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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当刘铭传在整军备战之时，法国也在频频地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基隆。

法舰在马江肆虐后，为了适应在华战争，新组成了远东舰队，最初时统辖大小舰艇近三十余艘，新任远东舰队总司令的孤拔，是一个远比力主攻取基隆乃以整个台湾的茹费理、利士比等人更具战略眼光的海军将官。

他认为：要想使中国政府屈服，讹诈和勒索到巨额赔款，法军必须在它的首都附近，在直隶方面给它以打击，如果只在远离北京的地方行动，对于中国政府则不会有多大影响。

因此，从一开始，他就主张攻取旅顺、烟台等地，却把台湾排除在外。但是，法国政府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茹费理断言：台湾守住闽江的入口处，控制北直隶湾，掌握了它便关系到中国沿海的安全，因此，将使中国心惊胆战，坐立不安。

却在六月二十五日(15日)给他下达了再次进攻基隆的命令：在马尾行动后，孤拔将即赴基隆，并进行他认为以他的兵力可做的一切战斗。

“他将确定地告诉我们用何种新方法来保证取得矿区，这个矿区应成为我们补给的中心点”。七月初九日，法国海军部在致函孤拔时顺便提到，在必要时你也可以封锁淡水港，因为它是由中立国船只运送中国部队的登陆地点。

这个进攻基隆的命令并不符合孤拔的心意，因此，当他胜利地进行了马江的战斗后，借口需要补充2000兵力才能对基隆再次采取行动，就把事情拖延下来了。

七月十五日(9月4日)，他乘舰赴基隆海面侦察，发现守军已放弃了滩头阵地，却在港口高地山顶上紧张地修筑工事，严阵以待：在俯瞰市区和港湾的高地上，东西南三方的山巅上看出盖有一条几乎连续不断的铺着浅草的肩墙，而这肩墙上飘扬着正规军的无数杂色旗帜。在一定间隔处，由于那种明显地透落出碧空来的炮眼的空隙，我们看到若干座山炮。

从基隆海面返回后，孤拔立刻向法国政府发出要求改变作战计划的电报：

“本人刚从基隆归来，中国人为预防吾人登陆起见，已在当地四周构筑大规模的防御工事。他们部队的人数甚多，我军在联队到来之前是绝对不能有所尝试的。而且，即使在联队到达以后，出征也是非常困难的事，因为该地多山而且多密林。

由于出产煤炭的缘故，基隆的占领也许是件有利的事，但这始终是一个不能展开大的军事行动的根据地。

能够碇泊大舰的水面甚为仄狭，且经常有着波涛，当东北季候风到来时，波涛尤为险恶。此外，这东部的据点和福州一样远离北京，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对于北京的决定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如果政府有意攫取台湾岛，澎湖岛的港湾会是一个较佳的军事根据地。但为着征服台湾全岛起见，必须有比现在多上三倍的兵力，如果政府无此意图，则以在中国北部采取行动较为有利。”

后来，孤拔又多次重申了这些主张。为了诱使法国政府同意让他的舰队在中国北部采取行动，消除外界对于法国放弃进攻台湾而会引起的误解，孤拔表示可以先进行对于基隆和沪尾两地的进攻。

结合日后的战事发展来评价孤拔的这些看法，他预计侵占基隆将会遇到许多困难，当然比利士比等人的过分乐观显得更符合实际，他提出占领澎湖的意见，表明他的战略眼光远非茹费理等人所能及。

法国政府虽然也承认孤拔的主张有一定的道理，但是：

一来法国政府的目的主要是要讹诈和勒索中国的赔款，并不希望与中国进行长时间的大规模的全面战争。

如允许孤拔舰队在中国北部攻城掠地，就无疑要冒战争升级的危险，这却是法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

二来法国国力虚弱，维持侵越战争已十分吃力，再也没有能力支持孤拔舰队在中国北部的冒险行动。

三来如果同意孤拔舰队转向中国北部，势必导致完全放弃攻占基隆的计划，这又会给外界造成是在台湾吃了败仗的样子。

因此，法国政府再次指示孤拔：基隆是我们使用两千兵员可以持久占领的唯一据点，而这些据点以后可能会成为对中国的交换物，要他继续执行攻占基隆的计划。

为了满足孤拔的增兵要求，法国政府从侵越法军中抽调三个大队的海军陆战队、一些炮兵及辅助兵力，共约二千余人给孤拔。孤拔在反对进攻台湾的一切努力失败后，只得打点精神进行这场违背他的本意的基隆进攻战。

