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时逢清明，汽车在豫东下过雨的乡间水泥路面上行驶，发出沙沙的声响，我驾车前往故乡祭祖。插香烛，摆祭品，烧纸钱，放鞭炮，祭祖仪式完毕后，我开车掉头往北驶去。
前边不远处就是我心心念念的地方，自己常常回忆起插队当知青的村庄。四十余年，弹指一挥间，但我插队四年的知青生活，时时在我记忆深处溅起浪花，拍打着我的心岸。
车窗外，豫东乡村绿油油的麦田往后闪过，远处一片桃林花开正红，细雨蒙蒙。“千株含露态，何处照人红。"唐朝诗人齐己描写的美景犹如画卷，绽放眼前。这边油菜花开，金黄色绚烂如彩绘大地，好一派田园风光。
我驾车到村东头的杨树林旁停下，树林片片杨叶随风吹拂，哗啦啦的声响仿佛欢迎我的归来。我下车步行往村里走去，村头见到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个头不高，满脸皱纹，腰也有点弯了，我忙掏出烟递上。老汉仔细打量着我，“你是张老师吧？”“你是？”“我是你的学生孬蛋呀。”他的一句话勾起了我的回忆。我在这个村里当了两年会计，两年民办教师，那是我来豫东这个村庄下乡插队当知青的难忘岁月。
我一九七五年高中毕业，正当青春年华，血气方刚，响应党的号召，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郑州插队到豫东农村，自己像《朝阳沟》中的银环一样兴奋。我插队的是紧邻通往县城公路不到三里的一个自然村。这个村有一个生产大队，分为六个生产小队，四百多户人家，近二千口人。村里的房屋大都低矮，土坯作墙，麦秸作顶，村中街道是两条通往东西南北的十字土路。
村中男女老少听说省城来了个高中生，都跑到大队部看热闹。“哟，城里人脸咋就白得像擦粉一样。”“风吹不着，日晒不着，咋不白。”她们叽叽喳喳，我脸红地低下头。“去，去，去。”大队干部连声吆喝，人群慢慢散去。
我插队时正逢十月金秋，姓王的大队革委会主任安排我到第二生产队插队，他先让我下午歇歇，明天上工。我出村闲庭信步，绕着村庄转了一圈。村北庄稼地里的高粱青纱帐，棵棵丈把高的高粱杆上顶着穗儿，高粱穗红了，直直向上。成片田里的谷子穗儿饱满，沉甸甸的谷粒使谷穗不得不低下头来。村东三棵大梨树，有一棵粗得一人抱不过来，树枝上挂着一个个金黄色的梨。村南几棵大枣树，一颗颗泛红的枣挂在枝头，引来一群馋嘴的孩子。
第二天一早，村里第二生产队上工的钟声敲起，我把印有“为人民服务"的绿挎包及行李放在生产大队安排的宿舍，就急忙扛起锄头下田，决心晒黑脸，磨出茧，铸就一颗红心。时间过得真快，我插队两个多月后，脸晒黑了，手上也磨出茧子，头戴一顶草帽，衣服透出成片的汗渍，地道的农民形象。临近年末，当地公社革委会派驻三人工作组进村，由一位姓葛的革委会副主任带队，整顿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我插队的村里有的生产队会计被撤职。工作组发现我这名知青根正苗红，让我当上了第二生产队的会计。生产队会计当年是队里的实权人物，管粮管钱。
麦收后金黄的小麦，秋收后粒粒饱满的玉米棒都会堆在打麦场里……生产队里分粮时我成了社员们关注的主角。“一上四去五，二下五去三……″我把算盘打得啪啪响。生产队分粮按工分及人口比例，每家每户平均分配，一户户，一笔笔，我从没出过差错。会计干了二年后，自己觉得生产队会计事多繁杂，撂挑子的想法时常闪现。这时村里正好缺一名教初中语文的民办教师，大队王支书问我:“小张，你愿不愿意干”，我爽快地答应:“干”。于是我这名村里的民办教师正式上任。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当民办教师先得打扮一下自己吧，为人师表注重形象是我的第一想法。正值村里学校放暑假，我返回郑州趁父母不在家中，翻箱倒柜，找出母亲给父亲新买的白衬衣，浅灰的裤子，带上母亲给我做的一双黑色新布鞋，留下一张纸条，搭车溜之大吉。九十多岁高龄的父母亲现在谈起此事，还笑骂我个不停。
