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悲壮与苍凉永远是描写河西走廊的各种诗文中不变的旋律。
河西走廊东接中原,西连西域,北通大漠,南到高原。作为丝路古道最重要的一部分,河西走廊曾经繁荣一时,但同时也因为独特的战略地位成为了各个政权间频繁征伐的对象。一直到解放前,在刀光剑影下沐浴久了的河西走廊仍然笼罩在贫穷的阴云下。昔日丝路古道的繁荣与富庶似乎只能从汉唐的典籍中去寻觅踪影。
图为兵团战士在抢收小麦
1949年9月24日,国民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将军率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国民党军九十一军、一二零军的残部及七个特种兵独立团大约38000余人,以陶峙岳将军的名义领衔通电起义,打开了河西走廊历史发展的新篇章。陶峙岳与彭铭鼎两位湖南将军在复杂历史条件下作出了忠于民族的抉择,让河西走廊这片古老的战地在和平中迎来了新生。
66年农建十一师战士在莫高窟留影
甘肃自古就以土地贫瘠、经济落后而闻名。人民政府面对首要问题就是恢复经济、发展农业,解决甘肃千万人民吃饭问题。1954年,经农业部批准,在武威和古浪两县境内,建立了甘肃省第一个国营机械化农场—国营黄羊河机械化农场。此后六年间,在举国狂热的大跃进时代背景下,河西地区的农业发展亦未能免俗。国营农场这种现代化农业组织形式在河西走廊地区几近疯狂的出现。截止1960年,仅张掖专区就有农牧场51个,占全省总数的近一半。国营农场数量的飞速增长,非但没有带给甘肃农业跨越式的发展,反而让甘肃农业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夹边沟农场当年的地窝子
位于酒泉境内的夹边沟劳改农场,1958年至1960年共死亡1060名,死亡人数占到全场总人数的一半。 在河西农垦粮面临着困境的同时,临近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各项事业却在蒸蒸日上。在内地灾民遍地的时候,新疆兵团不但没有出现职工要饭的情况,反而接受了几万嗷嗷待哺的灾民。
1965年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支边青年种植的小麦喜获丰收。
兵团模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就自然而然给距离最近、自然条件最为接近的甘肃河西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经过严密的筹备,1963年10月30日,在河西走廊成立了新疆兵团为模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十一师。至此,河西走廊地区的农垦事业开始了为期11年的兵团岁月。
图为军垦战士拉耧种田
农十一师成立后,国营农场原有职工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入的人员共计8800人,远远不能完成建设任务。甘肃省委在1963年11月29日向中央请求安排转业官兵作为河西军垦的骨干力量。1964年到1967年,来自北京军区、济南军区的4522名复转军人加入了农建十一师的建设大军。 就是这份电报,改变几千名革命军人的人生轨迹,这其中就包括了我的外公。已经接受了8年革命教育的外公,在被领导邀请谈话后,便义无反顾的脱掉了自己的军装,和几百名同样的复转军人坐上了西去的列车,从拿枪的革命战士变成了拿镐的军垦战士。
在西安城内的和平饭店,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告诉他们,想去新疆的站成一列,想去河西的站成另一列。在那个闭塞的时代,大多数人对于新疆与河西走廊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概念,两者都意味着背井离乡。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河西走廊在甘肃,回家探亲的路途不如新疆那样漫长。就这样,同行的几百人坐上了通往玉门镇的火车。这时候的他们并不会意识到, 他们将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这个未曾谋面的地方。
欢送知青去支边合影
1964年的农建十一师刚刚成立,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援助下,军垦部队的各项工作陆续起步,来自全国各地的复转军人、支边青年正在陆续的接收与分配中。上世纪60年代的河西走廊地广人稀,茫茫的戈壁滩上一眼望不到边,时常刮起的风沙,漫天卷日,吹到人们的脸上就仿佛是小刀割过一样。很多从新疆生产兵团调来的职工都感慨,河西的条件远比那时的新疆艰苦。
但作为生产与军事结合特殊部队,农建十一师的军垦战士可以穿军装、带军帽,这对于那些向往革命的年轻人意味着无上的荣誉。尤其是《生命的火花》、《老兵新传》、《年轻一代》、《军垦战歌》等一批反映兵团和农场生活的电影、文学作品更是激起了年轻人对于军垦生活的向往。加上穿梭在各大城市的招工干部们对河西走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所谓“拔高”宣传,几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都加入了河西走廊的建设大军。
