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娇娇，你说，我能葬在北京吗？”这是1984年的春天，早已骨瘦如柴脸色苍白虚弱无力地躺在上海一家医院的贺子珍，拉着女儿李敏的手，轻轻唤着她的乳名，常常对她念叨的一句话。

在李敏看来，能够葬在北京，能够安葬在离毛主席最近的地方，已经成了妈妈贺子珍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唯一的心愿，也是她心中最后的执念。

“一定能！”望着躺在病床上孤苦伶仃的妈妈，李敏心中一阵凄凉，止不住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趁贺子珍不注意，迅速转身擦掉眼泪，又从嘴角挤出一丝苦笑，大声对贺子珍说道，同时，她把贺子珍的手握得更紧了，又腾出一只手，替贺子珍掖了掖被角。

听到女儿响亮肯定的回答，贺子珍带着满足的微笑，又沉沉睡去。

可是，每当清醒时，贺子珍仍然是不放心，哥哥贺敏学和嫂子李立英来看望她的时候，贺子珍又把同样的话说给哥嫂听。

“子珍，你才75岁，比我还小五岁呢，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改革开放的好日子才开头，我们还要一起向前奔。”

“哥，我怕是奔不动了。我这辈子，没给组织上提过任何要求，快去了，我有个要求，是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

说到这里，贺子珍顿了一顿，又望着哥哥的眼睛，带着期盼与担心，再次慢慢说道：“我死后能不能去北京？骨灰盒能不能放在北京的什么地方？”

听罢贺子珍的这番话，在贺敏学的心里，他知道，自己的妹妹从来就没有在心里放下过毛主席，这一辈子，毛主席永远在她的心里，占据着最重的分量，即使活着不能在一起，死了，她也想安葬在离毛主席最近的地方。

思想到此，贺敏学不觉一阵恻然，他望着妹妹询问的眼睛，抹了一把泪水，郑重说道：“子珍，你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是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与毛主席同甘共苦了十年。为了顾全大局，又孤苦伶仃了一辈子，你的这个要求不过分，相信组织上会批准的。”

贺敏学的一番话，一下子勾起了贺子珍太多遥远的回忆，贺子珍不禁泪水潸然。她想起了1927年在井冈山和毛主席初相见，想起了后来相濡以沫十年整，和毛主席生儿育女的艰辛与快乐，她的心里不觉五味杂陈。

如果不是在1937年，她执意要离开延安，离开毛主席，远去苏联，那么，她后来漫长的后半生，绝不至于颠沛流离，受尽亲人爱人分离之苦。

思量到此，贺子珍只觉悔不当初。

“唉！她那次就是要走，听不进我的话。我哭了，怎么劝怎么说也没能制止她······”

很多年以后，回忆起那一年贺子珍执意要远去苏联，毛主席心中依然有太多不舍与不解。

可是，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他们早已回不到当初。如今，他们阴阳相隔，时日无多的贺子珍唯一的心愿，便是葬于北京。

对于贺子珍而言，她和毛主席的缘分在1927年的那个秋天，伴着井冈山的翠竹和遍地盛开着的金色菊花，在一场霏微的秋雨之后，悄然拉开了序幕，从此她的人生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那一年的秋收起义后，毛主席放弃了城市路线，率领部队走进井冈山。此时，早已在井冈山安营扎寨的贺子珍和哥哥贺敏学率领永新农民自卫军，与袁文才一道，浩浩荡荡开赴井冈山，贺子珍也由此成为第一个进入井冈山的女红军，第一个农民自卫军的女性领导人。

能征善战、精于马术、会使双枪，这样的贺子珍，在湘赣边界山大王袁文才的队伍里，是响当当的人物，是武装对抗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得力干将，因此，在1927年那个秋天，一袭长衫的毛主席初次进入井冈山的时候，贺子珍理所当然出现在欢迎的队伍里。那一年，贺子珍只有18岁。

当18岁的贺子珍听说毛主席率领的部队即将进驻井冈山茅坪的时候，她的心情是激动的。她早就听说了毛主席的大名，如今，还能亲自迎接毛主席的到来，贺子珍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当一袭长衫风度翩翩的毛主席出现在贺子珍眼前的时候，有一瞬间，贺子珍顿觉这山野之间立刻明亮起来。在这光芒万丈的重要时刻里，当毛主席走到她的面前，和她寒暄握手时，彼此都是惊讶的。

