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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自从于光绪十年（1884年）二月率领楚军十营5000人出关以来，未及与法兵作战，即因水土不服而瘴故将士近半，闰五月底撤军入关后，他便遣员回湖南招募2300人前来。

可能由于等待新兵到来的缘故，所以当中法开战，各军纷纷出动时，他虽已奉命会合马盛治、唐景崧两军从新街、牧马进取太原，但却一直滞留龙州而不动身。

当郎甲、船头先后开战，前敌紧急时，他仍慢条斯理地函复潘鼎新的催促：

楚军仍未能启程，以免与唐景崧等军“同行拥挤，稍缓时日”。

连一向袒护他的张之洞也觉得太不像话，于九月十二日（10月30日)致函潘鼎新：“请转告朗卿（王德榜字），如再诿避，洞即劾之，勿罪。”

王德榜的行为也引起了清政府的反感。

九月十二日，他的老上司左宗棠曾奏请清政府：“可否仰恳天恩，准将王德榜帮办越南军务。”但清政府不予理会，反而将帮办一职给了资望远逊的苏元春。碰了钉子的左宗棠有函告诫王德榜：倘真不如从前出力，贻举者羞，不待他人列参，我先劾之。

受到各方面的压力，王德榜于九月奉命防守那阳一路后，态度才变得积极起来，率军从那阳、板山、福胜一路前进，十一月初进扎板峒。

这里是三叉路口，一面距船头70里，一通海防，一通广安，均二百余里。王德榜初意本拟由东潮直捣海防，倾其巢穴，一则出其不意，二则藉分贼势。

但因苏元春军尚未攻克船头，后路不无可虞，遂察潘鼎新，欲助苏军收复船头，然后再趋东潮。潘鼎新复函同意他先助苏军收复船头，然后分兵进取。

并提醒他敌悍器精，谆属稳扎稳战，切勿轻率失机。又因苏元春来函询问，如果进兵有期，彼当立刻拔队同进，王德榜遂与苏元春约会分道并进，攻取船头的日期。

但当王德榜留两营仍驻板峒，自率八营于十(12月27日）、十七(1885年月1月2日)等日先后进扎离船头30里的丰谷、梅苏一带后，苏元春却通知他：新募三营粮械不齐，须暂缓十日方能拔进。未待王德榜采取措施应付这种突然的变化。

正在整装待发进军谅山锐气正盛的法军已侦知楚军孤军深入，于十八日(3日)由尼格里率第二旅的主力前来攻打。战斗进行了两天，王德榜临机策应，仗剑督战，用手枪击敌，躬率将士英勇迎战，多次击退法军。但是法军炮火猛烈，“相持至酉，军火告乏，不得已回驻板峒营中”。后又退至距那阳80里的车里。

事后，王德榜呈报伤亡将士情形称：阵亡勇丁423名。但未提及伤员数目。后来他曾有函告人：此战“将士伤亡近千”。而波里也向法国政府报告，则称此战清军遗尸600首，法军仅阵亡19人，伤66人。

丰谷之战暴露了援越桂军的部署和弱点，使法军得以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即以少数兵力牵制车里及观音桥两军，而集中主力进攻谷松清军，然后直驱谅山。

十二月十四日(2月1日)，法军组织了进攻谅山的远征军，这部分主力部队的具体人数虽未查明，但据说在进行谅山战役过程中伤亡约400余人，病弱约500余人，合共1000人左右。随后调第一旅赴援宣光，据说为3500人，如果第二旅人数与第一旅约略相等亦为3500人，则法军主力总数应为8000人左右。

对于严重的敌情和法军的主攻方向，潘鼎新似乎并不了解，因而仍旧奉行分兵把口、分头作战的战术，而没有及时收缩兵力。

并错误地把王德榜所扎车里一路看成防御的重点，不但援以自己所率淮军二营，并拟以冯子材所部前往驻扎，以厚兵力。

十二月二十一日(2月5日)，他报告敌情和自己的部署称：

“据冯军探称：近日法兵负固船头，分扎坑下，多拖车炮，督夫修路，海阳、北宁、河内法兵概行调出，拟三路进攻谅山：一由观音桥，一由谷松，一由坑下，并犯那阳等语。查观音桥、谷松有杨、董、苏等军扼要，地势险，似无虞；惟坑下权有王藩司军，新挫恐怯，可否将冯军左右八营并扎那阳或车里，为王军声援？”

