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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清政府在对法宣战的同时，清政府有旨指示潘鼎新：“务即督率所部，星驰前进，相机筹办。”

接旨后，尽管援越桂军仍存在许多困难，潘鼎新本人也因水土不服而病倒。但为了抗法大局，他仍振作精神，将前敌各军作了统一的调整和部署，准备对法作战。

原守观音桥的左路桂军八营裁并为六营，因统领黄玉贤积劳瘴故，改隶署理广西提督苏元春，合其原统四营共十营约5000人，由谷松、坚老向船头一路进发；记名提督王洪顺告病辞差，所统桂军四营改隶贵州安义镇总兵周寿晷，合其原统黔勇一营共五营；杨玉科因病滞留谅山，所部广武军三营改由奏调副将蒋宗汉率领，加以记名提督方友升所部二营（原为四营，病故1000人，仅余两营)，三部合共十营4000余人，由屯梅、观音桥一路前进，与苏元春军分为东西两路，互相犄角，自为战守；王德榜一军因病亡约3500人，暂驻龙州等待募新军到后，再合原驻牧马、新街一带，本隶右路，裁并后改隶副将马盛治统领的桂军四营，配以唐景崧改编方长华所部粤军而成的景军四营，共20营约10000人，由牧马、高平规取太原，藉分敌势；潘鼎新自率新到的淮军五营、道员赵济一营共六营约3000人，在谅山整理操练，以备两路策应，并防那阳分窜之路。

此外，为了加强桂军的力量，潘鼎新还向清政府提出派张树声酌带粤勇赶赴广西后路，及将前敌各营交岑毓英节制调遣，以便与滇军密切联络，配合作战的两条建议，但都未获批准。

在法军方面，当法舰袭攻基隆时，法国政府也准备在北圻采取行动。六月二十二日(8月16日)，法国议院通过海军殖民部追加3.8亿法郎用于东京的法案。

七月十九日(9月8日)，法国政府任命波里也代替米乐任东京远征军总司令，并于三天后通知波里也，已有约3000的援军于上月从法国起程赴东京，“不久将到达您处的援兵，将使您有力量重新采取强有力的行动，重要的是应尽快地消除由于北黎事件造成的后果”。

但是，由于援越桂军的急速进军，迫使波里也不待援军到达即匆促应战，于八月初八日(9月27日)报告法国政府：

许多华军向谅山进发，他们的给养、军需和军火都很充足，在季风未形成之前，应该在这方面扩大我们的行动，迅速把华军驱逐出东京边境。得到法国政府的允准后，波里也命令第二旅旅长尼格里率全旅分两路迎敌；向郎甲一路是由尼格里率领的旅部主力约3000余人，向船头一路是由端尼埃上校率领的一个团约1000余人。

八月十二日(9月30日)，清政府有旨令滇粤两军合力进攻北圻。四日(10月2日)，苏元春所部在陆岸与法军侦察部队遭遇，双方发生了小战斗。

潘鼎新奏报战斗经过：

十四日辰刻，苏元春率军至陆岸县对岸，见两岸炮台之下，泊有鬼板四只，随伤中营管带游击陈桂林率右、后、中三哨直扑炮台，前、左两哨攻击鬼板；又令前、后两营伏于下游，以杜法船逃窜。陈桂林率三哨队伍力夺炮台，前、左两哨继至船后，彼此枪炮齐施。陈桂林奋身直前，被炮伤左手及腹旁穿过，军士愤极，一拥而上，斩杀殆尽。法军即弃炮台回船，合力死拒两时之久，法船已有损坏，遂放棹下驶。

前、后两营各率勇丁自下游截出，以抬枪、快炮连击法军。南岸鬼板亦被我军轰击，欲与北岸鬼板同遁，抚标左营已经夺获炮台，即以其炮回击。陆岸下游远泊之鬼板驶来救援，被镇南各营拦头迎测，当毁鬼板一艘，法军计无所施，顶流败去。

波里也也向法国政府报告这次作战经过：“马苏”号、“火枪”号、“大斧”号三艘炮舰在陆岸侦察纵队行动路线时，与400华军进行了战斗。“马苏”号舰长战死，海军21人和陆军10人负伤。