毛主席的惊讶在于，他没有想到，在农民武装的队伍里，居然还有一位长相如此秀丽的年轻女同志；贺子珍的惊讶在于，早已听闻毛主席大名，以为毛主席一定生来非凡，及至见了，竟是风度翩翩的书生模样，不觉吃一大惊。

“你就是毛委员吗？别人都说你有天大的本事，不是凡人。”

听罢贺子珍的一番话，毛主席不觉大笑道：“这都是谣传罢了，我毛泽东和你们没什么两样，都是一个脑袋两只手，哪有他们说的那么神奇？”

这一次的初相见，毛主席和贺子珍都对彼此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后来，在井冈山的日子里，怀着崇拜之情，贺子珍常常向毛主席请教革命斗争之道，当毛主席得知贺子珍曾组织领导四个县的农民自卫军，营救出被国民党抓捕的八十多名共产党员，也不禁对眼前这个小姑娘刮目相看。

不久后，当从家乡湖南传出杨开慧同志已经壮烈牺牲的消息时，毛主席悲伤不已，那段时间，心思细腻的贺子珍常常陪在毛主席身边。

一来二去，两人的感情愈加亲密，后来，在袁文才等人的撮合下，1928年，毛主席和贺子珍结婚。

与毛主席结婚后，贺子珍默默选择与毛主席同甘共苦，即使是在遵义会议前，毛主席一次次身处逆境之中，一次次被打压之时，贺子珍始终选择不离不弃守护在毛主席的身边，和他一同艰难行走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后来，女儿李敏回忆道：“如果当年没有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难以想象爸爸将会怎么度过那最难熬、最痛苦、最艰难的日子。”

对于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毛主席亦对贺子珍情意深厚。长征时期，中央休养连在1935年4月23日经过贵州盘县的时候，遭遇敌机轰炸，身子虚弱的贺子珍，为了营救躺在担架上的战友钟赤兵，不幸中弹。

后来，虽然侥幸活了下来，却身中17块大小不一的弹片，痛彻心扉的贺子珍当场就昏迷在血泊中。

醒来后，贺子珍面对守护在自己身边，心忧如焚的毛主席和同志们，缓缓说道：“润之，你们先走吧，我留在老乡家中，安静地休养一段时间，再跟随大部队去。”

“你们把我留在盘县吧，我不能和你们继续上路了，我会拖累你们的。”

面对贺子珍的请求，毛主席说什么也不答应，坚决要求一定要带上贺子珍与部队同行。

就这样，躺在担架上的贺子珍，在身体逐渐康复之后，毅然和同志们一道走完了长征之路。

然而，因为当时医疗条件艰苦，留在体内的弹片，让贺子珍常常饱受痛苦折磨。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在陕北，很多同志进入到这里的抗大进行学习再提升，可是，此时的贺子珍却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进入抗大完成学习，贺子珍因此伤心极了。

在革命圣地延安，随着全国局势的急促变化，整天忙于工作的毛主席，和贺子珍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贺子珍因此对于毛主席渐有怨言，夫妻之间，嫌隙暗生。

是的，她曾是井冈山的女英雄，会打仗，会马术，会使双枪，可是，和文韬武略的毛主席相比，贺子珍觉得自己差得太远了。如今的她，只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一个身体虚弱的年轻妇人。贺子珍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自己。

不久后，贺子珍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她决定只身去往西安学习，而后前往上海，取出体内的弹片。

此时，他们的女儿李敏才只有几个月大，另外，当时的上海也不安全，因此毛主席极力挽留。可是，倔强的贺子珍去意已决，任毛主席如何劝说，贺子珍无动于衷。

很快，贺子珍就撇下丈夫和女儿，独自去往西安。贺子珍在西安刚落脚，就传来上海沦陷的消息。此时，远在延安的毛主席焦急万分，立即写信给贺子珍，劝她尽快归来：“上海已经沦陷，十分危险，希望你能够回到延安，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

接信后，就在贺子珍进退两难之际，正好有了一个前往苏联学习的机会，于是，贺子珍决定前往苏联学习。彼时的贺子珍，一心一意只想离开延安，去外面的世界学习更多的知识，治好自己身体的伤痛。

顺利到达莫斯科的贺子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平安信：“润之，我已安全到达苏联，这里一切都很好，我相信我能在这里学习到知识，回国建设中国。勿念。”

