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69年12月我参军入伍来到一支陈兵于戈壁荒漠之中的野战部队一一陆军五十五师。
五十五师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1936年10月薄一波受中共北方局指派赴太原改组阎锡山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于1937年8月1日建立了受共产党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史称山西“新军”，薄一波任总队政委。这支部队在抗击日本侵略者，打败蒋家王朝的战火中不断成长壮大。1949年5月全军统一军队序列，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五十五师，“决死精神”是这支部队的军魂。
图为1987年9月五十五师前身山西抗日新军创建人，薄一波老首长接见我师时任负责同志杨志诚、陈启军，并为五十五师全体将士题词：继承革命光荣传统，为保卫祖国建设四化做出新的贡献。（照片由我通信连战友、原165团后勤处长王保臣提供）
五十五师是一支荣立战功的部队。建国后五十五师从太行出发，1952年进入青海镇守青藏高原驻扎西宁。1955年5月西北军区改为兰州军区，确定五十五师为全军区唯一的战备机动国防独立师，备受中央军委重视。1962年11月中央军委调五十五师千里奔袭中印边境参加了著名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拿下了印军62旅指挥部与炮阵地，获得了“西山口大捷”。毛主席在北京紧握住五十五师政委徐肇基的手，称五十五师“走得快，走得好，打得也好。”
五十五师是一个能征善战的部队。我在这所部队的大学校里，一定要好好学习军事技术严格要求，严格训练，立足岗位，练就一身过硬的军事本领，做一个军事技术好的战士，保卫边疆，保卫祖国，做一名合格的军人。这就是我当兵到部队的最大愿望。
下图是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里的五十五师暨一六五团，毛主席紧接握五十五师政委徐肇基的手 ，连说：“走得快，走得好，打得也好。”
到部队后我分到五十五师的一六五团通信连当了一名通信兵。这一年七O年兵主要来自江苏、山东、河南三个省份。分到通信连有来自江苏的除我外，还有王宝林、胡礼龙、刘小峰、郑正洪、董华玉、杨宝祥；山东的有司立南、高振英、马言科、张典豪；河南的有范文田、马云香、李海昌、郭广赋、王殿玲等16名新兵；以后又陆续来了王甲武、王红军、徐亚民等新战友。
通信连编制：设有二排、一台、一班。具体是：八一台（排建制）、通信排、电话排 和一个无线报话班（独立班）。
通信排内设通信一班（徒步通信）、通信二班（骑兵通信）；电话排内设电话一班（总机）、电话二班（架线）、电话三班（架线）。
连队编有的各类通信兵，如下图所示：报务员、报话员，电话兵、骑兵通信员、徒步通信员、司号员。
我到通信连时，通信连连长李怀玉（陕西人）；政治指导员张安操（陕西人）、后：黄昌骏（陕西人）、梁维新（甘肃人）。
付指导员余德祥（陕西人），付连长 史帮存 、王守西（陕西人）。
电话排长刘志诚（陕西人），通信排长杨积森（宁夏人）、后：徐永春（陕西人），修理室技师刘少基（四川人），司务长周伯泉（甘肃人），支左回来的排长楚建卿(河南汝阳人)。
团司令部通信股长方寿昌（四川人）。
165团通信连是一个英雄的连队。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我连驻扎在中印边境的达旺、洞亭一带。我团担负主攻“西山口”战斗任务，1962年11月18日上午8点30分，西藏军区张国华司令员的“反击开始”的战斗命令，就是通过报话机下达到55师、传到了165团。9点20分我团全团出击，在攻击盘踞在西山口印军62旅的战斗中，我连保障了战区的通信联络畅通无阻。
我连李怀玉、黄昌骏等一些连队干部都曾参过战。我们下连后常听李连长爱讲“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这句话也激励了我们争强好胜的练兵精神，增强了我们革命战士英雄主义的培养。
我们部队驻地南边几十公里处就是连绵不断的祁连山脉，荒无人烟。我们刚到部队那阵，一到黑夜就时有不明来源的信号弹从祁连山深处发射。一天傍晚不明信号又出现在祁连山上空，团司令部首长即命令我连派员前去搜查信号的来源。只见连里郭日民、杨卫东几名壮实的战士身挎五六式冲锋枪组队出发，他们威风凛凛的形象给我深深留下了对这支连队首次的印象。
经过一夜的搜寻，郭日民他们未发现有用的线索。据当时敌情通报，自六九年珍宝岛事件以来，在我“三北”地区时有这种“不明信号弹”在荒漠地区出现。但一直也没有查出结果。据说全是无人操作的定时装置，到点自动发射信号弾。随着“中苏关系”的缓解，这种鬼异的现象也随之消失。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是一个多事之秋，是一个“箭在弦上、枕戈坐甲”的年代，我们七O年兵就是带着随时“要准备打仗”的历史使命来到部队。
“学好军事技术，练好保卫祖国边疆本领”势必是时代赋予我们肩上的使命，我暗下决心：在我服役期间一定要当一名军事本领强的通信兵。
新兵集训教育后下连队我分到八一电台。台长叫刘康寿，六五年兵、甘肃武威人。老兵有陈善云 （65年兵）、刘永忠 （68年兵），69年兵有王敬东、 胡学良、李志良、张志瑜、何守国、郭宏勋等人， 我们七0年兵除了我以外，还有王保林、胡礼龙、范文田（河南人）。此外还有一个70年“内部兵”，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
到台里后第一件事就是台长叫我们新兵背电码，早上背，晚上背，一天到晚都在背。其实我不用背，因为我在中学读书时，暑假里参加过中学生夏令营无线电收发报的训练，摩斯码我早已烂熟于心，只是勤务用语不太熟悉了，我就利用早上背记勤务用语。大概一个星期后台长叫65年老兵陈善云教我们学抄报，我五年没有抄过报了，到部队第一次抄报我就能一分钟抄30码，且无差错，几天后就能恢复到60码。以后又进入学发报，跪姿、立姿，我习惯于跪姿发报，一分钟也能达20一30码。