十二月十九日(2月3日)，法军主力由船头、陆岸一路向谅山进发。

二十日(4日)，先头部队与苏元春的前锋陈嘉所部六营遭遇，展开战斗。在激战中，“陈嘉受创昏倒，左右掖之去”。率部退至谷松，在距谅山120里处与大队会合，法军也伤亡90人。潘鼎新闻报，知道谷松危急，忙派驻守屯梅的董履高率淮军龙字营前往救援。

二十日(5日)，法军倾尽全力向苏元春部发起攻击，先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清军营垒，然后再以步兵包抄前进。激战中，淮将刘思河被飞炮炸首，顿时阵亡；董履高左腿亦被枪弹击断，伤势甚重。苏元春看到营墙均被轰毁，士卒伤亡过多，只得于二十二日(6日)率军退扎威坡。法军以伤亡182人的代价，占领了谷松。

苏军退至威坡后，潘鼎新亲率亲兵及总兵叶家祥所部淮勇五营前去救援，并飞调杨玉科、王德榜两军分路抄击，又催冯子材部出关会剿。但因法兵曾派少数兵力佯攻车里，观音桥，以牵制王、杨两军。

故王德榜只派提督杨文彪率四营赴援，在半路截击了一支法军运输队后，即留札福胜，不再前进。而当法军骚扰观音桥时，杨玉科一军为敌牵制纠缠，也不能赴援。

至于冯子材、王孝祺两军，早在二十一日张之洞就有电命令王孝祺速挑四营赴谅山之东，择要屯扎助战。

二十五日(9日)，又电令冯子材：前敌甚急，八营援谅甚是。那阳到谅山90里，今日当可到，务须激励诸军一战。

光绪十一年正月十六日(3月2日)，冯子材复电称：“送来电均码数未悉。”原来是译电出了纰漏，所以不能遵令而行。

四路援军都因故耽搁，潘鼎新、苏元春只得指挥孤军竭力抵御法军。

二十八日，法军对威坡发起了总攻，双方的炮兵进行了激烈的炮战，双方的步兵也反复展开包围和反包围的鏖战。

潘鼎新曾奏报战事激烈情况：

各军奋力抵御，每发排枪一次，法逆前队大半颠暗，二队仍践尸蜂拥而上，连环迭进，抢炮互击，血肉交飞，断脰缺肢，狼藉山谷。臣部鼎字营统带总兵叶家祥、鼎字左营管带都司饶明奎均被枪伤，其哨官勇丁伤亡更推悉数。苏元春所部陈嘉裹创力战，复受炮伤，苏元瑞亦受枪伤，其营哨官之伤亡亦多。

法人黎贡德的《远征谅山》一文也详尽地描述了两军所作的殊死博斗。如他这样描写威坡之战的一个场面：

“但进攻的我军情形还是一样地危急，因为从山谷左方和右方的高地又重新发出炮火，集中地向被我军夺取的阵地射击。十名士兵和一名军官嘉宁中尉差不多即刻丧失了战斗力。军官们立即整理士兵们的秩序，并指定要与中国军相杭的各小队，于是两军闻打起激烈的枪火。”

而在谅山之战中，当早晨大雾浓密，法军大炮无法瞄准射击时，“中国军以为我们已不愿作战，奋力地进击，他们沿山谷的两边前来，要包围我们，并发出很激烈的枪火，子弹从各方面飞来，即在后面的队伍亦受到一些损失。…许多子弹射入空中，一直打到第二旅部所在地，所以我们军中，甚至未加入战斗的部队，欲想找到安全的躲避处，亦几不可能。总司令的传令官波桑少尉就是这样子被击毙在波里也将军旁边，同时，相距没有数步，杜歇炮兵中尉亦受了伤。在前头展开的部队，当然受到远为重大的损失，旅部炮兵指挥、炮队队长列夫拉就在约翰尼奈利上校旁边中弹，立即毙命”。