二十日(10月8日)，郎甲清军与法军相遇开战。潘鼎新奏报战斗经过：

统带抚标亲兵等营记名提督方友升、安义镇总兵周寿昌，由观音桥各出行队，在屯牙、郎甲一带相机游击二十日辰刻，法军约2000余人乘雾来犯，突围方友升行营，镇南副中营营官副将王绍斌争先冲阵，下马抢夺敌军炸炮，被击阵亡。方友升遂率广武前营游击衔都司黄立均，后营副将衔参将胡延庆极力堵剿，自辰至未，鏖战四时之久。方友升右手腕被炮击穿，犹复左手持刀杀贼多名。黄立均、胡延庆身先士卒，力端阵亡，哨弁勇丁同时阵亡者300余名心。

据茹费理电告巴德诺的清军伤亡数字则更多：

尼格里将军在郎甲与中国军队作战获得一大胜利，仅中央角面堡处，中国人死者640人。据波里也的报告：法军阵亡21人，伤58人，尼格里也负轻伤。

船头方向的战斗进行的时间则较长。

八月十八日(6日)，苏元春所部与法军前锋遭遇开战，由于法军入数较少（据波里也10月8日的电报仅为约700人)，因而在优势清军面前只有挨打的份。

潘鼎新奏报作战经过：

苏元春与总兵陈嘉分兵两路进攻，法军亦分两路抵拒。哨长邵士友、李明德被炮穿胸阵亡，抚标右营管带邱福光、哨长蒋全昌首先陷阵，炮炸头颅，立时毙命。前营管带吴廷汉、帮带李纯五、苏玉标亦被炮伤左膀、右腿等处，陈嘉亦伤胸前、肩头两处，仍裹创力战，弁勇死伤50余人。波里也则向法国政府报告法军伤亡数字：死4人，其中有外籍军团的上尉迭，伤21人，其中有步兵少尉巴达衣。

二十一日(9日)，双方又进行了激战。法军虽然投入了全部兵力九个连约1000人，但在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清军进攻下，作战仍十分被动。

《远征谅山》写道：

端尼埃上校看到中国军这样奋不顾身地激烈作战，看见在自已面前的大量军兵，义有众多来自官丘各堡的敌军增援部队，乃命令各军不再前进，只求保护本口初时所攻取的阵地。他的队伍虽则很为勇敢，但在数量上显然不许他们再往前进，以强力夺取船头大堡前面的所有战壕。只是由于得知法军已在郎甲取胜，很快会有援军到来，船头法军才在付出死21人，包括一名上尉，伤92人，包括上尉和中尉各一人的代价，保住了阵地。

二十二日(10日)，船头法军得到郎甲法军的支援，实力增强，但桂军仍英勇作战：

陈嘉分带抚标左营、镇南右、后等营出伏所掘地濠以待，又镇南前、左、先锋等营伏于河边土墙。当法军进攻时，陈嘉亲率前营管带都司黄云高等齐率奋勇，从中截人，越沟追杀。苏元春飞伤抚标前后两营，各率所部直攻进河小岭以分敌势，又令中、后两营齐带三哨协同粤勇一哨，驰赴船头力助镇南各营。苏元春、陈嘉各亲燃过山炮，向法军遥击，营哨勇丁莫不以一当百，飞身入阵，短兵相接。黄云高率该营右哨弁黄士佳直前，新获三画法目二名、法兵一名，陈世华亦斩获法兵二名。

不过桂军损失也很大，八月廿六日(14日)，潘鼎新电告清政府：

“苏军虽胜市伤亡多，恐难持久。”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四日（6月16日)，御史唐椿森称：“十八日，贼犯船头，苏元春接仗，营官阵亡者三，受伤者五，兵勇死者于计。”

波里也则向法国政府报告对船头清军的印象：

我认为华军勇敢非凡，与我们作战的华军装备有毛瑟步枪，还有远程大炮，并以欧洲方式操练。看到他们的敏捷和技巧，我相信这些军队是中国的精锐部队。

战后，潘鼎新于九月初六日(24日)向清政府为苏元春和陈嘉请功：

苏元春谋勇出众，血性过人，每战必先，三军用命，诚如圣逾以孤军当劲敌，允称强将。其部将总兵陈嘉忠勇素著，艰苦不渝，尤为武将之所难能。唯有仰恳天恩，俯准将头品顶戴世袭云骑尉提督苏元春，优加奖赏，以励众心；记名总兵陈嘉，拟以提督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提督、总兵缺出，请旨简放，并赏穿黄马褂。

