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年,洪秀全七岁。这一年,他父亲把他送进村塾,想培养个读书人出来,自撑门户,免得总是受那些豪绅富户的欺压。他的两个哥哥却始终没有得到读书的机会。
家庭的困难境况和父亲的殷切期望,使他在学习上表现得异常勤奋。
洪秀全开始读书,就是接受儒家教育。那时的学校,除讲授经书外,还训练学生写八股文,以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这种教育的目的,不是为社会培养人才,而是为封建王朝训练忠实的奴仆。
它使人脱离实际,皓首穷经,把人弄成呆头呆脑的废物,便于封建统治者笼络和驾驭。
洪秀全生在封建社会末期,正是盛行科举的时代,他的思想当然不会一开始就对这种教育发生反感。
洪秀全在村塾中读了将近十年书,学的都是四书五经这一类东西,思想上受到不少的毒害。到他十六岁时,由于家庭生活实在困难,终于停学了。就在这一年,他参加了一次秀才考试。
清朝时,花县属广州府管辖,花县的童生在县试及格后,就得到广州去参加府试和院试。自乾隆年间封闭海港以后,广州成了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外国商船都在这里靠岸,中国出口的商品也在这里集中。
在很长一段时期,广州的商业很繁盛,经济发展也较内地为高。由于这种国际贸易的关系,广州也就最早和西与资本主义文化发生接触,社会上有一种新的风气。
洪秀全青年时曾多次到广州应试,这种新风气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洪秀全在第一次童试中,县、府两关都很顺利,院试却没通过,失败了。但他并没放弃猎取功名的念头,准备以后再考。
他这时还是个十六岁的青年,阅历浅,对当时的社会制度缺乏认识,也理会不到封建统治者在科举考试上所玩弄的骗局。
他落第以后,就在家里帮父兄种田,拿起锄头当了农民。这一段踏踏实实的劳动,不仅锻炼了他的体质,更重要的是锻炼了他的思想和感情,对于他后来的一些活动是有帮助的。
到1830年,洪秀全的生活又有一些变动。官禄村塾缺乏教师,孩子们读书一时没有人教。村里的群众一向都很看重洪秀全的才学,决定请他来担任这个职务。
于是,他又回到原先他读书的村塾去,当了教师。这一年,洪秀全十八岁。
在担任教师工作期间,他没有辜负群众的期望,以认真踏实的态度,从事于这种启蒙性质的教育。他年纪轻,有朝气,热情,质朴,爽直,向上。
他不打骂学生,但对他们的要求很严,注重培养他们诚实正直的品德,不允许他们有懒散虚浮的坏习气。群众对他的教育工作,是深表赞许的。
洪秀全一面辛勤地教书,一面也加强了自修。他有一段时间,广泛涉猎了秦代前后的各种著作,吸收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对于历史、地理、文集、笔记以及各种稗官野史、故事传说,他也翻阅过不少,比较全面地掌握了那个时代的各种知识。
这对于后来逐步形成他自己的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关系。
自第一次应试后,他停了八年没有进入考场。到一八三六年,他又一次去广州应试,结果仍未录取。他心里很不服气,所以第二年,即一八三七年他二十五岁时,跟着又去考了一次。这是他第三次应试。
在这次考试中,发生一件和洪秀全后来的社会活动很有关系的事,就是同基督教发生接触。他在广州得了一套《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是传播基督教(新教)教义的一种宣传品,编写这套书的是个中国人,名叫梁发。早在十八世纪末年,英国为了向海外掠夺市场,配合它的殖民主义政策,就有了准备派遣传教士来华的活动。
到一八○一年,伦敦海外布道会还把派传教士的问题郑重其事地进行过讨论。一八○六年,他们经过选择,确定了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名叫马礼逊的苏格兰长老会会员,第二年,就叫他绕道纽约,坐了美国三义号商船,来到澳门。
稍后,这个马礼逊以东印度公司雇员的名义,从澳门进入广州。马礼逊来到广州后,他一面学习中国语文,着手翻译《圣经》,一面物色助手。梁发就是在这时期被马礼逊招收的一个。
他后来被马礼逊带到马六甲,经过一段训练,接受马礼逊的指使,开始编写宣传基督教的布道书。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劝世良言》于一八三二年印行问世。
梁发对于传教活动非常卖力,他经常拿了自己编写的书,在广州宣传散发。特别是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各县应试的儒童云集广州,更不放过机会。他总是随同外国牧师,到贡院一带向应试的人宣讲教义,由外国牧师口讲,他做翻译,并把《劝世良言》散发给听讲的人。
洪秀全在广州应试期间,正场、复试考完后,等待出榜,有几天空闲的时间,便常到双门底一带走走。
有一天,他无意间碰到了传教士正在街头宣传基督教。这种临街传教的方式,同人们常见的“说善书”差不多,本没什么新奇。但传教者的装束却很别致,引起了洪秀全的注意。
那个外国牧师蓄了一头长发,束起来盘到顶上去,一把大胡子飘在胸前,穿着又宽又大的长袍。
这种古怪的装束是与一般洋人迥然不同的。那个牧师咭哩呱啦讲一阵,他身边的一个中国人把他的话翻成汉语。洪秀全停下来听了一会,听不出头绪,也就走了。
第二天,洪秀全在龙藏街又遇到这两个传教士,他们正向听众散发宣传品。洪秀全挤过去,也得了一份。这就是梁发编写的由九本小册子合成的《劝世良言》。
他带回住处,翻开看了看,引不起兴趣,随手丢在箱子里,没有再去理会它。到出榜那天,洪秀全去看榜,没有自己的名字,又是一次失败。
洪秀全不明白科举考试的内幕,以为清朝政府真在那里“衡文取士”,选拔真才实学的人。
他深信自己的才学决不在当时一般士人之下,而临场的结果却是接二连三的失败,当然气愤。
这种乌烟瘴气的社会现象,都为洪秀全所目睹。他深感中华民族面临着深重的灾难,不禁忧心如焚!在忧愤交集之下,他竟激成一场大病。
人们见他卧床不起,就请了一副肩舆,把他送回家里。这是一八三七年四月五日,即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三月初一日的事。
从阴历三月初一日起,有几天,洪秀全的体温很高,神志完全昏迷。大约在病重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出现了许多幻象,天上地下,云山雾海,种种荒诞不经的事物,都如真的一样在面前飞动,广州街头传教的装束古怪的外国牧师,也可能在他头脑里闪现过。
他在病中还斥责孔子,谓其于经书中不曾发挥真理。表明他对科举考试的不满。由于他的病是因愤慨不平所引起,故在精神错乱之中,就出现了一些反常的报复性举动,见到一只鸡或一只猫,就象见了敌人一样,跳起来向它战斗。
一家人都为他的病焦急,用了各种方法治疗,都不见效。又怕他走出屋去发生意外,他的两个哥哥就终日坐在门口守着。他发高烧的时间大概只有三、四天,后来烧退了,还痴痴呆呆了好些时。先后四十多天,精神才完全复元。有首传世的述志诗,据说就是洪秀全在患病时写的: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这首诗思路畅通,气度恢弘,文笔熟练工稳,当为神志清醒以后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