在八一台看着65年入伍的老兵陈善云在教我们收抄发报的时候，我也不仅想起六十年代初期，我在暑假期间参加学校里无线电夏令营学习抄报的情景：也是一人一课桌，市体委的无线教员坐在教室讲台位置的桌子旁边，手按电键，通过震荡器，发出“嘀嗒，嘀嘀㗳，嘀嗒嗒……”摩斯码，我们全神贯注在抄。六十年代的校园是那样阳光，那样催人奋进。那时学校里对我们的教育是：“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将来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而贡献自已的力量。”
1964年我正在就读初中，空军部队到我们学校招收飞行员，我也报名参加了。体检在市里面初捡合格，后来又到军分区参加专区一级的复捡，我因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得过一次疟疾，复捡时军医说我肝脾有点大，不合格，“招飞”没有招上。我记得当年有一名邻班叫顾铁流的同学被选上了，去了空军飞行学校，我们可羡慕啦！
过了不久解放军上饶通信兵学校又来我校，从“招飞”未取的同学中招学员，看上了我，也知道我在暑期参加过无线电夏令营的事，学过报务。我记得上饶通信兵学校招生组的组长是一个上尉，挺威武的，他是“西军电”毕业的。因为我有一个同学的姐姐那一年考入了解放军西安通信电子工程学院，我们很是羡慕，这是一所本科军校，所以我对“西军电”记得住。这个“上尉”几次来找我谈话，动员我去上饶通信兵学校，因当时我想上高中将来考大学，就没有去。
当时上饶通信兵学校在我们这批人中招了几名学员去了江西。上饶通信兵学校是总参通信兵部所属院校，中专性质，学制三年，但实际上去的这几个同学，他们这批文革前夕入学的学员，在上饶通信兵学校也仅上了一年学，因抗美援越需要，有的提前去了中国驻越南、老挝等驻外大使馆做了机要通信员；后又因为文化大革命，这批学员全部提前毕了业，有的去了北京新华通讯社、国防科委试验训练基地、以及各基层通信部队，这些都是近年我们同学相聚时得到的信息。
尽管我后来考上了省立重点高中，但“文化大革命”来了，上大学的梦就别想了（虽然我以后上了大学，那已经是迟到的大学了。） 于是我就参了军，到部队当了一名通信兵，碰巧又分到八一台，学当报务员。早知如此我倒不如当初我十四、五岁时，就直接去江西上饶学报务算了，军龄还可以从我1964年上初中那时算起呢！谁知道这中间又来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呢？这一场“革命“浇灭了我们这一代多少人的青春梦想，这一场“革命”扭曲了我们这一代多少人的人生轨迹。
七十年代我们在八一台用的是十五瓦老式电台，是电子管的，我估计那是五十年代部队使用的苏联产的电台装备，传到七十年代还在用。可见我们入伍那阵，部队装备还是很落后的。几年以后部队才换发了晶体管的国产新型电台，小巧轻便。那时台里老兵们都排班轮流上机值班，二十四小时不停机，每时每刻都保持与师值班台的勾通联络。我们四个新兵训练之余，也帮台里摇马达，这可是费力活，摇不多长时间，我就手臂无力了。
几个月后，正当我们循序渐进进行着无线电报务训练的时候，刘台长通知我们：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连里面决定把你们四个人调到其他班排。“革命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况且我们是新兵，那敢有多余的话，我们四个“革命军人是块砖，那里需要就往那里搬”，第二天“打起背包，就出发”。王保林、胡礼龙二人到了电话排，范文田到了通信排，我到了报话班。那位“内部兵”听说调到师通信科收发室去了。
“我们四个七O年兵，怎么会齐刷刷地全部被调离八一台”？这是一个谜，尽管当了老兵以后谈起此事，得到的解释是：“八一台超编了，团里不允许台里有这么多人！” 当时八一台，连台长在内共十四人，一六五团八一台到底应编制多少？我们根本无资格知道，只有团军务股知道。但奇怪的是，我们四个兵走了以后若干月后，八一台又先后从各个地方进了几个兵。“不是说八一台超编了吗？怎么几个月后又进了人？”这个谜始终不解。
下图为当时八一台的人员配置，以及电台等装备，摩斯电码样本
1970年上半年因“八一台超编”，我调到了报话班。报话班是独立班，直属通信连部，一个班编制十四名战士，配置七部二瓦电台，是全团最大的班。我到报话班时，班长白立志、66年兵（陕西人）， 副班长王进栓、68年兵（陕西人），68年老兵有吴建国、杨秦安，69年兵有杨卫东、纪元博、刘财轩、席进喜、潘顺东。70年兵有司立南、高振英、李海昌、马云香，加上后去的我，一共14名战友。
报话班是两个人一部发射功率为二瓦的电台，又通称报话机。一般是一个老兵带一个新兵，或者是一个技术好的搭配一个技术稍次的。这样的配置也是为了执行战斗任务的需要，因为一旦有任务，我们报话班七部电台要全部“撒”出去，单独执行任务。
我到了报话班后，杨卫东与我一部电台。报话班与八一台虽然都属于部队无线分队，但业务上不同，八一台是用电键敲出电码发出，与对方沟通联络，传送信息；而报话班则用授话器（即话筒）传送数字语言，与对方沟通联络，发送信息。所以我在八一台是要背电码与通勤用语，学收发报；而到报话班则要背“密语”，每个部队的密语都不一样。所以我到报话班后，军事技术一切都要从头来起，我比其他四个七0年兵要晚去几个月，他们已经跟在老兵后面，可以上机“咿咿学语”通话了，而我却还是一个“哑巴”，上不了机，通不了话。那只有重新从“背密语”开始，好在带我的老兵杨卫东文化程度较高，是“货真价实”的高中生，我的高中文化基础也比较扎实，这样在我“师傅”杨卫东的帮教下，我没花几天功夫就赶上他们几个先到报话班的同年兵了。