学校开学了，我年方二十，一米七六的个头，微微卷曲的黑发，浓眉大眼国字脸，配上一身新衣，从村东向村北的学校走去，一路上引来几位农村姑娘火辣辣的目光。其中一位姑娘高挑的个儿，瓜子脸，一双黑得发亮的辫子搭在身后，上身穿粉色碎花上衣，浅色的裤子，黑布鞋，是村里有名的美人。她更是紧紧盯着我看，我脸一红低下头，急匆匆往学校走去。从学校的东门进去，第一排房子是初中部，第二排是小学部，夹杂着近二十名教师们的办公室。学校马路东边有一池塘，四周栽满柳树，轻柔的柳枝垂下来随风轻轻飘动。池塘里种有莲藕，荷绿莲红，蛙声阵阵。池塘水面上几只蜻蜓飞来飞去，一只红蜻蜓静静的停在芦苇梢头。
星期一上午第二节课是语文，上课铃声响起，我还是稍有些紧张。“起立”，班长一声口令，初一班二十六名学生齐刷刷站起。“坐下”，我这名语文老师随即应答。这堂课讲得什么，我一点没记住。但我在黑板上写得板书，受到学校老师和学生们的赞扬。“还是郑州下来的高中生行，字写得真工整。”我听后微微一笑，父亲从小学二年级教我写毛笔字，开学前我又悄悄来到学校，在黑板上练了几天粉笔字，功夫不负有心人嘛。
上课时，班里有几个调皮的男孩，我扭头写板书，那个外号“孬蛋”的男孩扮鬼脸，逗得学生们哈哈大笑。我揪住他的耳朵，一把拉到教室门口，朝屁股上就是一脚，他“哎哟"一声摔倒在地。“给我立正站好。"我一声吆喝，让他去教室门外罚站。第二天，他的父亲来学校找我，我吓得心怦怦直跳。谁知他却大声说:“孩儿交给你啦，该打就打，该骂就骂，要不咋会有出息。”说是说，从此，我再没有对学生动过手脚。由于我教课讲得有滋有味，学生们逐渐喜欢上语文课，学习成绩大有提高。
那时农村生产落后，粮食产量不高，家家以红薯为主食，“红薯干，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这是当时流传的顺口溜。一个壮劳力生产队出一天工，挣不到一毛钱，有的家长为了省几个钱，就不让孩子上学，特别是女孩子。我班里有一个叫王小莉的学生，几天没来上学，我想趁下课去她家看看。天阴沉沉的，风雨欲来，我慌忙往她家走去。谁知走到半路，大雨倾盆而下，我一脚泥，一身水走进王小莉家低矮的草屋内。“我想上学。”这个女孩正哭着对她父亲说。“唉，咱家穷呀，吃盐都是用鸡蛋换的，哪有钱供你上学。”我听到这里对她父亲说:“上学的事你别操心啦，小莉花钱我掏。”“这哪行啊。”她父亲看着我说。“让她明天去上学吧，”我把书包塞给小莉。
我当民办教师，每天工分记十分，每月还有五元补助，自己烟酒不沾，手头稍有宽裕，学生有困难，我不帮谁帮呢。上学后小莉学习很用功，成绩总是班里前几名。我插队返回省城后，听村里来郑州打工的人说，小莉后来考上一所国内有名的大学，毕业后去南方一家报社当了记者。
那时我这名民办教师住在学校，吃得是派饭。派饭就是去我教的每名学生家中轮流，一天管吃三顿饭。第一次吃派饭，我临近中午，走进村西王大婶家中，只见她灶台前忙着，把仅有的几斤玉米面贴成饼子，锅里煮着红薯汤，一会儿端了上来。“快吃吧，家里没啥好吃的。"王大婶满怀歉意地说，她自己不舍得吃玉米饼，端起一碗红薯汤喝起来。还有一次去村东李大娘家，她把罐里剩的几把黄豆泡泡，用手转起小石磨，加水磨成豆渣，熬煮后加入青菜，做成懒豆腐。“快吃吧，张老师。″李大娘自己抓起锅里的红薯干。
端起这碗懒豆腐，我吃得很香甜，但心中有一股苦楚泛起。有一天中午，我轮到一名学生叫小刚的家中吃饭，"韭菜炒鸡蛋，油煎老豆腐"端上他家堂屋的小桌上，热腾腾的白面烙馍让人直咽口水，这是家中有贵客才吃的稀罕饭呀。我对张大爷说:“您这太花钱啦”，话音未落，一位姑娘从东屋厨房走出。“您从省城大老远来俺这儿教书，咋能不吃好些。”我瞅着面熟，原来是我刚刚当民办教师，进校时走在路上那位紧盯着我看的俊俏姑娘。
