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某天，已经担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处长、办公厅厅长的文强，收到了好友兼同学的杜聿明的一封亲笔信。

杜聿明信中言辞恳切，邀请文强出任即将组建的徐州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

文强接了信后，犹豫再三，自思自己在后方坐冷板凳，倒不如去前线作战部队舒服。

要说起来，文强与杜聿明并无很深的交集，杜聿明从黄埔毕业后即入军职，是按部就班一步步走上来的。而文强则在大革命时期便加入过中国共产党，阴差阳错脱党后被戴笠吸收加入军统。

双方之所以有交情，还是源于抗战后。

军统当时在东北设立了办事处，文强主事，不可避免的与时任东北保安司令的杜聿明产生交集，文强办事老练，又不似别的特务那样爱打小报告，因此杜聿明对文强格外赏识。

之所以要请文强来，主要是因为杜聿明对时任徐州前进指挥部参谋长的舒适存不信任。因为舒适存原来和彭老总是同学，还曾担任过彭老总的红三军团总指挥部参谋处作战科长（土地革命时期被俘）。

舒适存后来直接就撂挑子不干了，文强后来又担任了前进指挥部代参谋长。

不过，文强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会由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强在离开湖南前，程潜便劝说他，此去当心当俘虏，文强那时还没太当回事儿。

程潜与文强的父亲关系不错，对这位子侄后辈一直很不错，当年文强意外脱党，也是得程潜帮助，才得以履军职，文强后来想脱离军统，也是得这位前辈的帮助。

可唯独这一次，文强没听这位长辈的劝说，欣然赴任徐州。

只是到了徐州以后，文强不免有些后悔。

当时徐州整个摊子“士气低迷“，根本不像是要打大仗的样子。

几个月前，蒋介石撤销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设徐州“剿总”，对徐州“剿总”司令的人选一开始有两个，一个蒋鼎文，一个刘峙。

蒋介石权衡再三，最终选择了刘峙，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可忽略历史的高度辩证的看待问题，刘峙竟然是最好的选择，参谋总长顾祝同后来给出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解释：

“徐州剿总的人选，我们考虑过两个人，刘经扶（刘峙）和蒋铭三（蒋鼎文）。蒋铭三夜嫖日赌，不理公事，比较起来还是刘经扶好些。”

考虑到刘峙确实平庸些，蒋介石把在上海养病的杜聿明重新启用，出任刘峙的副手，希望能用这种老少搭配的方式，改变前线不利的态势。

不过，就在蒋介石重组徐州剿总班子时，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就给他带去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

济南战役期间，杜聿明还负责指挥徐州的几个兵团北上救援济南。

济南解放后，国民党军统帅部判定，华野南下是必然的定局，徐州形势不容乐观，徐州一旦失守，南京也面临威胁，就在蒋介石束手无策之际，杜聿明提出自己主张。

“要打开国军到处挨打被消灭的危局，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

杜聿明先发制人的计策是放弃开封、商丘、郑州等地，集中全部主力于徐州，然后北上山东，先击破我华东野战军一部分，振奋士气，并佯攻济宁，吸引我军来援，等到歼灭我援军后，伺机收复济南。

另外杜聿明还提了第二套备选的方案，即弃守徐州，严格遵循守江必守淮的战略。

本来文强对守徐州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但他不通军事，他听杜聿明提到出击山东的作战计划后，还好奇地问了一句：

“共军新胜，士气正旺，我们凭什么敢对济南发起反击呢？”

杜聿明耐心的跟他解释：

“（华野我军）经过大战后一般要休整一到两个月，尤其像济南攻坚这样消耗较大的战役，没有一两个月是缓不过来的。而国军在徐州附近集结了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刘汝明等兵团，在济南之战中并未受到什么损失。以全力之军对付疲惫之师，国军自是有胜无败。”

文强心下大安，不过他也没想到，杜聿明当时心里其实也没多少底，不过是强装镇定，这个心理状态一直到杜聿明后来被俘撰写特赦材料时才由他亲口说出来。

当时，刘峙考虑了这个方案后，认为不妥，他觉得给徐州留下一个绥靖区的兵力防守太少，万一徐州有失难以交代，于是杜聿明做了微调，把冯治安的部队调出徐州，另以李弥兵团来防守。

尽管这个决定看起来正确，但从后来看确实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在淮海战役期间，冯治安部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淮海战役中起义，打开了华野直攻黄百韬的通道。

本来这个计划看似还不错，但国民党内部相互扯皮，谁也不肯担责任，都等蒋介石来拍板决定。

好不容易走通了流程，杜聿明正打算施行，却被蒋介石一纸调令调到了东北。

原因无他，因为辽沈战役开打，东野已经解放了锦州，沈阳、长春危在旦夕，杜聿明只能被拉去当“救火队长”。

杜聿明走后，徐州前进指挥部的班子照常运营。

文强当时以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的身份留在徐州，作为前进指挥部与徐州“剿总之间的联系”