报话员与报务员同是无线通信兵，在业务上各有千秋，但在训练难度上我认为报话员的训练难度要比报务员相对大。这主要表现在记忆能力上，报务员只要能记住几十个电码与几十条勤务用语就行了，报务员收、发报的电文都由译电员处理。而报话员要记忆住几百条密语，而且是既当发话员，又当译电员，收到与发出的话文都必须由报话员一人“明译密、密译明”处理。报话员不仅脑力劳动大，还要付出体力劳动，一台老七一电台重达四十多斤，要报话员自已背。而八一台一台机器有七、八名报务员围着它转。当然在保密程度上八一台的电文不易破译，较报话员的密语保密性強。
在陆军野战部队的团级作战单位，报话班的二瓦电台是保障团营之间的无线通信联络的，八一台的十五瓦电台是承担团与师的无线联络的，当然也在随时接收军、军区，乃至总参的无线信号。二瓦的报话机在军事行动中有一个独特的作用，适宜于配属执行特殊任务的分队，担负与保障与部队本部指挥所联络的作用。比如部队机动行军时，配属到尖刀分队成为大部队的“千里眼、顺风耳”。
又如在85年中越自卫反击战期间，我55师侦察连参与19军组成兰州军区第九侦察大队，越境到越南探敌情，常有侦察分队携二瓦台潜入敌阵地，及时将情报传输至前指。二瓦台的出行，只要有一名能胜任的报话员即可，灵活机动，简易可行。兵种的特点、任务的性质决定了报话兵应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与技术熟练、能够独立完成任务的军事技能。
到了报话班后，在平日的训练中我能勤学苦练，不怕苦、不怕累。记得在1970年冬季的一次夜间按方位角行进通话训练，天寒地冰，田间土路地坎高低不平，我身背40多斤重的“老七一”电台，高一脚低一脚，不知摔了多少跟头，跌了多跤。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一声不吭。这一件训练“小事”，我的“一对红”老兵杨卫东五十年后的今天，他还仍然清楚地记得。
报话班的69年老兵军事技术都是很不错的，个个都能“独挡一面”。杨卫东在野营拉练中创造了超距离的远程通信记录，纪元博、刘财轩通话速度快，席进喜能吃苦耐劳，虽文化程度不高，但操作电台灵活，收发话干脆利索。70年兵中司立南是技术尖子，马云香为人忠厚、训练踏实 。
以后来到报话班的71年兵张教生、王建社训练刻苦、通话成效显著，马文安、周治安他们二人为背记密语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周治安曾告诉我，他动脑子背密语，头发都掉了一大把。
可喜的是1973年来了一批四川兵、陕西兵他们聪明灵利，为报话班增添了有生力量。给我印象深刻的有：四川兵张胜培、尧治渝、汤晏龙、彭云飞，陕西宝鸡兵闫双太、吴蛮虎，大荔兵张变周等许多后起之秀，个个都朝气蓬勃，生龙活虎。我还记得有个74年山东兵叫赵汉东，虽入伍时间不长，到报话班训练很踏实，密语反应速度也很快，不久就能独立上机工作。
1973年4月18日报话班拆分为二个报话班：报话一班，班长司立南；报话二班，我任班长。
我们报话班在当年的训练中还发生了一件“羊吃密语”的故事：背密语是新兵下班的第一件事，新兵外出野外训练都要随身带着“密语表”，一是为了可以随时背记密语，二是也为了在上机训练时便于及时查寻遇到一时未记住的密语。这一天，七三年入伍的陕西大荔兵刘应龙带机在野外训练。他坐在一棵沙枣树的遮阳处，此时他刚上完机通话完毕，报话机正处在“无线电静默”状态，他从挎包里掏出密语表在背记密语，身后不远处有一群老乡放养的绵羊，三三两两四处游荡觅草。
突然报话机传来了“322，322，201呼叫，201呼叫，听到请回答”的电台呼叫声，刘应龙赶紧丢下手中的密语表，随手把密语表放在身后，就上机拿起话筒应答：“201，201，我是322，我是322，有事请讲。” 对方201台就讲：“这里有报，请抄收，这里有报请抄收。” 于是刘应龙迅速打开抄报夹，抄起报文：“554 626 919 913984 565……”。此时一阵风迎面吹来，他也全然不顾，沉浸在紧张的抄收报文之中。
报文接收完毕，刘应龙随即开始译报文，译着，译着，有一组密语他记不得了，于是他转身去拿密语表来检索此组密语为何意？“咦！密语表呢？”，他赶紧起身寻找，“找不见，密语表沒有了”，还一下可急坏了刘引龙！“遗失密语表，可是严重的泄密事件。” 这一下可吓坏了刘应龙！他急的团团转，他抬头向四处望去，周围没有一个人，没有人，那密语表到哪里去了？难道飞了？刘应龙不敢往下想。
正当他六神无主的时候，他只见不远处的有二只羊，一只在低头吃草，另一只正抬着羊头，仰着羊脖子，羊嘴正朝天咀嚼着一团白色的东西。他赶紧跑了过去， 羊一见有人来，羊抬起蹄子就跑，刘应龙就紧追不舍。在追赶过程中，羊嘴里的一团东西也就掉了下来，刘捡起来展开一看，正是被羊啃烂了的残存密语表。
原来是刘应龙正在专心致志抄收电文时，羊觅草觅到了被风吹到地上的密语表，被羊当作成枯草一并被羊卷进了舌头吃了。
损坏密语表， 此事报告至团通信股方寿昌股长那里，从此以后连里规定密语表不许带离营房。“羊吃密语”也成了我班战友茶余饭后的一道趣谈，直传至今。
报话班是一个战斗的集体，团结的集体。班里的战友都象亲兄弟一样，相互关心，相互帮助。正如68年老兵王进栓、吴建国爱讲的那句话一样：“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报话班的成员也是每年随着部队战士的复退，人员也在不断变化，在加上时代条件的限制，照一张集体照很不方便，照片的拍摄与保存也不易 ，报话班的“全家福”我只有一张1974年度的《报话班全体战友的合影》，转存如下，以资纪念。
下图是1974年度报话班全体人员合影，及部分战友照片
我在部队使用过的电台型号：
1970年使用的是苏联生产的七一型报话机，也就是电影巜英雄儿女》王成用的那种。“老七一”机是苏联制造的，机器是由电子管装配而成，易坏且笨重，40多斤重，自五十年代就装备部队，一直使用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1971年南京无线电厂生产了硅两瓦短波电台，里面元件为晶体管，性能稳定，轻便且使用方便 。这种轻型电台才8公斤重，相当于二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重。为“准备打仗”，总参装备部在当年这批电台定型时，首先装备了“三北”部队，因此在1971年给我们报话班配置了二台，1972年又配置了五台，至此我连报话班淘汰了“老七一”，全部使用上了“硅二瓦短波电台”。