从此，这位姑娘在社员收工，学校放学后常来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她看见我穿的衣服稍有点脏，就让我脱下来，端起脸盆，去池塘边帮我洗。别的姑娘打趣道:“小玲，又帮张老师洗衣服呀。”她撩起水洒向那位姑娘，俩人你撩水洒向我，我撩水洒向你，笑声惊飞了鸟，吓跑了鱼。
一九七九年，文化大革命已结束两、三年，父亲重新走上高校教学岗位。我把从省城带来的《林海雪原》《西游记》《王贵与李香香》等书籍借给小玲的弟弟小刚看，小玲识字少，连环画她更喜欢。到了初夏，她不知从哪儿弄来鲜红的桃、金黄的杏跑到学校让我吃。看我吃得甜，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意。我去她家吃派饭，甚至能吃上过年才吃的红烧肉。农历八月十五仲秋节的一天黄昏，晚霞满天。学校里的民办教师大多是本村或邻村的，他（她)们都回家过节，校园里空荡荡的，剩下我在办公室聚精会神看父亲寄来的信。
“张老师。″小玲的叫声吓我一跳。她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煮鸡蛋，塞到我手里，“刚煮的，你吃吧。″那时农村鸡蛋很金贵，家里用来换盐和其它日用品，我一时愣住了。“怎么？你不吃，我拿走啦。"小玲装作生气的样子。“我吃，我吃。"随后，我把母亲寄来的月饼拿出来给小玲。她拿在手里，左看右看，“城里的月饼真好看。”我赶紧笑着说:“好看还好吃。”她慢慢掰下一点放在嘴里，“真甜。”她边说边一把拉住我的手放在心窝上，“俺这儿更甜。”我窘迫的连忙把手抽回，她瞪我一眼说:“傻子。"气呼呼地走出门去。从此，她来学校的次数少了。
我当村里的民办教师时，教育改革的春天已经来临，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老师在村里很受尊敬，我教学的劲头挺高涨。村里的孩子由于读课外书少，作文水平有些差。我把从省城带来的书籍放在教室里。《红楼梦》《水浒传》《敌后武工队》《李有才板话》等名著和一些课外书，孩子们读得津津有味，特别是小刚和小莉。课堂上我要求孩子们写日记，把每天的所见所闻和心得记下来。“秋天，杨树的叶子落在池塘里，风吹过来像小船飘来荡去。荷叶败了，莲籽睡在莲蓬里，等着我去叫醒她。”小刚的日记被我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诵。后据村里人说，他长大后参军，文笔好，有才干，在部队职务升到副师级。
我从小受父亲熏陶，爱好文学，村里当上民办教师后，我一边教学，一边写些新闻稿件寄往县广播站。有一天，小莉兴奋的对我说:“张老师，您写的稿子俺家小喇叭里播啦。”七十年代，农村家家户户几乎都安有小喇叭，定时播送新闻和消息。从此我一发不可收，利用星期日和课余时间采写稿子，小喇叭常有我采写的稿件播出。当地县宣传部专门来人找我谈话，想把我调到县广播站当记者。那时父母亲正帮我联系办返城手续，我回家征求意见，“不行，你愿意一辈子留在县城？必须回郑州。”母亲回答斩钉截铁。
我就要返城的消息，像风一样在村里传开。初冬的一天晚上，我刚准备洗脚，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小玲一闪身进到屋内，“你要回城呀。”“手续快办好啦。”我只好对她如实回答。她一把抱住我，“你把俺也带走吧。”我轻轻把她推开，“让我想想。”自己脑子里一片空白。姑娘不再吭声，双眼噙满泪水。几天后，我办好手续返回郑州。当年我托人打听这位姑娘的消息，她的父亲做主，经人介绍嫁给外地一位丧妻再娶的矿工，从此杳无音信。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虽然当年这位姑娘不曾读过唐朝诗人王维的这首诗句，但她对我发自内心的真情，让我一辈子都不能忘却。小玲姑娘，愿你一生幸福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