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迈的丁红玲，已经是66岁的母亲，识字并不多。

第二次报案时需要签字，派出所的警方把她的名字写在纸上，特意写得很大，让她一笔一画照着抄。丁红玲实在写不下去，她儿子李骏就代替她签了几个名。

来长沙之前，丁红玲从未长时间离开自己的村子。她只掌握农村方言，普通话不会说，也基本听不懂。无法顺利沟通，成为报案过程的最大障碍。警方录口供时，家人不能在场翻译，女儿李蓉只能事先提醒民警，请讲慢一点。

差一点连报警这一步，丁红玲都没能走到。2月25日凌晨，侵犯发生后，丁红玲坐在宿舍的地板上哭，她的第一反应是，“死了算了”，但紧接着她又想到家人，想到如果自己死了，儿女过来看，谁能知道她是怎么死的？

最后她没有自杀。即使在同事的帮助下，丁红玲第一次走入派出所，她也没能把“强奸”二字说出口，甚至报警后近一个月，她都没有告知儿女更早的两次侵害。

从始至终，丁红玲都被强烈的耻感包裹住，她总重复，“很丑，孙子都有了，孙子都好高了，真的很丢脸很丑。”

报警、证据、维权......伤害真正袭来之前，那些先进的概念、文明的语言、法律的条款，也从未出现在丁红玲的世界里。阻碍她发出声音的，不仅是某个精于算计的加害者，还有女性的耻感枷锁，时代对女性受教育权的剥夺，以及社会语境对老年性侵议题的忽视。

根据事件描述，一个66岁的母亲三次遭受性侵，而为了维权奔波的女儿最终丢了工作。这是一个令人心痛和令人震惊的情况。这个女儿为了维护母亲的权益，努力奔波，但却最终承受了失去工作的后果。这个事件反映出了性侵害受害者和家属所面临的痛苦和困境。

对于这样的事件，我们首先要关注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和安全。性侵是一种极度严重的犯罪，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需要得到全面的支持和保护。同时，我们也需要深刻思考社会和法律制度在保护性侵受害者方面是否足够健全，是否能够提供适当的支持和保护。

对于这位为她母亲维权却失去工作的女儿，她的付出和牺牲令人感到钦佩，她的举动引发了人们对于对性侵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家属应该得到更多保护和支持的关注。这也需要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中支持和保护受害者的责任。事件的曝光也让人们更多地关注性侵问题，推动社会对于性犯罪的重视，在法律及社会层面能够更加完善地保护性侵受害者和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