图为：我们那时使用的二瓦电台机型，上图为“老七一”报话机，下图为“硅二瓦”电台
2
解放军的野营拉练这种训练形式始于1969年11月沈阳军区。沈阳军区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在当年中共九大会议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率先组织了一个师将部队拉出营房开展了“千里野营拉练”行动。随后新疆、黑龙江、济南等军区都相继组织部队进行了“野营拉练”。1970年2月解放军总参谋部作出了“关于沈阳、新疆、济南三军区野营拉练的情况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这样训练好，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城市老爷兵 ”。
1970年11月24日毛主席又在《北京卫戍区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 “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拉练一次……” 。这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毛主席针对部队开展冬季野营拉练作出的著名的“11．24批示”。
毛主席的“11．24”批示发布后，自1970年冬季开始，全军所有部队就全面开展了分期分批的“千里野营拉练” 。
毛主席的“ 11.24 ”批示全文 :
“ 林彪同志：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可以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 (或者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 (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 ，但生产不能减少 ) 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 毛泽东 十一月廾四日 ”
1970年至1975年期间，我们部队每年冬季都开展野营拉练，连续进行了五次。我全程参加了二次，后三次因拉练期间我在师通信教导队当教员，就没有参加。
我参加的二次千里野营拉练具体是：
第一次：1970年12月18日至1971年2月19日历时62天，整整二个月时间，途经张掖乌江、临泽、肃南、高台等地，行程450余公里。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军区规定的“二个月的千里野营拉练”任务。
第二次：1971年12月1日至1972年1月27日历时 58天，部队拉练二个月，途经张掖、山丹、肃南、临泽等地，行程270公里。
“千里野营拉练”就是要把部队从营房拉到野外，拉到预定战区，要求部队在野外实战条件下摔打部队，做到“四会”，即会走，会吃，会睡，会打。
“会走 ”，我参加的二次河西走廊冬季野营拉练，几乎天天都要零下十几度的气候下行军走路。河西走廊是没有平坦的公路可走的，走的是祁连山脚下的碎石路，黑河沙滩的沙砾路；顶着沙尘暴，冒着冰雪前进。寒风刺骨，吹在脸上如刀绞。呼出的气，掛在羊毛军帽沿结成小冰柱。一天下来脚打泡，成“炮兵”。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行军，白天走，夜间走，我学会了边走边睡觉的“技能”。
1971年2月6日早上9点我们从肃南县的苍鹰沟出发，沿着祁连山北坡的沙砾路，由东向西往高台元山子村行进。从早走到晚，在路边沟渠旁吃过晚饭，继续前进。夜晚行军，风高夜黑，四周一片寂静，只有战士们的“刷刷”的脚步声，我在队伍里边走边睡，机械地迈出步子，紧跟前一人，一边迷糊，一边走路，半夜时分到达宿营地。这一天我背着40多斤重的“老七一”电台，中途保持了不间断与主台联系，走了145华里。
“会吃”。在西北寒冷的野外，炊事班难做成一顿“好饭”，不是夹生的米饭，发不起面的死面馍头，就是烂面条糊。为了保证体力，我也要学会吃饭，不管是什么，只要是粮食做的 ，不管生熟都要坚决吃掉，否则就走不了路。我常在军用挎包里放二样东西：油泼辣子和大蒜头。一次炊事班在张掖西南方向的榆木山，做了一大锅夹生米饭，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盛上一大碗夹生饭，油泼辣子往上一拌，刺激胃口，就这样生吞活剥吃完了饭。大蒜是用来杀毒防肠炎的，在野外就餐，要杀菌保障相对的饮食卫生。在拉练中我就是这样“吃”的，效果挺好，好在那时是卄多岁的小伙子，体质好。
但是也有出问题的时候，1972年1月我们野营驻训山丹县齐家店住在一个村子，部队全部分散住在老乡各家各户，每到开饭之时，我们就三三两两往设在村东头一户老乡家里的炊事班走去。炊事班这户人家院子挺大，院内有一个羊圈，里面有二、三十只羊，"满院子地上都散落了羊屎豆豆，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羊尿燥味。
我进了院后，到炊事班盛了一碗面条，拿了一只馒头站在院内吃了起来，战友们也都或站、或蹲、或倚、或靠在院内吃饭。突然一阵风从院子的大门吹刮而来，瞬间院内泥土也被卷成一个旋窝，把我们卷入其中，我避让不及，只好慌忙中用胳膊遮挡住饭碗。这阵风过去，不少灰尘吹刮到碗中，我也顾不了这许多，仅将面条汤上一层沾有泥沙的汤汤水水用筷子刮掉一层，又继续从碗中捞起面条吃了起来。到晚上我肚子突然痛了起来，腹泻。我到卫生员王殿臣那里拿了一些黄莲素药片服用，连服几日才好。
“会睡”。那时部队野营是沒有军用帐篷，都是借居老乡民宅睡火坑，西北老乡大都贫穷，坑上只有一张破芦席，炕或冷或热，还有瘙子。对我们从小到大睡床的南方兵来说，的确不习惯，不习惯也要睡。有炕睡就算不错了，搞军事演习，有时得睡在零下20多度的野外。