就在杜聿明走后两天，文强去请示刘峙：

“前线部队是按照原计划执行，还是有所改变。”

当时，刘峙给的回答是：

“光亭走了，谁能指挥得了前线的部队，我已经命令前线的部队停止待命，原计划暂缓执行。”

文强一下子也蒙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等到杜聿明回到徐州后，才发现自己当初的计划竟然是半点没有实施，更糟糕的是，之前徐州“剿总”司令刘峙指挥不利，大军向徐州聚拢，结果黄百韬兵团因撤退的不及时，被华野围在碾庄了。

仓促之间，杜聿明只好指挥邱清泉、李弥兵团去救援黄百韬兵团。

可没想到的是，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尽管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也没能突破华野的阻击，哪怕是刘峙以徐州“剿总”的身份亲自到前线，严令邱李两兵团，也没能奏效。

整个战事胶着的状态，给文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文强虽然没指挥过打仗，但到底是黄埔出身，读过一点兵书，他知道过去兵书上有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

黄百韬兵团有五个军12万人，邱李两兵团加起来也有20万人，按照兵力对比，华野必须要集中数倍的兵力，才能实现合围黄百韬兵团的同时，又能阻击邱李兵团。

可是，华野哪来那么多的兵力来实现这一战略？

不过，当时战场的情况，容不得文强去思考太多。

杜聿明后来征得了蒋介石同意放弃徐州，退守江淮。得了命令后，杜聿明马不停蹄的赶回徐州，随即布置安排撤离，并严令西撤各部队要保持秘密行动。后来的事情发家也就都清楚了，徐州的国民党军败局早已注定，撤退的命令一下达，整个徐州顿时风声鹤唳起来。

就连杜聿明也忍不住吐槽：

“老头子(指蒋介石)钱就是命，连泄露军情都不顾，教我怎能打胜！”

撤退之前，文强按照杜聿明的部署，在全军安全撤离徐州后，同殿后的李弥兵团一起彻底破坏集中徐州车站的所有火车头。

直至陈官庄战役中，文强随同杜聿明一起被俘。

文强被俘之初，一开始尚未暴露身份，自称是上尉书记官，但随后华野的战士们就发现，俘虏营中绝大部分人对文强都很敬重，一个国民党军团长，还主动让出了自己的筷子，搪瓷缸子、冒进等物品。

文强迫于无奈，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强始终抗拒改造，但他的思想，却在潜移默化中不断的被改变。

唯一仍然疑惑的是，当年淮海战役，解放军的兵力配置，是怎么做到两边同时发力的？只是局限于手头的资料，文强没办法完全了解。

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公开出版，这是距前三卷出版后七年首次出版第四卷，其中收录了毛主席从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的电文、文章、讲话等等。

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也曾组织人员专门学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也就是书中，文强终于找到了当年惑而不解问题的答案。

书中收录了毛主席1948年10月11日，毛主席代中央军委给华野的电文——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这达到这一目的，应以两个纵队担任歼敌一个师的办法，以六至七个纵队，分割歼灭敌二十五师、六十三师、六十四师（注：这里应为整编师，实际上当时国民党军已经改为军）。以五至六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以一至二个纵队，歼灭临城、韩庄地区李弥一个旅……以上部署，即是说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文强始终认为，我军不过只是派了一两个纵队来阻援，企图以小的代价来换取全局胜利，看到这里，文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年华野竟然抽调了一半以上的兵力阻援。可这仗打的还是不合理，黄百韬十多万人马，华野竟然只用了不到两倍的兵力拿了下来。

对于这个问题，文强几乎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来研究，他不明白解放军打仗怎么就可以违背兵法？

一直到1975年3月19日，文强荣获特赦，当他见到已经病体沉重的周总理，才明白我军当年为什么能打赢。

“原来棋不在局中，而是在局外。”

回想当年，杜聿明从徐州撤离，一开始布置任务本来是秘密进行，但事后才几个小时却闹的满城风雨，因为大军撤离，要征用公私车辆，各个兵团、各军都争先恐后，生怕落于人后。

本来文强是负责随殿后的李弥兵团，等大军撤离后破坏火车头的，可因为太过混乱，李弥安排的工兵营破坏火车头竟没等大军撤离，提前半天就炸毁了火车头，导致爆炸之声远隔百里之外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反观解放军执行战略计划，大军宛若一体，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甚至就连老百姓也帮忙掩护行迹，华野济南战役后隐蔽南下直扑黄百韬兵团时，国民党军竟然还认为我军在济南战役后急需休整，短时间内不可能南下。

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不打胜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