只是在大雾消散后，法军炮兵才能正确地轰击清军，再配以步兵的包抄进击，这才粉碎了清军的抵抗。

这时，潘鼎新“料独力难支，如株守谅山，仅恃淮、苏两部之数千疲卒撑持，该逆如从后路包裹，则南关粮道断绝，大局更属可危。不得已与苏元春熟商，于二十九日(13日)将谅山房屋焚毁，分勒部卒回扎谅山界之巴坪、文渊州一带，以顾南关根本”。

事后，潘鼎新电告清政府伤亡情况：

“日是，统将陈嘉、苏元瑞、淮将董履高、叶家祥同时受伤，营员弁勇伤亡千余。”

波里也则报告此战称：

当天上午10时，士兵与敌人接触，越来越多的敌人占据着极为有利的阵地，这些阵地上筑有数个坚固的、配齐火炮的堡垒。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寸土必争，一直到下午4时。最后，我们对几个主要的阵地发起了卓有成效的冲锋，从而结束了这场战斗。

此战我方阵亡39人，负伤220人。此外，战死的还有土著步兵17人，东京步兵1人，3伤员中有土著步兵101人，东京步兵8人，伤亡共计386人。

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三日（17日)，法军侦察队至巴坪，为清军击退。初五日(19日)，杨玉科率所部12营，由观音桥斜出屯梅，至文渊与潘鼎新等会合。杨玉科目击时事艰危，毅然以守关自任。初六日(20日)，潘鼎新檄杨玉科守文渊以卫镇南关，陈嘉率曾经伤亡而未及补充整顿的六营助守，苏元春率余部驻守关右以为犄角，潘鼎新自率淮部各营以为援应。

也许由于误信张之洞所谓“法意在全占越境，断不轻入华界”的说法，因而潘鼎新不但没有及时将王德榜、马盛治等军收缩至镇南关一带，反而以各种借口将已赴关助援的冯子材、王孝祺两军遣走，从而失去了挽回局势的最后机会。

这时，虽然波里也已率法军第一旅西援宣光，但尼格里在休整几天后，仍率第二旅三干余人于初九日(23日)乘胜直扑镇南关。杨玉科闻报，一面函请潘鼎新发兵援应，一面率军亲临前敌迎战。

《远征谅山》一文描述了桂军顽强抵抗法军的场面：

“中国军得到极多的增援，以很激烈的炮火向罗北炮队射击，该炮队的情势不久便危急起来，中国炮手以海军第四甲炮队为目标，且能相当快地射击，不过他们的炮弹没有一颗爆发。”

激战中，分统广武军三营的记名提督徐联魁被炮重伤，统带广武中营的游击衔补用都司刘映丰被炮重伤阵亡，杨玉科的左右亦大半带伤，但他仍奋不顾身地策马往来，亲督将士向前力战，誓必灭此以申天讨。

不意正酣战间，忽被炮弹贯穿左耳底，立即昏晕坠马。移时稍苏，谓左右曰：“我一死不足以报国。汝等须戮力同心，痛歼逆夷，早为国家除患，我虽死目亦瞑矣！”言讫而没。

诸军看到主将阵亡，遂无斗志而溃。

苏元春部将提督衔记名总兵孙得胜正率所部在文渊附近与法军鏖战，被敌枪子伤左臂，部下弁勇拥之暂退。因见广武军失利，又复怒马陷阵，奋勇杀敌，卒以力竭中炮殒命。

就这样，桂军的抵抗终因法军炮火狂烈而崩溃了。法军以死9人，伤46人的代价占领了镇南关，停留两天后撤离。

临走时，法军用炸药轰毁镇南关关门及周围的建筑，并在残瓦废墟上竖立一根柱子，用中国字写着：“尊重条约较以边境门关保护国家更为安全，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

清军返回后，拆掉法军留下的柱子，另竖一根柱子答复法军：“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表达了对敌人的无比愤怒和报仇雪耻的决心。