我记得70年拉练高台元山子演习的前一晚，我就睡在野外沟渠里，二人一个“舖位”，先用二人的二件军用雨布盖住沟底隔潮，然后放上一床被子，脱掉毛皮鞋，和衣而眠，上面再盖上另一个人的被子，上面再封上二人的羊皮军大衣，羊皮大军帽放下两边的帽耳倒过来戴在头上保护耳朵，两人就这样迷糊了一晚。我还睡过老乡四面透风的磨房里的大磨盘，在肃南演习时甚至钻过山洞。拉练途中的各式各样的“就寝”方式让我终身难忘。
在野营途中部队的作息制度不同于在营房内，不需要等到晚上九点统一时间上床按吹号熄灯就寝。我们一般是吃过晚饭清理一下个人卫生后，都上了借居老乡家里的炕。战友们或坐、或躺在炕上在“偏闲传”（西北土语 ，即侃大山之意）。我记得还是1972年1月在山丹齐家店，那时林彪事件刚传达到部队不久，林彪话题是个热门话题。战士们除了对林彪外逃苏联的行为表示谴责外，在“偏闲传”时也会延伸出其他故事。这天我们又坐在炕上谈论着林彪的事件，突然马云香瞇着小眼冷不防地提出了一个令人想不到的问题：“林彪摔死在温都尔罕，那林立果的妃子张宁到哪里去了”，“那个人敢娶她？” 别看马云香平时憨厚、老实，那双又小又圆的眼睛，整天贼溜溜的，他今天操了一个不该他操心的问题。马云香操心张宁婚事的问题一经出口，顿时引起满炕战友们的大笑。
正在炕上战友们捧腹大笑之际，连长李怀玉一脚跨进了我们住的房间。一般来讲，在野营拉练驻训期间连长都会到各班、排看望、检查分散住在老乡家里的战士情况，报话班是连直属的独立班，连长是每天必到。李连长看到我们大伙儿在炕上笑得前仰后合，开口便问：“你们笑什么？” 野营拉练也融洽了官兵关系，在行军途中连队的干部也会讲些笑话，以鼓舞部队的士气。连长一边说，一边脱了鞋，也上了炕，盘腿和我们坐在一起。此时有人就把马云香刚提的“林立果死了，谁敢要张宁”的问题告诉了连长，连长笑了。
大伙儿见连长笑了，有大胆者就说：“连长敢要！”，这番话一出，又引起炕上的战友们一番哄堂大笑。连长一见此情，觉得他在此“不宜久留”，就移动身子下了炕，套上鞋子，笑着脸批评我们说：“别再胡诌八扯了，快睡觉，明天还要行军呢！” 边说边拉开房门，带着笑声乐哈哈地离开了我们的屋子。
几十年后张宁嫁给了美籍华人福建商户林赛圃，移居美国。张宁写一本书叫巜自己写自已》。近些年，我看了她的回忆录才发现：张宁小时候，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也住在南京中山门外的苜蓿园大院，张宁家与我们家都住在同一所大院，儿时我们可能还是玩伴呢。
“会打”。部队拉出去就能打仗，能打胜仗，这是拉练要达到的基本要求。在野营拉练中进行军事演习，砺练军队会打仗的本领。
1970年冬55师在拉练途中高台举行了著名的元山子步炮坦联合大军事演习，这是毛主席向全军发出要“野营拉练”号召后，我55师举行的第一次师级规模的多兵种军事演习。我在这次演习中增强了自已的军事技能，受到了很大的锻炼。
这次被称之为“元山子步炮坦联合军演”的预案，据我认为是：设苏军为假想敌，以苏摩托化师突破我居延海守备师防御阵地，攻占酒泉后，继续沿河西走廊东进，进入我五十五师防区为背景。这次演习方案是阻击苏军东进河西走廊纵深，歼敌于元山子。令164团、师炮团、坦克师一部为一线阻击，打击空降于元山子的敌空降兵；165团为二线阻击。假想敌军突破我164团防线，敌坦克开进165团元山子防守阵地，令165团打敌坦克。163团为师预备队。
简单地讲，这次演习就是演练164团打空降兵，165团打坦克。
1970年12月18日我165团开始了千里野营拉练，全团齐装满员全副武装从平原堡出发，沿黑河向东行进。我和班里的李多祥，我们俩人当日就被杨卫东班长调派到二营担负与团指的无线联络任务，配属二营一起行动。二营长叫王云先，个子虽不高，但精明強干，四川人；政治教导员叫赵船海，身材高大魁伟，是我们通信连出去的干部，曾任过我连八一台长、连指导员。两位都参战过六二年中印自卫反击战，具有较强的军事素质，是一对很好的部队指挥官。
1月3日部队到达张掖乌江堡，我随连驻训十天，在此期间不间断地保持着与团指主台的无线联系。报话班外出执行任务，一般都是一部电台两个人，因李多祥虽是69年老兵，但他刚从通信排调入我班，密语还不太熟悉，一般我上机工作的次数多一些。
1月15日部队折转向南，直插祁连山脚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在小青沟结集待命。
2月1日团指向我台一、二、三营发出命令：“向高台元山子运动前进。” 根据电文我得知：五十五师将于2月上旬要在元山子举行一次“步炮坦联合军事演习”。
2月5日晚团指主台发来电文：“554 626”， 要求二营“报告位置”。我即按王云先营长指令回复，发出一组密语：“ 002 848 465 918936 925954 914947 ”， 表明 “二营目前位置在肃南的苍鹰沟”。次日早9点我又收到团指发来电令：“124 002 848 566 925964 327 935983 ( 命令二营进驻元山子村 ) ”，我遂将此令报告王营长。全营立即从驻地苍鹰沟出发，沿祁连山北坡向西急行军140余里，昼夜行军，全营于6日晚23点全部到达了指定位置。
据团指发来的“战情通报”：师指及直属部队已于5日从高台出发，沿黑河北进至盐池后向西，过境金塔县停留一夜，6日晨跨兰新铁路祁连山北坡，正向元山子行进。师炮团、163、164团，坦克12师配属演习部队也正从各自驻地出发，向元山子前进。
2月7日55师所有参演部队均已在元山子地区各自战区就位，并做好战前准备。
2月8日14时团指主台向我二营发来电文：“命令二营立即撤离元山子，抵达肃南马寺沟隐蔽待命。” 收到电文，我心中感到纳闷：“我们二营6号半夜才从肃南到元山子，蹲了一天，部队才安顿下来，又要返回肃南？” 军令就是军令，不容质疑，也不得半点迟疑。二营接到命令后，又立即返回肃南，18时全营抵达马寺沟，各步兵连立即构筑工事、挖战壕。二月的肃南天寒地冻，战士们一镐下去，地上也只留一个白点，许多战士手都震出血来。这一晚全营露宿零下二十多度的雪地里，我也选择一沟壕露营。全营八百余官兵度过了一个艰苦的不眠之夜。