成千上万的复转军人、支边青年、职工家属突然出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时,面对着荒芜的大地,漫天的黄沙,他们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的问题。几万人的吃饭、住宿、物资供给等等一连串的问题后面都打着一个巨大的问号。甘肃原本就是粮食困难省,3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上百万人。
60年代初的甘肃尚未完全走出自然灾害的阴影,根本无法解决突然出现的几万人的口粮。兵团人的粮食完全依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援助。粮食的问题解决了但住宿就得全靠全师职工自己动手。河西走廊的大部分地区地下水位高,盐碱重,这样的地方人们就只能那住在干打垒简易房里。
原农三团(边湾)的老房子
说是房子其实就是几面土坯墙和一个用几根柱子支起来的顶棚。由于泥土的盐碱含量高,负责修房子的战士们双手都被泡的满是裂口,稍微一碰就痛得钻心。那时候好多城里来的支边青年都住在这种房子里,房子里摆上通铺,中间挂上一个帘子,男支青住一边,女支青住另一边。
除了干打垒的简易房,职工宿舍最常见的就是地窝子了。所谓地窝子,就是在地面挖一个长方形的,大约1.5米深的大坑,在上面搭上木头,盖上草,屋顶用树筒通气,留上天窗的简易房。地窝子可以抵御沙漠化地区常见的风沙,是西北沙漠地区比较常见的一种简易房。
知青在农场机械边留影
在兵团人的地窝子里没有桌椅床铺等家具,泥土地上排上两条长方形的土坯,里面填充上麦秸秆就成了军垦战士的“床”。刚刚来到河西走廊的一部分人就在这种一半地上一半地下的地窝子里住。地窝子在今天被人们当做兵团职工们曾经艰苦生活的象征。但事实上,在半个世纪前,在很多兵团人的眼里冬暖夏凉的地窝子无疑是“别墅级”的住宅。居住在地窝子里,平时除了灰尘较大外,基本上算的上舒适。
唯一让大家挠头的是遇到下雨的时候,地窝子无法排水,经常就水淹七军。每次下大雨的时候,在农场的大多数家庭里有这样一个场景,年纪小点的孩子坐在床上眨巴着眼睛看着雨水不停的从洞口和天窗流进地窝子里,旁边的哥哥姐姐和爸爸妈妈则卷着裤腿,趟着泥水,拿着大小不同、颜色各异的盆子匆忙的将雨水舀出房子。
图为女军垦战士在田间露餐
除了今天看来艰苦异常的居住条件,军垦战士们还肩负着繁重的劳动任务。他们在这里开荒造田、修渠筑屋,让古老的土地展现出了新的面容。但实际上这些来自兰州、天津、西安等地的支青们,大多都缺乏劳动经验。好多年轻的女孩个头还没铁锨高,即使是男孩子也是瘦的皮包骨头。面对生活环境的巨大落差与繁重的劳动工作,心理波动都很大。在酒泉甚至出现了支边青年集体跳河的极端事件。与这些支边青年不同的是,复转军人都在军队接受过严格的训练,他们将军队的很多优秀传统都带到了劳动战线上。他们是军垦部队的骨干力量,一方面要肩起对城市支边青年的教育和督促工作,一方面则是要承担着起军垦部队的主要建设工作。
除了开荒造田,当时兵团职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兴修水利。河西走廊依靠祁连山的雪水,拥有充沛的灌溉水资源。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水利设施,充分的水资源无法有效的转化为灌溉用水。以工程团为主力兵团职工们在各团场修建起近百公里的水渠,基本上解决了各团场灌溉问题。那时劳动条件差,工作强度大,修渠时不管冬夏,兵团职工们经常直接跳进水里。长时间的水中浸泡让很多老兵团的腿得上了严重的静脉曲张。但直到今天,很多老兵团人都不觉得自己疙疙瘩瘩的腿是什么“病”。直到今天,当年修建的水渠仍然为河西走廊的各大农场输送着祁连山的雪水。这些纵横交错的沟渠成为了兵团人与天地斗的永远见证。
图为职工的简陋住房
1974年12月,农建师编制取消,所有团场移交地方。当年的军垦战士以农垦职工的新身份,继续奋战在甘肃农垦的战线上。当历史的车轮走到四十年后的今天,看到河西走廊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崛起一个个现代化的城市时,我们又有多少人还曾记得那段并不遥远的军垦往事?没有荡气回肠,没有大漠豪情,但这些并不遥远的往事同样动人。几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复转军人、支边青年,胼手胝足,用自己的汗水与泪水共同浇灌着这片古老的边地。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将自己的青春洒在了祁连山下的这片热土。
图为职工挖渠排碱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又何尝不是这些甘肃老兵团人的真实写照。他们的一生,简单、平凡而伟大。虽然在绝大多数老农垦人的眼里,他们从事了一生事业都只是最平凡的工作,与伟大的事业毫不相干,但他们作为最普通的军垦战士和农垦职工,是河西军垦与农垦事业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他们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人。正是他们的默默付出才推动了河西农垦事业的不断发展。作为河西农垦人的后代,我为祖辈曾为这样的事业奋战而感到自豪,往事并不如烟,我们有必要铭记这段并不遥远的军垦往事,向当年在这里战斗过的兵团人送去最真挚的敬意。