二月，清政府根据潘鼎新的奏请，优恤在谷松、谅山、镇南关诸役中阵亡的将弁杨玉科、刘思河、刘映丰等将。五月，又给杨玉科“赐祭一坛，加恩予谥，并将事迹宜付史馆立传”。

五月，苏元春又请清政府优恤余洪胜、孙洪胜、记名总兵孙得胜等二十余员弁。

谅山、镇南关失守的噩耗传布后，清政府上下震动，纷纷追究败挫的原因。

在正月初九日镇南关失守之时，潘鼎新曾拟电稿，把败挫原因归咎于冯子材、王德榜两军没有及时援应。清政府览奏后，于十三日有旨责问冯、王二人：

“冯子材、王德榜经潘鼎新飞催不至，可恨已极！著张之洞、潘鼎新传旨严催援剿，尚再玩延，即照军法从事。”

当事各人的说法与潘鼎新所说不同。如冯子材、王德榜认为战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潘鼎新调度无方，指挥不力。

王德榜之未援谅山，是因为潘鼎新于廿七日要他乘虚捣船头之故。后又因与潘鼎新失去联系，迟至正月十一日始接到告急函，己是镇南关失守后的事了。至于冯子材、王孝祺二将已率军到关，却被潘鼎新遣回。可知，无论是潘鼎新自己，亦或李秉衡、苏元春等同时人，亦或冯子材、王德榜、王孝祺等当事人，都否认有冯、王二军“飞催不至”之事。

潘鼎新这样说，即使不是有意“诿过于人”，也是“当事机吃紧之时，或不免有措词过激之处”，并不符合事实。

由于潘鼎新曾企图把败挫责任诿过于冯子材和王德榜，当他们得知此事后，遂起而反击，把败挫原因归咎于潘鼎新的指挥无方，号令屡更。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两广总督张之洞到任伊始，就似乎对潘鼎新没有好感。他在接到攻讦潘鼎新的告密信后，即于六月二十二日批转唐景崧监视潘鼎新。

在潘鼎新身边布置这样一个密探，说明张之洞的居心叵测，不怀好意。

在对法宣战前敌需人之际，身为顶头上司的张之洞，不是尽力加强桂军的力量，反而亲自出面帮助一些重要将官脱离潘鼎新。如唐景崧本为位微言轻的吏部候补主事，万里请绥来桂后，得到徐延旭的信用，而逐渐得获提拔。

徐延旭被逮问后，按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官场惯例，唐景崧曾唯恐在潘鼎新手下不被重用，于三月二十日(4月17日)已萌去意：“今者新来督师，必别有一番位置，不如早自御肩。”

实际上仍希冀得到潘鼎新的留用，故迁延三、四个月而不去，而潘鼎新也再三予以挽留和优遇。但张之洞却于七月初硬插一手，让唐景崧成立景军，脱离广西改行千里赴云南参战，从而使潘鼎新在开战前夕失去一个熟悉边情的助手和二千士兵。

九月，张之洞又欲调骁将杨玉科到广东任职，要不是潘鼎新予以拒绝，又会失去一个得力将官。九月十三日(10月31日)，张之洞借为援越桂军筹饷之机电奏清政府：“潘以瘴兼急而病，洞前闻人颇有议之者，详察其情，实因饷绌，诸事力求撙节所致。此乃边臣苦况，请代奏恳恩速议。”

此电表面上是为潘鼎新说话，实际上是向清政府攻讦潘鼎新。

谅山失事之初，开始张之洞也为潘鼎新说情，但当他知道潘鼎新电告清政府有人“掣肘万分”时，认为是影射自己，于是态度遂变，于正月十五日（3月1日)致电清政府，一面为自已辩白，一面将战败责任归咎于潘鼎新的指挥无方。