在莫斯科，贺子珍被安排进入东方大学学习，然而，留在她身体里的弹片已经和身体融为一体，再也取不出来了。听到这个消息，贺子珍失望痛苦极了，然而，却也无法可想。

可是，接下来贺子珍面临的打击接二连三。

离开祖国时已经怀有身孕的贺子珍，在苏联生下一个孩子，取名小廖瓦。小廖瓦十个月大的时候，不幸夭折，给本就虚弱的贺子珍的身体又一次重创。

唯一让她稍觉欣慰的是，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常来陪着贺子珍，一再安慰她：“贺妈妈，你不要伤心，小廖瓦去了，还有我们，我们也是您的儿子。”

李敏四岁时，毛主席派人将她送到莫斯科贺子珍的身边，给贺子珍孤苦的异国生活带来一丝安慰。

不过，随着李敏的到来，毛主席也给贺子珍寄来了一封分手信：“贺子珍同志，我们的性格不合，还是解除关系，当同志吧。希望你在苏联一切都好。”

接信后，倔强的贺子珍没有试图挽回这段婚姻，她决定在苏联继续生活下去。她在国际儿童院找到一份教师的工作，自此生活安稳。

然而，不久后，平静的生活再次被打破。有一次，为了给患上肺炎的李敏取暖，贺子珍违反规定动用了院方的取暖木材，院长知晓后，竟将情绪激动的贺子珍关入了当地一家精神病院。

直到1947年，王稼祥在苏联找到贺子珍，才克服重重困难，将饱受折磨的贺子珍接回国。这之后，贺子珍一直在东北疗养，虚弱的身体逐渐恢复。

回国后的贺子珍，迫切想和毛主席见上一面，然而，此时的贺子珍，因为身份特殊，要想进入北京，已非易事。兜兜转转，贺子珍最终落脚在上海。

直到十二年后的1959年7月，贺子珍才在庐山见到了22年未见一面的毛主席。短短一个小时的见面，贺子珍话说得很少，一直在哭泣。

这么多年了，她心中有太多的委屈烦难，有太多的追悔莫及，有太多的欲说还休，除了泪流满面，贺子珍再无一语。

“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又想说了。”

可是，此时的贺子珍再清楚不过地知道，说再多的话，他们也回不到当初了。

庐山一别之后，贺子珍其后分别于1962年、1965年、1975年夏天，三次去庐山休养，她痴痴盼着，还能在这里与毛主席再相见。

“毛主席爱庐山，他还会再来的。”一次次来庐山，贺子珍一遍遍在心里念叨和期盼着。

然而，在庐山，她再也没有等来毛主席。贺子珍最后一次去庐山后的第二年秋天，她在上海等来了毛主席去世的噩耗。那日，贺子珍坐在收音机前，一遍遍收听着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不眠，很快就一病不起。

去北京参加完毛主席的葬礼后，待李敏再回到上海，她悲伤地发现，数日不见，母亲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好几岁，那憔悴的容颜，那飘零的白发，那永远干不了的泪水，让李敏心如刀绞。

三年后的1979年9月8日，70岁的贺子珍被允许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人间久别都成悲。又是二十年不见，待再见时，已是阴阳永隔。

在肃穆悲伤的纪念堂，满头白发的贺子珍颤巍巍走进毛主席的遗容，轻轻哭道：“润之，这些年你还好吗？庐山一别竟是永别，我好不舍······”

伴着贺子珍一声声呜咽低诉，在偌大的纪念堂，回答她的只有死一般的寂静。此生，她再也等不来她的润之了。

1984年4月19日，75岁的贺子珍在上海病逝。弥留之际，贺子珍又一次拉着女儿李敏的手，艰难说道：“我死后想离你父亲近一些，想安葬在北京······”

后来，经过上海市委上报，邓小平亲自下了两道命令：“贺子珍的骨灰要放一室，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

这个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中专门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邓小平的这一决定，高度肯定了贺子珍为中国革命做出的重要贡献。如此，贺子珍终得以另一种形式，与昔日战友团聚，也实现了与毛主席共处一城的遗愿。

在整理贺子珍的遗物时，哥哥贺敏学发现了一方陈旧的红毛毯，贺敏学一眼就认出这是贺子珍与毛主席1928年5月间在井冈山新婚时共用的生活用品。

这方红毛毯，被贺子珍从井冈山带出来，后来从延安到苏联，从苏联到东北，从东北到上海，贺子珍把这昔日夫妻美好情感的见证物，整整保存了半个多世纪。

难以想象，在无数个不眠的孤寂夜晚，这方陈旧而温暖的红毛毯，曾经给贺子珍带来多少美好的回忆与深情的慰藉。

那一年，她负气出走，她不知道，这一转身，就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