，也要注意，不要被别人发现，在北京找一找有水的地方……”

周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北京的冬季，即便是有湖，也都被冻住了啊，赵炜等人驱车在北京附近查看了很久，最后实在是没找到合适的地方，他们便提议：应该报给党中央，让他们帮忙找一个适合撒骨灰的地方。

对于这个提议邓颖超同意了，1月15日，是周总理撒骨灰的日子，这天晚上，天气晴朗，皓月当空。一架飞机正在通县机场等着大部队的到来。

张树迎、高振普作为代表，他们带着周总理的骨灰上了飞机，飞机在周总理家属的注视下缓缓升起，总理毕生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周总理一生无儿无女，无骨灰、坟墓，他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了群众，而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使得中华民族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