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后期，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我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不幸被俘。

在美军战俘营里，我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难忘的岁月。这是一个特殊的战场。在那里，我们同朝鲜人民军被俘的战友们一起经历了血与火的锤炼，彼此勉励，互相支援，并肩战斗，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战斗友谊。

将近40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顽强斗志，他们的战友情谊，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的脑际，历历如在眼前。

“毛泽东好！”

被俘不久，我就被一个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中尉的投敌分子出卖，暴露了干部身份，经受了敌人的刑讯和毒打。在押运途中，我曾几次冒险逃跑，准备一死了之，但都被同行的难友们劝阻了。与我同日被俘的两位排长（金香云、董有才）带着责备的语气对我说：“你要死，容易，可你想到我们吗？我们怎么办……”。是啊，我有责任跟大家在一起，不能只想到自己。就这样，我强忍着心灵和肉体上的创痛，踏进了美军设在釜山的战俘营大门。

1951年1月中旬到釜山，我就因双脚严重冻伤，被关进了当地的战俘“医院”。我与自己的同胞、同行的难友们分离了，茫茫前程，亲人何处？孑然一身，孤掌难鸣，我还能力他们做些什么呢？我的心被痛苦咬噬得几乎要窒息了。

当时，志愿军被俘的人员不多，军官更少，“医院”里住的多是朝鲜人民军伤病战俘。我一到“医院”，就有一些人民军战俘三三两两来到我的帐篷看望。有的可能是出于好奇，看一下就走了。有的则见面就问：“蒋介石的好？毛泽东的好？”当我回答“毛泽东好！”的时候，他们就高高地翘起拇指，露出了微笑。每当这时，一股暖流就会从我的心头涌起，使我获得莫大的安慰。

住院的第二天晚上，来了一名衣着整齐的年轻人。他先用生硬的汉语问：“……毛泽东的好？”然后用英语夹着汉语悄悄对我说：“有几位朝鲜同志知道我是军官，想跟我谈谈”。我怀疑他这身打扮，心想，这里鱼龙混杂，我可不能上坏人的圈套。于是对他笑笑，未予答话。

接连几天，一到天黑（这时看管的美军都离开战俘营），这位年轻人就把我领到他住的帐篷里去，问前方战况，问我被俘情况，还找来战俘医生替我洗伤口、换药。我向他谈了前方胜利的消息，他非常高兴。他说，他姓朴，大学生，是南朝鲜“义勇军”（人民军南进后组建的队伍）战俘，在学校里就是地下党员，现在是“医院”的英语翻译。说有几位人民军战俘中的劳动党员很想跟我见面。因为他活动比较方便，所以先让他跟我联系一下。我经过几天观察，觉得他不像坏人。心想，如果他是好人，我就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要是坏人设的圈套，那就随机应变，反正我己暴露了身份。经过考虑，我答应跟他说的那几位同志会面。

有一天晚上，我按约定时间到老朴的住处，同几位人民军被俘的同志见了面。其中一位姓金，会说流利的中国话。据他说，他曾参加过我东北民主联军，是劳动党员。、另外几位也是党员，他们已经秘密组织起来了，希望通过我这个中国军官，把“医院”里的志愿军伤病员也逐步组织起来，参加他们的活动。他们恳切的态度，使我消除了原来的怀疑，同他们愉快地交谈起来。我向他们讲了志愿军入朝必胜的信心和中朝人民的传统友谊，也表示了我与他们一起斗争的决心。谈着谈着，我们的心越来越贴近了，几双手久久地紧握在一起，激动不已。

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终于在异国他乡的战俘营里找到了同志。我们为正义的事业共同奋斗，正义的事业没有疆界！

与朝鲜“军官大队”联系成功

刚到“军官小队”，我不说不动，默默观察。慢慢地，在我周围秘密聚集了董勤荣（化名刘光），王云山等十几位同志。他们热爱祖国，痛恨敌人，都希望能有所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急切地希望与朝鲜人民军“军官大队”取得联系，以期得到他们的支援。但我们同他们的营场相距很远，怎样才能联系上呢？