以军垦命名的车站
新疆建设兵团珍贵老照片
图为新疆群众和兵团战士在一起。
现在扎根新疆的汉族老人,很多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到这里的支边青年。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来到边疆,很多人一来就是一辈子。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这片土地,和当地人一起建设新疆。
图为1950年7、8月间,王震(左二)、陶峙岳(中)等研究石河子垦区规划。
1949年,王震率部队入疆,新疆和平解放。为避免大军长期驻守给新疆人民带来沉重负担,毛泽东要求王震:你们既要当战斗队,也要当生产队和工作队。
图为部队开荒种田。
“不占群众一分田,戈壁滩上建花园!”10万大军把青山碧水、耕地沃野让给人民,自己开垦荒田。1950年6月,官兵吃上了自种的蔬菜,7月吃上了自种的粮食和瓜果,第二年驻疆部队主副食全部实现自给,此后年年向国家交售大量富余的农副产品。
图为1953年迪化电厂(今乌鲁木齐苇湖梁电厂)投产发电。部队修建,后无偿转给新疆政府。
1952年2月,毛泽东向驻疆将士发布命令:“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图为兵团一师1960年初进入塔里木盆地开荒。
1954年10月7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这一年,中共中央作出屯垦戍边的决策,同年,新疆的10.5万驻军官兵,连同家属在内共17.5万人集体就地转业,组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图为兵团战士兴修水渠。
此后,兵团又不断补充转业官兵,以及来自河南、湖北、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的支边青年,组成军事化的建制从事生产建设的兵团。
图为1950年从湖南来到新疆的张迪源,她后来成了解放军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
从1950年到1952年,相继有近8000余名湘籍女兵来到新疆,这些女兵后来都成了兵团人的妻子和母亲。
上图为1960年上海人民欢送支边青年奔赴大西北。
图为1963年上海支边青年来到兵团农一师所在地阿克苏县。
从1956年起,河南、江苏、两湖、安徽等地的青年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63年至1966年,国家动员了京、津、浙、沪等12万支边青年进疆,其中有9.7万上海支边青年。
阿克苏当地老人欢迎来到新疆支边的上海青年。
山东籍女兵在新疆新源肖尔布拉克镇住的地窝子。
图为1959年江苏省泰兴县发的“支边证书”。
五十年代修筑翻越独库公路的女青年,被誉为“冰峰五姑娘”,她们是田桂芬、刘君淑、姜同云、陈桂英、王明珠
当年到大城市招收支边青年,都会放一部叫《军垦战歌》的电影,看了电影后很多青年都受到了鼓舞,报名去新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新疆的都是热血青年,他们接受祖国号召,满怀豪情,投入到新疆建设中。
70年代翻越天山独库公路的车队。
农一师五团1956年河南支边青年合影
上图为1966年农一师四团支边女青年。
农一师二团七连60年代在沙包上的合影
到了新疆之后,支边青年们发现,当时兵团的条件非常艰苦,生产工具主要是坎土曼,生产力就是马和人。
图为兵团支边女青年和新疆劳动女性一起采摘棉花。
图为1956年,新疆石河子玛纳斯河棉垦区,农垦战士收工归来。
图为劳动的支边青年。
有些支边青年无法面对初入新疆时的艰苦,想逃走,又被干部追回来,接受批评教育后再次投入火热的劳动中。
参加生产竞赛的支边青年。
八一糖厂劳动的支边青年们。
图为1958年,克拉玛依矿务局张云清钻井队。
除了支援兵团的建设,内地也有很多工矿企业支援新疆地方的经济建设和交通、通讯事业等。1955年,克拉玛依油田被发现。1956年玉门油田支援克拉玛依油田开发建设。
兰新铁路铺轨在新疆境内不断向西延伸。兰新铁路,建于1952—1962年。沿天山南麓过哈密、鄯善、吐鲁番,在达坂城穿过天山到乌鲁木齐市向西经过军垦之城石河子、奎屯、博乐最终到达边境口岸阿拉山口。
上图为1965年农一师支边青年种植的小麦喜获丰收。
塔里木农垦大学,现名塔里木大学,位于塔里木河畔的阿拉尔市。为了屯垦戍边和开发塔里木对各类人才的需要,于1958年创建。
上图为1965年农一师支边青年种植的小麦喜获丰收。
甜瓜丰收。
1964年,农六师上海支边青年出席场群英大会的代表合影
这些来疆支援的支边青年们,最早住的是“地窝子”,后来才慢慢住上土房子。
兵团人在告别“地窝子”之后,就住在这样简陋的土房子里。
50年代中期,在石河子盖的苏式平房前栽上花草树木。
70年代的七十三团连队
团场里的卫生员。
上图为农一师十五团连队的土坯房和房前屋后自建的草把棚棚。
少数民族群众教支边女青年跳舞。
扎根新疆团场人的孩子。
农场幼儿园
图为扎根新疆团场人的孩子们。
上图为农一师四团第一中学1980年初中生毕业照。
上图为农一师东方红三中。
支边青年到边疆去,他们给边疆带来了城市的文明之光。
内地来的支边青年
(选自公众号:当代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