由于他在前面曾有同时进攻基隆和沪尾的提议，这个在战略上极具眼光的孤拔，在战术上又犯下了盲目轻敌的错误，即把手中掌握的有限兵力分为两路作战，结果虽然攻打基隆得手，却在沪尾遭到了挫败。

进攻基隆的命令在七月二十九日(9月18日)最终下达给孤拔，孤拔只得无条件准备执行。

他把手中掌握的兵力一分为二：他亲自率领由伯多列威兰中校指挥的远征军前去玫打基隆，全部兵力包括刚从越南调来、分别由伯尔少校、郎治少校、拉克罗少校指挥的、各有600名兵员的三个海军陆战队大队。

这三个大队士兵曾参加过山西、北宁、太原、宣光等役，较富作战经验；由鲁窝特尔上尉指挥，装备有六门4厘米山炮的第二十三炮兵中队，官兵约七十二人；由巴利上尉指挥，装备有两门80毫米山炮的一个陆军炮兵支队，以及若干名苦力和12名宪兵，共计二千余人。

配合作战的海军舰艇有：装甲巡洋舰“巴雅”号，一级巡洋舰“杜居土路因”号，二级巡洋舰“雷诺堡”号，炮舰“鲁汀”号、“胆”号、“斗拉克”号，运输船“尼夫”号、“梭尼”号。

利士比则率装甲巡洋舰“凯旋”号、“拉加利桑呢亚”号，一级巡洋舰“德斯丹”号，炮舰“蝮蛇”号及3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去攻打沪尾。

八月十二日(30日)清晨，孤拔率军来到基隆口外停泊，他与伯多列威兰乘坐炮舰“鲁汀”号，花了一天时间来侦察清军的防务，他们发现“中国军队很坚强地据守控制淡水大路的南方各山峰及西南方的高地。在西方有一高岭，舞球岭，很容易攀登，山脚一直至海。这山控制邻近的所有山峰，可以真正看作为本处地形的锁钥”。

于是孤拔决定法军的登陆将在西山山脚开始，目的是占领此山的山顶，在那里设置炮位，用炮火轰击所有中国军队的工事。他指定由伯尔大队来担任这一进攻任务，其他两个大队则沿岸边的山脊路线绕转港湾，驱逐可能遇到的清军，然后支援伯尔大队。与此同时，所有舰艇的大炮都向清军阵地轰击，以援助步兵的行动。进攻时间定在第二天早上。

这时，密切注视敌情的刘铭传则在紧张地分析着法军的动静，因为已决心引诱敌军上岸决战，所以他倒不担心敌军不来，而是怕它转而进攻沪尾。他与曹志忠等将密商，如敌兵明日战后即扎仙祠，则不致遽攻沪尾，如战后收队下船，我军即须预备回援沪尾，以保后路。

八月十三日(10月1日)早晨6时，伯尔大队离开“尼夫”号运输船，从海滩登上西山脚，这时，“巴雅”号向西山丛林的清军阵地发出第一炮，接着，所有舰艇的大炮都向同一方向射击，同时轰击有清军踞守并以枪炮火力回击的各个工事。6时半，伯尔大队在西山脚下的仙洞登陆完毕，开始进攻西山。驻守这里的格靖营官陈永隆、武毅右军营官毕长和，各带百余名士兵前往迎敌，“往复冲荡，相持两时之久”，终因对方舰炮火力太猛，守军伤亡不少，章高元、陈永隆等抵挡不住，只得率军退往西山。

9时，伯尔大队占领西山，“从这个地形绝险的据点，大队以猛烈的炮火向筑有工事的敌兵射击，敌人不久即急遽撤退”。当法军派出一支小部队，向清军撤退的地方侦察前进时，遭到陈永隆等部的还击，法军被打死二人，打伤五六人。