正在我十分焦虑的时候，我们十几个人中间的全成铉同志告诉我，他有办法了。老全是朝鲜族人，被俘前是志愿军某部的朝语翻译。他说，他曾到附近一个“战俘门诊部”去看病、候诊时，从各战俘营前去看病的人都混杂在一起，他就曾同朝鲜“军官大队”来看病的同志有过接触。这确是建立联系的一个好办法，我与同志们商量，决定先派全成铉去“看病”，与朝鲜“军官大队”的同志挂上钩，约定日期，然后由我装病去“门诊部”与他们派去的代表正式联系。

老全很快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说，朝鲜“军官大队”的同志已经知道有个姓孙的“中国大尉”（这是朝鲜人民军对孙振冠营教导员职务的尊称—— 编者注）。他们也很想与我见面，我喜出望外。

5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我和老全同时装病到了“门诊部”。候诊的有好几十人，东一堆，西一群，有的蹲在地上下跳棋，有的晒太阳，有的聊天。押送的美国兵都远远站在铁丝网外边。老全机警地在人群中转了一圈回来，指着不远处的一个人说：“他就是。”那人也转过头来望我，我俩缓缓地挪到了一起，同时蹲下来，在地上画了一个“跳棋盘”，装作下棋的模样。通过老全的翻译，悄悄交谈起来。

我俩相互介绍了自己。他姓卢，是朝鲜“军官大队”派来同我接头的代表。我简单谈了“中国大队”的情况和希望得到支援的意愿，他也扼要介绍了人民军被俘人员的概况。说大多数朝鲜战俘营内的领导权已控制在自己人手里，并有了党的秘密组织，“军官大队”的党组织已成了各个战俘营的领导中心，当前的任务是“响应金首相号召，自己解放自己”，积极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根据前方战局胜利的情况，估计大军很快就会南下，“可能6月份就可以行动”（事后看来，当时对战局估计是过分乐观了）。他还告诉：他们已搞到了地图、指北针和少量武器，并与智异山游击队有了联系。希望中国同志作好一切准备，一旦行动起来，就积极配合。有行动，首先从“军官大队”开始，各战俘营都听从“军官大队”的指挥。

我带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回来，把这次会晤情况告诉了刘光、王云山等同志，大家都异常激动。在此之前我虽然也听到过“准备暴动”的消息，但都不如这次这么具体，这么迫在眉睫。尤其是与“军官大队”联系的成功，更使我们有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使我们感到，在我们身旁，有数万名朝鲜战友做我们的后盾，我们绝不是孤立的。

为了迎接这个梦寐以求的时刻，我们仔细观察了周围岗哨的分布、哨兵的活动规律和地形地物。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做了使用武器的分工，同时积极研究与“战士队”联系的办法。我坚定地相信，虽然当时骨干的人数并不多，但绝大多数难友内心里是热爱祖国的，决不会甘心任人宰割。一旦大军胜利南下，朝鲜同志揭竿而起，只要有少数人拼死带头，振臂一呼，就会立即汇集起一支能够战斗的队伍。

这时，张福庆（原64军某部营长）等同志也先后到达“军官小队”，参与了我们的活动。我们继续物色对象，扩大骨干队伍。正当我们紧张活动的时候，一个名叫谭××，自称是新四军老干部、老党员的人，主动来接近我，要求我们“不要抛弃他”。并说他听说朝鲜人可能举行暴动，他 “宁死也不放弃这个机会”，希望我们到时候“不要把他忘了”。尽管他伪装，手段狡猾，但由于我们有所警惕，没有中他的诡计，最后终于暴露了他丑恶的叛徒面目。通过谭××的表演，我们警觉到敌人可能已经嗅到了什么气味，马上把这一情况向朝鲜同志作了通报。他们也通报我们，他们那里也有几名被俘人员爬出铁丝网找美军去了，要我们提高警惕。

6月初的一天，我突然被叫去进行审讯。说有人报告我们要暴动，胡说什么“刘光他们已经招供”，要我承认，否则就“军法处置”，我完全相信我的战友们，知道这是拙劣的圈套。我一口咬定没有此事，并要他们找刘光等人来对质。他们作贼心虚，又拿不出证据。只得把我放回“军官小队”。

不几天，釜山的所有中朝战俘（除伤病员），全部被迁移到了釜山南边的一个荒岛—— 巨济岛。

秘密会见“劳先生”