2月9日演习开始。晨6点团指主台向我们各个营的电台发出通播电文：“全团进入既定阵地，一、二、三营上午十二点前抵达元山子。” 王营长听了我复述团指的电文后，立即派营部通信员赴各连传达急行军命令，轻装前进，全营中午时分准时抵达元山子夜猫山防御阵地。
说来也奇怪，这次野营出来演习期间我们无线通话十分顺利，我很轻松利索地完成了与主台的各项通信联络任务 ，这主要是我们一年来遵循了李怀玉连长，在年初开训动员军人大会上提出的“从难从严从实战”训练部队要求的结果。
据团指主台发来的巜战情通报》：今晨（9日）6时，敌空降兵一个营在元山子526高地空降，遭我炮团向该高地的急速炮击后，164团步兵在坦克12师配属部队的坦克掩护下，向526高地发起冲击，经二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击毙（伤）敌216名，俘敌457名，全歼了敌空降兵。
下午14时，团指主台发来巜敌情通报》：“敌军一部已突破我守备师防线，现正向元山子方向奔袭而来，请各营做好战斗准备。” 我一边在接收着主台发来的密语电文，我一边随即同步口译，向王营长作了报告。王营长听完团指的巜敌情通报》后，立即下令“全营做好战斗准备！”
赵船海教导员在报话机一旁看着我“耳朵里听进去的是密语，嘴里吐出的是明语”，他对我这种密语电文“耳进嘴出”的报话技能很是赞赏。
果然不久，在我二营阵地前方约1公里处，一片黄尘滚滚，一阵轰呜声循耳传来。只见来了十余辆敌军坦克急速向我阵地冲来，在王营长的指挥下，炮连75炮直射坦克，40火箭筒也发挥了近距离打坦克的战法。经过一轮炮火打击，冲在前面的三辆敌坦克被击毁，扒在阵地上，阻滞了后续坦克的前进速度。此时王营长命令各步兵连派出战士，手持炸药包冲向敌坦克群，把炸药包塞进坦克履带与车轮中间，引爆炸药包。步兵们一个个象猛虎下山，把平日训练到的打坦克方法在这时都用了。
虽然是一场演习，二营的官兵做的一套步兵战术动作很是规范。演习进行了约二小时，报话机再次了响起了呼叫声，要求各营报告战况。“二营击退敌坦克群进攻，摧毁敌坦克三辆”，我立即将王营长的口述内容变成密语发往团指。
下午16时战斗演习结束。
2月10日各营在元山子进行“战场总结”。由于我在这次演习中能主动配合主台，较好地完成了元山子演习中的通信保障任务，受到连嘉奖。更重要的是我受到了一次模拟实战条件下，如何做好无线通信保障的锻炼，充实提高了我的军事技能。
同时二营王云先、赵船海二位营首长的指挥才能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他俩身上我感悟到了：165团是一支特别能打仗的部队。
后来这二位营首长先后被提任为我团的付团长与付政委，是多么好的一对军政长官。
在1970年冬季的野营拉练中，兰州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派出一支小分队，一直跟随我团行动。他们既是一次自我的锻炼，也是随军的一支宣传鼓动队。有了这支文艺小分队，我们的队伍更加活跃，战士们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队伍“一路行军一路歌”，极大地鼓动了野营拉练队伍的士气。
3
毛主席说过，解放军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在野营拉练途中我们是很注意群众纪律的，住在老乡家里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帮房东打扫院子，尽量帮老乡家里做一些事情。西北老乡的确很穷，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我印象最深的是1970年冬天的一天，天很冷，才下过大雪，白天可能都有零下十几度，我们驻训张掖乌江，我亲眼看到二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全身上下只有一件黑色的破棉袄裹在上身，除此再无一缕衣衫。小脸冻得红红的，光着屁股，一双又瘦又黑的小腿就裸露在冰天雪地之中，光着脚站在地上，俩人蜷缩着身子紧靠着一堵残墙在晒太阳取暖，见此状，我一阵心酸。拉练途中，我身无别物，只好到炊事班拿了几只馒头送给这两个小孩。此情我至今不忘。河西走廓的老乡那时真穷，真苦。
我前后二次因参加军演，在高台元山子村驻训时间最长，对元山子的地理环境、群众生活条件、当地习俗与社情也稍知一些。元山子村地处祁连山脉，地势较高，老乡终年吃水全靠村中唯一的“涝池”（水塘）。冬天“涝池”结冰，人与牲畜都在冰上践踏，牛羊粪便四处皆是。老乡取水时就在冰上凿个洞，用桶打出，水自然是污浊不堪，牛羊粪便也参杂其中。元山子村的“涝池”中水是夏天从祁连山融化下的雪水储存于此，供一年四季全村人畜共用。当然我们部队不用此水，一是“涝池”里水也不够部队用，二则也是不卫生。我们的水都是部队用水灌车从几十里外的黑河拉来，当然水车来了以后，此水是军民共用。这里的老乡那能见到这样的好水。
元山子“社情”也很复杂。据史料甘肃是古时历朝历代流放罪民的地方，经岁月的磨难这帮“罪人”也就在此生存、繁衍后代，河西走廊的原住民大多来源于此。中共长征时期河西走廊是红军“西路军”全军沉沒的地方，当年的马匪在此猖獗，“剿杀”红军。红军在此牺牲、被俘数万人，也有千余名红军失散人员留落张掖高台、临泽一带，在此生存。解放后，许多马匪的游兵散勇，也都化整为零多居于此，这些马匪的残渣余孽都有吸食毒品的恶习。对这些情况我们也只是记于心，平时与老乡该怎么接触，还怎样接触，该做的好事，还是做。
我记得我住的一户老乡，房东的男主人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经常找我要药。他说他经常咳嗽，想要一些“麻黄素”止咳用，我向卫生员翟让生讲了，翟让生也就将药片给我了，取到后我就交给了这位“房东”。反正这位房东每见到我，都向我要“麻黄素”药片。这种药片，小小的，如同一粒绿豆大小，白色扁平的药片。他经常向我要，虽然我有些奇怪，但我没有更多地往其他方面多想，只是觉得这里老百姓穷，可能想多要一些药片存着，等我们以后走了再用。此事我也只是当成解放军“来到深山老林，为的是替群众做好事”罢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方知“麻黄素”除了药用止咳外，还可以当毒品使用，云南的毒贩就是从“麻黄素”中提炼出毒品来的。现在回想起来，那位元山子的“老乡”是什么样的人，就不得而知了。