梁纯夫曾向刘璈禀报战况称：

“本日黎明，法军率队由仙洞上岸，我军驻防仙洞之恪靖巡缉营与霆庆中营暨章署镇高元率领武毅二百佘名，前往接战，奋勇拒敌。法鬼直登仙洞旁最高之山顶，爵帅饬将四十磅大炮安放，连放十一炮，中其七炮，法鬼站立不往，纷纷而逃。计毙法兵四十余人，伤六十余人，割取首级一颗，我军伤亡弁勇二十余人。”

这里，粱纯夫关于敌我伤亡的数字可能并不准确，夸大了法军的伤亡，却缩小了我军的损失。而据八月十五日刘铭传奏：此战阵斩法酋一名，我勇伤百余人。激战时，刘铭传置着法军的炮火到前敌督战，“法军开炸炮，所乘马忽屈伏于地，弹丸从顶上过，左右皆惊失色，公独夷然，益挥军进，众以是益服之。”

正午12时，作战了一个上午的伯尔大队已十分疲劳，只得将新攻占的阵地交给随后而来的两个大队接防，而炮兵部队则迟至午后4时才到达西山山顶。这天的其余时间，法军忙于布置阵地，没有和清军发生战斗。入夜，法军的所有海军陆战队和炮兵都在岸上休息过夜，准备第二天的激战。

这天夜里，刘铭传也没有好好休息，他先是和梁纯夫分析敌情，筹划第二天的战事，认为：

“明日当有一场恶战，仙洞旁高山为法人所必争，幸我四十磅大炮两尊已移置，可以攻击对面山顶之敌。且今日已经苦战获胜，士志已壮，再加赏犒，法奴登岸，可以聚而歼旃矣。”

正在谈论间，曹志忠、章高元、苏得胜三将也来到，刘铭传遂和他们商议明日如何进剿，如何接应，如何奖赏自告奋勇的官兵等事，拟定由曹志忠从驻守东岸的五营士兵中各挑出四成队伍，到西岸会同章高元所部进攻西山法军营盘。

谈到三更时分，刘铭传却连续接到兼管沪尾前敌营务处的候补知府李彤恩的两封告急函，大略称：

“法人明日定攻沪尾，沪尾兵单，孙军门之勇万不可靠，若不派兵救援，沪尾必失。且领事费德里、税务司法来格云：法人十四日十点钟定攻泸尾，攻破沪尾之后，长驱到台北，台北空虚，料难抵御。若台北有失，则全台大不可问。以洋人论，则基隆重而沪尾轻，以中国论，则基隆轻而台北重。务请率师救沪尾，以固台北根本。”

函中并引李鸿章关于是否死守基隆的意见：“兵单力弱，可守则守，不可守则不勉强争此孤注”来提醒刘铭传。

开始，刘铭传并不为所动，他亲笔复函孙开华、李彤恩称：“基隆兵尚不敷，不能派队驰救。现已飞调甫到新竹之武毅右军左营赴沪助战。基隆今日甫获胜仗，诸将不肯拔队，万难分兵，请坚忍为一两日之守，以顾威名而全大局。”

谁知，又很快接到李彤恩800里排单来营的告急函。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刘铭传是在接到第三次告急函才改变主意的：“事急不得出十全，必有所弃而后有所取。今敌既不得志于基隆，必以全力攻公军，沪尾失，则台北危，基隆之师将自溃。”

于是，连夜密传诸将即时拔队撤回台北府城。

对于刘铭传的突然决定，曹、章、苏三将及梁纯夫都大感意外，力请其暂免拔队，待两三日看沪尾信息如何，再行打算。而章高元则跪下哭谏，要求刘铭传收回成命。

刘铭传主意已定，对于众人的谏止不以为然说：

不舍基隆，台北不能保也，违者斩。并拔佩刀砍前案，誓曰：军家大计，非若辈所知，违令者视此。果遭重谴，某自当之，不累若辈。并反复说明：吾计已决！罪谴吾自当之！有违令者斩！

于是力排众议，除留曹志忠部奋勇300人驻扎狮球岭与法军对峙外，全军则连夜撤离基隆，于十四日退回台北府城。十五日，刘铭传即命曹志忠、章髙元、苏得胜等将共率奋勇数百人驰救沪尾。由于法军等待援军，一时未能发动对沪尾的进攻，加上朱焕明所部铭军300人已由新竹赶赴沪尾，兵力渐多，稍可腾挪，又改令曹志忠率领所部六营，由淡水进扎水返脚山岭，以防基隆法军由东路窜犯台北。