迁到巨济岛后，全体志愿军战俘和人民军战俘中的“军官大队”被送到了编号为“72”的战俘营（即“72联队”）。我们“军官小队”被编为该“联队”的“四大队”，仍与“战士队”隔离，单独关押。

利用岛上美军对战俘营内情况还不清楚的机会，通过合法斗争手段，我与张福庆同志分别担任了“四大队”的正、副 “队长”，把原“队长”魏四喜一伙反动分子赶下了台，从“文书”、“班长”到勤杂人员全都换成了我们的人。随后，又秘密组织釜山时期的骨干，建立了党支部。

要改变我们这种孤军作战的处境，与朝鲜战友协调行动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必须重新建立与人民军“军官大队”的联系。我们利用“大队长”的身份出入“四大队”比较方便的条件，通过全成铭、张季龙两位朝鲜族同志协助，秘密进入对门的朝鲜“军官大队”。由釜山时期认识的老卢引见，会晤了他们党组织的领导人辛泰凤同志。

老辛是日寇投降后，从苏联中亚地区回到朝鲜的，曾在朝鲜领导人南日领导的教育局里工作过，职务较高。他老练、稳重、知识丰富。在相互通报了情况和分析了当前形势之后，老辛告诉我，他们认为迁到岛上之后，武装越狱暂已不可能。今后的斗争任务是同敌人针锋相对地进行政治斗争，反对政治迫害，揭露敌人暴行，团结教育战俘，保持革命气节，扩大进步力量，孤立反动分子。同时，也不排除在大军胜利南下时自己解放自己。我们商定，在今后斗争中要进一步加强联系，配合行动。在交谈中我察觉到，在他们“军官大队”的组织之上，似乎还有更高一级的领导，但我不便多问。

我向支部的同志汇报了这次会晤的经过，大家觉得今后的斗争目标更加明确了，信心也更加坚定。

6月中旬，第五次战役的志愿军被俘人员大批到达巨济岛战俘营，其中有不少曾在国民党军队服过役的官兵，成分比较复杂。我们支部加紧活动，很快就与新来的赵佐端同志（原538团政委）接上了头，在他指导下，商量了下一步斗争的具体任务和策略，与此同时，魏四喜一伙也在暗中加强了活动，网罗败类。

一天早晨，美军借故向我们对门的朝鲜“军官大队”开枪射击，造成伤亡。朝鲜“军官大队”立即宣布全体绝食，抗议美军暴行。他们手挽着手，高唱《金日成将军之歌》和《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齐声高喊革命口号，斗志昂扬，动人心魄。战俘管理当局调来大批美、伪军，气势汹汹地包围了“72联队”营场，剑拔弩张。

我们支部紧急研究，决定“四大队”也全体绝食，声援朝鲜战友，我以“大队长”身份宣布绝食的决定后，多数难友积极响应。有的向朝鲜同志挥帽、鼓掌致意，有的高喊“不要吃饭，不要丢中国人的脸！”也有少数人在坏人的煽动下吵嚷着要吃饭，企图出去抬门口的饭菜桶，被我们坚决制止了。我们的行动赢得了朝鲜战友的一片欢呼，歌声、口号声更加激越昂扬，震慑了少数败类，就在这时，魏四喜等人偷偷溜出“四大队”向美军告密，美军当局立即把我和赵佐端、张福庆、刘光等7个人扣押起来，送进了监狱。

这是中、朝被俘同志第一次公开的配合行动。其后不久，朝鲜“军官大队”就被迁离了“72联队”。我们被扣的7个人中，有6个是党员。我们建立了临时党小组，总结了前期斗争的经验教训，筹划着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同时，与前来审讯的美国人进行了面对面的舌战，揭露他们虐待战俘，纵容国民党特务胁迫战俘背叛祖国的罪行。这时，我们为被隔离监禁而焦急不安。

7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帐篷外放风时，无意中遇到了人民军“军官大队”老卢，原来他就住在隔壁的帐篷里。他瞅瞅周围动静，把我拉到背人的角落里用不纯熟的汉语轻声对我说，这里有一位“大大的领导”。约我们第二天到他们帐篷里去会面。