凭我直观感觉，这里的老乡对解放军的态度，不象我们江苏的一些革命根据地老区人民对人民子弟兵的态度那样热情。大家一定看过电影巜柳堡的故事》，这就是发生我们家乡里的“民拥军、军爱民”的故事，我们那里老区的人民群众对解放军可是“掏心掏肺”的热爱。而在元山子我们很少见到这样的场面，老乡见到我们也都象中间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似的，不冷不热，表现出不愿意接触的样子。是这里的贫穷而给百姓带来的麻木？还是这里自解放以来的二十年间从未来过解放军，而产生对解放军的生疏与不了解？也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我们也不得而知了。
当然也会遇到对解放军好与热情的老乡，听我的战友胡礼龙说，他们班在拉练的时候，就睡过“新娘子”的炕：有一天他们班住进一老乡家，这家老乡就把儿子刚结婚的婚房让给了解放军住，而把新婚的儿子、媳妇放在东面的一间卧房，和他们住在一起，一家小两口和老两口四人共挤一炕。现在回想起来这户老乡或许是“失散西路军”的遗属吧。
当年我们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整天驻守在军营，与外界隔绝。野营拉练与军事演习途中会接触社会，在此期间个别战士也会有“出轨”现象。河西走廓除了原住民外，在五、六十年代从山东、河南、江苏有一批支边人员连家带户下放到张掖地区。我听说有一次拉练演习驻训在黑河边的一所小山村，我们江苏有一大丰兵，在村子里期间接触群众做好事，与一户江苏支边人员的女儿相遇，“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两人好上了。拉练结束回营房，二人“鸿书传情”，被连里发现。这件事怎么处理？部队军纪规定：“战士不许在驻地谈恋爱”。可是拉练演习途中的村庄算不算驻地呢？反正我也不关心这些事情，至于以后怎样结局，最后有没有演译出“九九艳阳天”的故事来，我也就没有兴趣知道了。
在部队我参加过由师团及军组织的五次军事演习，这对砺练我的军事技能，提高我的军事素质有极大的帮助。现将我眼中的五次军演回顾如下：
第一次：1971年2月9月至10日，军区在高台组织了元山子夜猫山步、炮、坦三兵种实兵联合演习。假想苏军突破我守备在中蒙边界的守备师防线，从内蒙额济拉旗向我纵深进发。我五十五师在元山子设防进行阻击，御敌于元山子以西沙滩荒漠之地。
第二次：1971年12月4日，165团在祁连山脚的肃南县组织了榆木山防空袭部队疏散演习。演习目的在于检验部队在行进中突遭敌军飞机对我军进行空袭的疏散防备能力。那天团军演导演组发出敌军空袭警报 ，我当时配属二营，只见全营3个步兵连，1个炮连，1个机枪连八百多人马倾刻向两旁沟渠、山涧疏散隐蔽。
第三次：1972年1月23日在张掖东的山丹县齐家店龙首山脉，参加165团组织的步、炮实兵龙首山军事演习。假定我前方阻击阵地元山子失守，苏军继续沿兰新公路向东突进，我军则扼守龙首山，进行炮火阻拦苏军的前进。
第四次：1974年8月15日至20日，十九军师团机关携带通信工具重返元山子，进行战区实地推演 ，检验与锻炼在战时我十九军师团机关各级指挥员，排兵布阵与协调部队作战的指挥能力。此时我在团指挥所担任二瓦主台联络任务。
第五次：1974年10月5日至16日，五十五师在嘉裕关乌龟山进行“加强步兵营阵地防御实兵演习”，抗击假想敌苏军从外蒙通过嘉裕关以北的荒漠侵入我境，检验一个加强营的兵力阵地防御能力。
在这五次的军事演习中，我都能很好地完成了一个报话员保障部队通信联络畅通的任务，同时也练就了自已在模拟于实战条件下的无线电通话技术，做到了数千字密语通话无差错，确保了团、营两级之间的无线电通信联络的畅通。在演习中，指挥员向上报告战情或下达战斗任务，我可以做到边听边发话，指挥员的话讲完 ，我的密语也发送完毕；对方台发来密语，我也无须用抄报纸记录，凭记忆把对方发来的密语，直接经大脑译成明语向指挥员作准确的转述，做到了“无纸化通话”。
我记得我在入党时，团直属队党总支书记赵船海代表上级党组织找我谈话时对我说：“你的军事技术很好，我听过你在元山子演习时的密语通话，又快又好又准确的！那时我在营里当教导员。” 赵船海是我们通信连八一台出來的“通信内行”，当过我们连指导员，我入伍的时候他是营里的教导员，我入党的时候他已是团政治处副主任。
在这五次的军事演习中，我作为一名通信报话兵跟随过各级指挥员，多次身临其境于嘉玉关的乌龟山、高台元山子的夜猫山、山丹齐家店的龙首山这些阻击苏联入侵的战略要地。通过部队通信联络的电文来往，与耳闻目睹部队各级指挥员的言谈举止，我也领悟与揣摸了我五十五师在这些预定战场的防御措施与战术计划，以及我十九军在未来反侵略战争里的战略位置：
河西走廊在建国初期五十年代我国与“苏联老大哥”处在蜜月期时，确实是我国的大后方。国家曾在此建有许多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工业基地，如兰州钢铁厂、玉门大油田等；甚至于国防科研重要基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20基地）都安家于此。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兰州军区也仅辖有11师、55师、62师等三个野战师的兵力，分驻在陕西、宁夏、青海三省 。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后11师调往驻守西藏，至此兰州军区仅有二个野战师的军力。
河西走廊地处我国大西北咽喉要道，与苏蒙接壤，虽说是边防，但此处自建国后从无野战部队驻扎，可以说是有边无防。