守军既撤以后，法军便在基本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古领了基隆港及其邻近地方，并修筑阵地，准备固守。据说，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法军损失总数为死5人，伤12人。

由于刘铭传不经力战即率军撤出，以致基隆落入敌手，这在当时是很难为不懂军事战略的当地民人所理解，以致他们受到保卫家园的朴素情感所驱使，出现“群情汹涌，鼓噪闻事”的现象，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刘铭传不经力战就撤出基隆的大胆举措，在当时引起了各方面的责难，根据不同的情况，他作了不同的处理。

一部分台北绅民，出于保卫家园和抗敌御寇的朴素感情，不理解刘铭传“撤基援沪”战术的苦心，曾为之鼓噪骚动。除基隆通判、淡水知县等官员纷向刘璈禀告外，台北士民还联名上禀刘铭传，以基隆退守，佥请恢复，禀中有些词句包含着责备的意思。

对于清政府的责备及一班言官谏臣的弹章，刘铭传则持一种不屑多辩的态度。

《清史稿·刘铭传传》称：

初，铭传之弃基隆也，将卒皆力谏，朝士闻之，骇然大哗，铭传不为夺，曰：兵事变化，岂局外人所能遥度耶？

对于那些出于派系门户之见，抓住撤出基隆一事大作文章，大造舆论，恶意攻讦倾陷，纠缠刁难的人，刘铭传则据理力争，奋起反击。

刘铭传在赶台途中，曾在上海招收记名道朱守谟为幕僚，到台北后，当委朱守谟办理营务转运一切，会同府县弹压地方。但朱守谟不耐艰苦，又见台军危迫，思欲规避敌锋，加上和刘璈等人勾结一起，便即请归。刘璈在排挤台湾镇总兵吴光亮后，在台湾官场已是唯我独尊的人物。刘铭传赴台之初，清政府只赏给巡抚衔，“刘璈性固骄恣，见其非闽抚，意轻之”。二刘之间本来就有湘淮门户之争，左刘派系之见，再加上刘璈不满刘铭传在六月初四日的奏报中批评他的防务部署南北轻重倒置。

当他设法收集到一些台北官绅在沪尾捷前不满刘铭传的意见，就迫不及待也跳出来，攻讦和倾陷刘铭传。

首先，他颠倒事实，谎称台北敌弱我强：基隆法兵不过千余人，皆汉奸及安南各处胁从之众，法提督晚间率兵回船，唯留安南各处入驻守营卡。二十日进攻沪尾，仅只放小划船数十只，载兵数十名而已。

在此基础上，再断言不必撤基即可保沪，从而给人造成刘铭传误听失策，调度乖方，罪大恶极的印象。

刘璈的鬼域伎俩很快就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八九月间接到丢失基隆的噩耗之初，清廷内外还能保持冷静，认为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事情，并未追究刘铭传个人的责任，但当刘璈的流言蜚语传播后，舆论为之突变。

一方面是左宗棠及一些言官以刘璈的禀报为依据，多次奏劾刘铭传，动摇清政府对于刘铭传的信任。另一方面，在议论纷纭之中，清政府也失去了对于台北战局敌强我弱形势的冷静分析，多次下旨催促刘铭传在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进攻和收复基隆，严重地干扰了刘铭传对基隆法军采取的“长期相峙，困而不攻”的作战部署，造成进攻基隆的台北军民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牺牲。

要不是刘铭传能够力排干扰，坚持不动用军队主力去做进攻基隆的无谓尝试，以及清政府始终信任刘铭传的话，则台北抗法战争的结局及刘铭传的个人前程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为此，刘铭传与刘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清政府也在九月任命刘铭传为福建巡抚后，于十一月指示他考虑撤换刘璈：

“刘铭传身任巡抚，属员用舍是其专职。台南地方辽阔，刘璈统率台营办防，职任极重。如果可用，该抚当屏除畛域成见，督率妥办；如竞不得力，另易生手，不致贻误防务，即将刻璈撤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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