二月初六日，又电奏请求撤换潘鼎新。清政府纳奏，于初八日有旨撤换潘鼎新，改由苏元春督办广西军务，广西巡抚著李秉衡暂行护理，这就把失败责任完全推在潘鼎新身上。

其实，潘鼎新到任以来，在奏调兵将、整顿溃军、更新装备、拔耀苏元春、陈嘉等后起之秀方面是做了不少事情，从而使得原来在徐延旭、黄桂兰等人手下不足一战的援越桂军，提高了战半力，能在观音桥、船头、纸作社诸役中有所表现，与法军打了一些硬仗，使法军付出死伤近千人的代价，对牵制和打击法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是抗法战争的有功之臣。

因此，张之洞把潘鼎新说得一无是处是言过其实的。张之洞断言不撤换潘鼎新则桂军断难振作，但镇南关、谅山大捷的事实否定了张之洞的这一说法。由于通讯的落后，清政府撤潘鼎新的朝旨传到他本人手中的时候，已是桂军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以后的事了。在此之前，潘鼎新仍以广西巡抚督办军务的最高统帅身份，参予和组织了这一震动中外的战役。事实证明，战争的胜负并不完全取决于潘鼎新个人的去留。

那么，造成援越桂军在谅山、镇南关溃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有如下几点：

第一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法军人数多炮火猛。

进行谅山一役的法军多达两个旅约8000人，这是法国在中法战争投入一次战斗中动用的最大数目。只要联想到宣光法军只有600人就可以牵制云南万余清军，孤拔只有1000海军陆战队，即可搅得中国东南沿海各口惶惶不可终日，就可想象到援越桂军所受的巨大压力了。

其次，这8000法军装备优良，配备了六个炮兵中队，在作战时采取比较先进的战术，即先以炮兵的轰击粉碎清军的抵抗，再以步兵的包抄冲锋去占领阵地。从两国的军事水平差距来看，当时中国还没有一个将领包括李鸿章、左宗棠等率领那一支军队在一次战斗中能抗衡这么多法军。因此，广西军队的失败，首先归于客观原因：法军太强大了。

第二是指导全局的清政府在战略上的失误。

对法宣战后，清政府未能正确判断法军的主攻方向，分兵设防，被动挨打。

它拒绝了潘鼎新于光绪十年六月底提出的由张树声率领粤军前赴广西作桂军后援及滇、桂两省官军统一由岑毓英节制调遣的建议，特别是坐视云南万余军队被600法军牵制于宣光一隅，而不能有力地驰援广西，广东军队也不能从广安一路牵制敌军，都是一些战略失策。

第三才是潘鼎新的指挥才能问题。

潘鼎新毕竞是从落后的清军中成长的旧式将领，军事素质较低，致使他不能完全适应与法军的作战。他同清政府一样，始终不能正确掌握敌情，不了解敌军人数多寡及选择何处作主攻方向、敌我强弱对比情况如何。

而是根据不难确定的情报，盲目猜测，主观判断。从他的多次部署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决策失误，措施不力，以至影响战局的胜负。

如八月间以每路5000人的单薄兵力分船头、郎甲两路推进，结果被法军分头迎击，各个击破；接着，又允许王德榜、苏元春两军分路合击船头法军，再次被法军分头迎击，轻易击溃王德榜军；谅山之战前，他于十二月十五日(1月30日)奏报清政府，侈言苏元春军可以抵挡法军进攻，二十一日(2月6日)又电称：“规音桥、谷松有杨、董、苏等军拒要，地势险、似无虞。”反而担心不是法军主攻方向的王德榜一路，为其匆忙调兵增援。谅山败后，潘鼎新以为法军不会进攻镇南关，因而轻率地拒绝冯子材、王孝祺两军帮助守关的正确建议，以至一错再错，终于不可收拾。

综上所述，可知援越挂军的再次败挫，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潘鼎新等将帅个人才干品质的优劣，而应该看成是落后的中国军队对抗先进的法国军队的必然结果。

但是，广西边军以自己的沉重牺牲，牵制了侵华法军的主力，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抗法斗争，对于转移侵华法军的战略重心，挫败法方的勒索巨额赔款的阴谋，贡献很大，因而虽败犹荣，值得肯定，而不能因败挫而全盘否定和抹煞。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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