六十年代中苏关系交恶，毛主席就开始考虑到苏联是否会入侵的问题。1964年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指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苏联位于中国北方，然而我国北方地区大多是平原，怎样才能抵御苏联的入侵？时任国防部长林彪就提出了在与中苏（蒙）接壤的平原地区“人造山”的设想：人工堆砌起几座山，形成隘口，派少量兵力以火力封锁，可以给入侵之敌造成巨大障碍，滞敌前进，为我军组织反攻赢得时间。
毛主席赞成此议。在1965年4月毛主席在听取中央军委关于堆山问题汇报时说：“有山的，要打点洞子；没有山的要堆山，做点工事。”
1966年5月，兰州军区命令五十五师解全威副师长带领163团、164团进发甘肃居延海（今属内蒙）地区，在300公里的沿线20多个施工点进行国防施工。1966年11月中央军委又调济南军区171团、173团至额济纳旗，进行“人造山”国防施工；同时在此施工的还有工程兵、铁道兵汽车兵的几个团。历经三年奋战，我人民解放军在此堆砌了代号为“1一8号”的八座“人造山”。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中央军委加强了西北地区的防御，调21军、47军进驻陕西灵潼、甘肃天水等地，归辖兰州军区。同年11月中央军委又决定：
（一）．以陆军五十五师为基础重新组建十九军，军部设在甘肃张掖市。令驻扎在青海西宁的五十五师移防至甘肃张掖地区，师部驻高台县（后移临泽），师属163、164、165团，师炮团依次驻酒泉、高台、临泽、张掖一线。
（二）．令在居延海、额济纳旗施工的济南军区171团、173团大部改编组建兰州军区守备师；师部由沈阳军区调入的一工区机关改编。新建的守备师由十九军代管。
（三）． 先期同年10月，以兰州军区坦克独立12团、装甲兵学院教练团、第二坦克学校教练团为基础，并从军委装甲兵总部等机关抽调人员在北京组建了坦克12师。同时令坦克45、46、47团各自从原驻地北京、山西大同、宁夏中卫等地于11月10日全部移防至甘肃酒泉、嘉玉关、张掖地区。新建的坦克12师由十九军代管。
以后中央军委又从武汉军区调17军的49师(邱少云所在部队)入驻武威，组成56师一部，归十九军。原由十九军代管的兰州军区守备师改为57师，仍驻额济纳旗，正式入编十九军。
重建后的十九军按照“积极防御，独立作战，长期坚守”的指导思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了适应性调整，完成了整个军的配置。十九军的主战场分布在河西走廊与居延海、额济纳旗一线；在防御态势上：守备师为一线防御，五十五师与坦克12师为二线部队，随时向守备师机动。
河西走廊在未来的阻击苏联入侵的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
河西走廊是夹在祁连山脉与阿拉善高原之间的一条狭长的通道，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全长1200公里，北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南是祁连山。因地处黄河以西，故此处称之为河西走廊。祁连山终年积雪，气候酷寒；阿拉善高原流沙、戈壁广布，一望无垠的沙漠，干旱风大。当苏军借道中蒙边境突破我兰州军区守备师防线占领居延海马鬃山后，或者苏军越过中苏边境从新疆入侵突破新疆军区五师的防线进入星星峡，都必定要打通河西走廊，从而才能长趋直入，向我中原地区进发。
这是苏军以西线入侵我国的唯一通道。扼守河西走廊是我五十五师、乃至我十九军的军事任务。我师在此设了三道阻击线：第一道是嘉玉关的乌龟山 ，第二道是高台的元山子，第三道是山丹的龙首山。
其中高台的元山子为最理想的阻击阵地，元山子位于祁连山与大青山两山之间的最窄处，两山相距仅20km，且呈东高西低之地势，我军阵地在东，呈居高临下之战斗态势。阵地前为一片开阔的沙砾地，演习时我军在防御阵地前三、四百米处沙砾地带一线，不规则地堆置了大量的防坦克路障，以阻滞苏军坦克攻克我元山子防御阵地。1971年、1973年我二度随部队赴元山子参加军演，可见上级作战机关对此预定战场的重视。
苏军如若意图向河西走廊进发，势必受到我军在这三道防线的强有力的炮火阻护和军事打击。在甘肃河西走廊及内蒙额济纳旗边境一线，十九军除了布署了我五十五师外，还有五十六，五十七两个步兵师与一个坦克十二师的兵力：五十六师驻武威，坦克十二师驻酒泉，五十七师（即原兰州军区守备师）驻守居延海、内蒙的额济纳旗。自1968年始我国防施工部队一工区就在额济纳旗中蒙边境沙漠地区堆砌了八座“人造山”，内置国防工事，以抵御苏军入侵。一旦五十七师在额济拉旗一线阻拦苏军未能凑效，向我河西走廊侵犯，我五十五师则在嘉玉关、酒泉继续阻拦。
如果我五十五师及十九军的三道防线皆被冲破，那兰州军区就令二十一军在河西走廊的东端乌鞘岭进行阻击了，乌鞘岭也是一个绝佳的阻击阵地，那里防御就是虎踞宝鸡的二十一军和龙盘灵潼的四十七军之任务了。兰州军区十九、二十一、四十七三大主力军是我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守大西北的三大块巨石。
当然这些都是当年在我眼中的镇守河西走廊的军事防御措施。依我之见，这是一种被动式的防御。如果当年一旦苏军打响第一枪，依毛主席的神机妙招，不如我十九军率五十五师等一批强军劲旅冲破苏蒙边境，向苏联进军，“武装占领苏联领土，在苏联居家过日子”，“我就不相信苏联能阻挡得住十亿中国人民。”
如果当初能按“主动出击，打向苏联，武装占领苏联领土”的作战方案推演，我想我们的“歪脖子”团长魏宝锁一定会带领我们从河西走廊的东北方向，翻过大青山、穿越腾格里沙漠、沿居延海、额济纳旗一线向蒙古边境进发，就象1962年中印边境反击战中的我165团三营副营长魏宝锁亲率八连向西山口冲锋那样，冲向苏军阵地。
图为：十九军的三位副军长郭时胜、徐春阳、解全威（原五十五师长）同赴额济拉旗、居延海，集体视察“人造山”炮阵地，以及八号山坑道。右下图为四号山外貌。
（选自：公众号永远的55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