第二天下午，我和赵佐端悄悄地进了他们的帐篷。在帐篷中间用土堆起的“炕”中央，盘腿坐着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人。看起来个子不高，身体不胖，脸色有些苍白，但两眼却炯炯有神，在他身边，还围坐着10来位朝鲜同志。见我和老赵进去，他们都站起来表示欢迎。其中一位操着流利汉语的同志自我介绍说，他叫郑耿介，曾在中国太行山打过游击。随即又指着那位目光炯炯的中年人介绍说：“他是‘劳先生’，是战俘营里劳动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

我们和“劳先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互相热情问候。然后由老郑翻译，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两国两党和人民是最亲密的同志和战友。你们辛苦了！”“劳先生”握着我们的手诚挚地说。然后，他和我们一起坐下，侃侃地谈了起来。他从当前国际形势，谈到朝鲜战局，然后又谈到战俘营的斗争。他指出，敌人正在耍阴谋，企图胁迫战俘背叛祖国，不单是为了搜罗炮灰，更主要是为了想在政治上打击我们的党和祖国，现在敌我双方已经开始停战谈判，遣返战俘的问题也列入议程，但是敌人迫害战俘的阴谋绝不会轻易罢手。

我们的战俘营斗争的最终目标，是在时机成熟时自己解放自己，但目前条件并不具备，不能冒险行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同敌人进行政治上的斗争，用各种方式，向全世界揭露美帝虐待、杀害战俘的残暴行径和进行各种政治迫害，企图强迫扣留战俘的政治阴谋。要争取和团结更多被俘的同志参加斗争，把战俘营内的领导权掌握过来，在战俘营开辟一个“第二战场”，在政治上狠狠打击敌人……。

我们向他介绍了中国战俘营的情况。并向他表示，要向朝鲜人民军战友学习，愿意在他的统一领导下，共同开展斗争。他听了快捷他说：“不，不，中国共产党、志愿军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今后我们要加强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事后经郑耿介同志介绍，我们才知道，“劳先生”是个代号（劳动党之意），他的真名叫朴相显，是从苏联乌兹别克回到朝鲜来的，曾任劳动党黄海北道的委员长（相当于我们的省委书记），现在是“朝鲜劳动党战俘营党员总指导委员会”（代号“21Tent”，即21帐篷之意）的委员长，也就是人民军战俘营内劳动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至于他是怎么进战俘营的，老郑只是笑而不答，我们也不便多问，只觉得有点“神秘”。

这次会晤，使我和老赵都很兴奋。我们很钦佩“劳先生”的气度和见解，并从他的谈话中得到了启示。这也是我们同“21Tent”（以后我们习惯地称之为“地下党”）建立组织联系的开端。

秘密通道

为了夺取战俘营内部的领导权， 1951年10月，被囚在“72”、“86”两个联队的部分党团员和爱国的干部、战士，分别组织发起了“反迫害、争自由”（反对去台湾，坚持回祖国与政治信仰自由）的“签名运动”和“夺旗斗争”（反对悬挂台湾“国旗”）。由于美蒋特务的阴谋破坏，“夺权”未成。11月份，200多名斗争骨干先后被送到了“71联队”单独关押。在那里，我们利用自己“掌权”的条件，组织了党团支部，高举爱国大旗，集体开展了一系列反对迫害、坚持回国的公开斗争。“71联队”的人数不多，但影响却很大。它是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敌人惊呼为“死硬的共产党分子”，而难友们则把它称之为“红色根据地”和“小延安”，心向往之。

一天中午，从伙房抬饭回来的同志捎来朝鲜同志的口信，请我们一位负责人到伙房去会见一位他们的领导同志。党支部研究后，指派我在当天傍晚装作“抬饭”到了伙房。在昏暗的灯光下，早在等候的朝鲜同志兴奋地冲着我喊了一声：“孙同志！”。我仔细看去，原来是“监狱”里替“劳先生”当过汉语翻译的老郑。我们又一次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原来，他是受“劳先生”的委托，以“地下党”总委成员的身份前来同我们进行联系的，随身还带来了总委给我们的文件和慰问信。在送来的文件中，我们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知道了前方军事形势和板门店谈判情况，了解了“地下党”对当前斗争的主要意图，坚决揭露美帝所谓“自愿遣返”(即强迫扣留战俘）的政治阴谋，配合板门店我方谈判代表的正义斗争。这与我们的斗争意图完全一致。两支斗争的洪流，终于汇合到一起来了。

