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期，担任师一级职务的指挥员在当时已经是高级军事将领，尤其是在战场上展现出非凡的指挥才能。放到1955年授予军衔时，通常可以授予至少将军级别。然而，历史总有一些特例，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1师的一对师政委与师长的搭档。

他们同在红军时期共事，但后来在1955年授衔时，命运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政委被授予上将军衔，而师长仅获得大校军衔。这段历史背后究竟有何原因？

陈锡联，1915年出生于湖北红安，属于那个年代从基层逐步成长起来的红军将领。他自幼投身革命，早年就加入了家乡的游击队，参与鄂豫皖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并随红四方面军踏上了漫长的长征之路。在长征时期，陈锡联凭借出色的战斗力和组织能力，在部队内不断得到提升，最终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1师的政治委员。

长征不仅是考验，也是磨砺。陈锡联在此期间迅速成长，在领导和政治工作上表现出色。抗日战争爆发后，陈锡联的军事生涯继续攀升。他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第769团团长，并以22岁的年纪成为全军最年轻的团长之一。此后，他又陆续担任了第385旅旅长等职务，指挥部队在抗日战场上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陈锡联的职业生涯继续蒸蒸日上。他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员等一系列重要职务。作为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他参与了包括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西南战役在内的多个决定中国命运的战役，战功赫赫。尤其是在担任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员时，陈锡联仅34岁，成为了全军最年轻的兵团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陈锡联被任命为炮兵部队的首任司令员，负责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炮兵力量。在1955年的授衔中，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开国将帅之一。这一切成就的背后，是陈锡联早年在红军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以及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展现出的杰出军事才能。

与陈锡联同在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1师共事的师长周时源，命运却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周时源，1914年出生于安徽金寨，比陈锡联年长一岁。周时源于15岁便加入了红军，也经历了鄂豫皖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长征期间，周时源担任第11师师长，与政委陈锡联并肩作战，是当时军中年轻有为的将领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周时源被调至新四军，主要在敌后战场作战。与陈锡联不同，周时源并未进入八路军第129师，而是担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副参谋长、新四军第六支队副参谋长兼第3团团长，带领部队在豫皖苏边区坚持敌后抗战。抗战后期，周时源被派往延安学习，为后续的工作积累了更多的理论知识和领导经验。

解放战争时期，周时源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担任吉林省乾安县县长、辽西军区保安第1旅第3团团长等职务。在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战役、攻打锦州以及解放天津的过程中，他都带领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出色。然而，尽管他在多次战斗中立下功勋，但他的军事生涯并没有像陈锡联那样步步高升。

新中国成立后，周时源在军中的职务相对较为低调。他先后担任华南军区西江军分区司令员、江西省军区抚州军分区司令员、福建省军区福安军分区司令员以及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逐渐转向地方工作。1955年授衔时，周时源被授予了大校军衔，未能像陈锡联一样获得将军军衔。直到1964年，他才被晋升为少将军衔，标志着他多年的军事贡献得到了肯定。

陈锡联和周时源同为红四方面军第11师的关键领导人，经历了相似的革命岁月，但两人的军衔差异反映了各自在不同时期的贡献和角色。陈锡联从红军时期的政委一步步走向更高的军事指挥职位，并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最终成为开国上将。而周时源则由于多次调动、职务相对偏向地方，虽然也有战功，但影响力和成就与陈锡联相比稍显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