九日(27日)，潘鼎新又奏请让苏元春会办军务，十一日(29日)，清政府有旨：“苏元春力战屡捷，奋勇可嘉，著派该提督帮办潘鼎新军务。”

慈禧太后也发去内帑银3000两，赏给此次尤为出力兵勇。

清政府还从优议恤观音桥、郎甲、船头诸役中阵亡的副将黄政德、邱福光、陈义新、刘得胜、张大寿、刘玉贵；副将衔参将胡延庆、参将王绍斌、肖有明、黄世昌、石启官、张兴宽；参将衔游击肖宝臣、游击李纯五、吴少怀；游击衔都司黄立均、都司任有锡、李逢桢、吴述元、周同芳；从九品黄汝霖，守备黄效忠、杨承祥，千总苏元璧、蒋全昌、李得胜；把总班有兴、李明德、杨春村、唐国广、叶亚吉、梁正辉；外委曹正亮、六品军功劳国丰等34名。并瘴故之提督聂桂荣，总兵陈东海、汤文千，副将韩孟堂、苏长清，副将衔参将张佩兰、参将简崇修，游击衔都司陈玉鸣等八名。

郎甲、船头之战，是中国对法正式宣战后援越桂军与法军的首次作战，虽然战事最终以清军的败撤而结束，但援越桂军的英勇作战却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打破了“法军四千人即可扰中国七省”的神话，有力地延缓了法军进兵谅山的日程，回击了法国侵略者以战争来讹诈和勒索中国的阴谋。

船头战后，法国政府认为仅以波里也手中所草握的一旅4000人兵力不足以进占谅山，被迫命令法军不要再向前进，如要“继续作战，尚须等待非洲调来军队”。

以至使得迫切渴望在谈判桌上讹诈和勒索中国的巴德诺，多次沮丧地致函茹费理叹息：

“我可以推断，在下月以前不能占领谅山，这个新停顿的时间，当然不利于恢复商议。”“如果不占据谅山而能使中国政府受严重影响，则我将引以为奇。”

（2）阻滞了孤拔舰队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行动。在郎甲、船头战斗进行的同时，孤拔舰队发起了进攻沪尾的战斗，但被台军迎头痛击，大败而回。八月二十三日（10月12日)巴德诺要求茹费理给孤拔派来援军，以便占据台湾，再北上骚扰直隶等地。

但是，兵力指据的法国政府只能全力增援波里也，却无法顾及孤拔了，海军殖民部长致函茹费理称：援助孤拔将会分散我们的兵力，削弱我们在东京的力量，而我们相反正应在东京进行强有力的行动。

巴德诺闻悉此讯后，曾惊呼：“我闻孤拔提督要求的三千名援军已被拒绝，并闻政府已抛弃其占据沪尾的意思。”

“孤拔海军提督甚至连他在九月间计算可用的上陆军队也没有了，他向北直隶行动原来可用的舰队也减少很多。”

（3）桂军的进击，加上台湾守军的沪尾获胜，滇军的进围宣光，迫使嚣张一时的法国侵略者打消了向中国勒索赔款的念头。

据日意格九月间向驻法公使许景澄报告：茹费理普向他表示：“似法廷知中国必不允偿，已于巴使说帖中，将偿款作罢论。”

从这三点来看，广西军队对于中法战争是有贡献的。

不过，在战后总结时，潘鼎新还是冷静地看出中法两军的差距及援越桂军存在的困难。

（1）法军的战斗力远远强过包括苏元春所部在内的援越清军的战斗力。

他曾有电称：

法兵每战不过千余，枪炮之利，我军四、五千当之犹觉吃力。苏真健将，若法再加兵，支持不易。方、周退守观音桥，其材力去苏远甚。张之洞也有电称：桂军皆血战，火器不敌，故虽胜而多损。

（2）桂军分兵把口的战术有误。

潘鼎新奏称：

“谅平隘口较多，处处可通关内。守隘则分兵，兵分则力弱，弱则战守不能兼备，安望制其死命？即如前次船头之役，酣战五日之久，若另有大枝劲旅，或挠其旁，或抄其后，必可一鼓歼除。奈粤西兵单饷缺，力不从心。”

（3）后勤问题严重削弱了桂军的战斗力。

“瘴染少兵、道阻少城，地瘠少粮，三难内地所无。”加上缺饷，局势不容乐观。

对于潘鼎新提出的问题，清政府给予了重视，除了催促各省给广西前敌筹拨的饷械外，还根据潘鼎新的请求于九月给广西增拨了援军：

“据潘鼎新电称，法寇力图谅山，牧马等处空虚，无饷添募等语。著卞宝第于魏纲等所募新勇酌派四五营，遵选得力统将迅速带往广西关外，交潘鼎新调遣，饷项仍由鄂省筹拨。该营未到以前，如急须添营，潘鼎新即酌募土人应用。”

张之洞也因潘鼎新要求广东“出偏师助桂军腾出兵力攻西路”，于九月二十二日(11月9日)答复派冯子材部赴援；十月十一日(28日)，又电奏清政府，更增派王孝祺一军出关助战；十一月十四(12月1日)，又因冯子材固请，张之洞允其再增募八营，共18营9000人。魏纲、冯子材、王孝棋三军共31营15500人，为数不少，可惜军行迟缓，以至赶不及即将来临的大战。

倒是广西前敌各将自己设法添募兵勇以迎接未来的战事。

其中，苏元春新募三营，又因周寿昌病故，所统黔勇一营、桂军四营改隶苏部，加上苏军原有十营，共为18营约9000人，仍当船头一路：这时，杨玉科病体小愈，即委员往滇、黔招募精壮，于十一月先后到营，加以方友升也派员回湖南招募一干余人到来，合共12营约6000人，由杨玉科统领驻扎观音桥一路；王德榜派员回湖南招募的勇营也已陆续到来，共十营5000人，防守那阳一路，警戒郎甲、船头之敌绕路犯谅山；副将马盛治仍率六营3000人，驻扎太原之新街，俟宣光得手，即与滇军会攻太原；潘鼎新自率淮军六营3000人驻守谅山，以备策应各路。

这时，陆续得到援军的波里也也急于进军谅山。因为1884年11月底，法国政府批给6000万法郎的战争拨款。12月31日，法国政府向他发出命令，要他发起进攻，占领谅山，夺取法军尚未占领的东京领土。

1885年1月3日，波里也致函法国驻顺化公使李梅：

现在，我最为关心的是阻止中国军队的入侵，并将中国大量部署在沿海至红河两岸包括整个红河三角洲在内的正规军、非正规军驱出东京境内。可惜，由于有利于作战的季节业已大大提前，我不得不立即行动，而无法等待业已通知我的各路援军的到来，特别是将于1月5日离开法国的五千新兵。在此种情形下，我将率领几乎所有的兵力开赴前线。

法国政府对于波里也此行寄予极大的希望，1月7日，茹费理致电瓦定敦称：

“我们想，现今中国肯听从的唯一谈判者是波里也将军。”

十月底，潘鼎新从探报中得知法军正在加紧调兵遣将，又接到岑毓英函咨，谓云军进攻宣光，旋即督饬各营进剿，以分敌势。

遂与苏元春商量：

法人骤添新军，其势益横，不如趁其初到，先挫其锐，较易得手。

廿八日(12月15日)，派苏元瑞等率毅新中、右、前及副前、副中、副后六营，副将李应章、参将黄云高等率镇南前、左、右、先锋四营，于是晚四更时，分兵两路，一至法军来路左傍里许深林内埋伏，一至右傍里许僻涧中设伏。令提督陈嘉带同淮部安义等营、毅新左营、镇南中、后两营，于二十九日(16日)辰刻自坚老老营直出平内。法军正在纸作社前列队，突见陈嘉兵到，迎前接仗，枪炮如雨。正在酣战之际，苏元瑞、黄云高等两路伏兵乘势齐出，各勇奋勇截杀，三而夹击，短兵相接，阵斩法官三画一名，二画二名，一画一名，法兵首级11颗，教民首级二颗。

镇南中营管带彭清章、毅新副中营帮带覃志成等飞身入阵，击伤五画法官落马，覃志成登被炮伤小腹，彭清章亦被炮穿左肩，受伤勇丁41名，法军退入纸作村坚守，挨至傍晚，众军始收队。

波里也则报告此战称：华军骚扰船头东北七公里的大集市，我驻船头的卫戌部队立即派遣一个小分队前去迎战，经过激烈的战斗，法军阵亡15人，伤19人，另有安南士兵名阵亡，三人受伤。显然，这是一次小战斗。

但是，潘鼎新在奏报战况时，却谎称法军“伤亡一百八十余名”，清政府信以为真，慈禧太后并发去内帑银5000两赏给尤为出力兵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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