在这次会面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劳先生”请老郑给我们送来了一只崭新的瑞士手表。这在战俘营中可称得上是一件十分珍贵的礼物了。有了这个计时工具，给我们的生活、学习和斗争都带来了很大方便。小小的一只手表，寄托着朝鲜战友多么细腻而诚挚的兄弟情谊啊！

从这以后，我们这个“小延安”与朝鲜同志的“地下党”总委之间，经过一条秘密通道，开始建立了正常的组织联系。这条“通道”的枢纽是岛上的战俘“医院”（那里有“地下党”安排的人民军战俘医护人员当联络员），双方派人装病住院，通过“医院”交换文件。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装病住院、担任联络任务的同志（“71联队”派出去的联系人员，起初是朝鲜战友。以后由我们的李喜尔，南阳珍等同志担任），为了“造”出病来，他们有的用辣椒揉烂眼睛，有的喝酱油呛进肺部，有的自己制造外伤，把秘密文件塞进皮鞋后跟、内衣缝、绷带夹层中携带出去。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忍受肉体痛苦，一次又一次勇敢机智地完成了任务。有了这个秘密通道，我们得以经常从朝鲜同志那里获得前方战局和板门店谈判情况，经常互通情报，协调步伐，形成一条行动一致的联合战线。

关押在“71 联队”的朝鲜战友是我们的毗邻，我们相互之间更是直接配合，亲密无间。美军为了破坏我们同朝鲜战友之间的关系，一度把混在战俘中的南朝鲜反动分子迁到“71联队”内，镇压这里的朝鲜战友，并不断向我们挑衅。在一次反动分子组织的“反共示威”中，我们的同志怒不可遏，用石头袭击了他们，把他们打得狼狈不堪，从此再不敢进行挑衅。这一行动，有力地支援了“71联队”内的朝鲜战友，也使我们恢复了与“地下党”总委的联系。而当我们需要支援时，“71联队”的朝鲜战友也伸出了友谊之手。我们计划绝食，他们立即为我们准备应急的口粮；我们示威游行，他们也起来响应；我们要同“地下党”总委联系，他们为我们开辟通道……充分体现了中朝被俘人员之间的战斗友谊。

在“四八甄别”我们离开“71联队”的时候，我们向“71联队”的朝鲜战友赠送了一面自制的朝鲜人民共和国国旗。这面象征中朝被俘人员战友情谊的旗帜，后来就升挂在毗邻我们“602联队”（志愿军“回国支队”）的人民军战俘营——“604联队”，与我们升起的五星红旗交相辉映，傲然飘扬在巨济岛的上空。

扣留杜德准将迫敌签约

1952年初，我们获悉，停战谈判只剩下最后一项议程——遣返战俘。由于美方捏造“战俘不愿回到共产党统治下去生活”的弥天大谎，坚持所谓“自愿遣返”荒谬立场，使板门店谈判陷于僵局。战俘遣返成了举世瞩目、阻碍停战的突出问题。

为了给“自愿遣返”提供“根据”，美方不仅假手战俘营内特务加紧胁迫战俘“刺字”，“写血书”，制造“拒绝遣返”假象，蒙蔽世界舆论。而且公然指使战俘管理当局变本加厉虐杀坚持遣返的中朝战俘。仅1至4月份，就杀伤战俘400余名，妄图迫使战俘就范。4月份，美方又精心策划, 通过使用暴力和欺骗手段，在惨绝人襄的战俘）。连美国合众社的记者也不得不承认，“关押战俘的巨济岛变成了一个恐怖之岛”。

面对这种野蛮践踏人权、强奸战俘意志的一系列暴行，中朝被俘人员忍无可忍，决定针锋相对，加强斗争，扩大影响，向全世界揭露战俘问题的事实真相。

4月8日，美方对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了血腥“甄别”（即“四八甄别”）。5000多名热爱祖国的志愿军被俘人员冒死冲出“72”、“82”特务分子的魔掌，与来自“70”，“71”和其他战俘营的中国难友汇合，吸收各战俘营的爱国组织成员，建立了地下党组织性质的“共产主义团结会”，迅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活动。5月2日,“602联队”全体战俘宣布绝食，抗议非法“甄别”，要求惩办凶手与派战俘代表去板门店陈述战俘营真实情况。

在此之前，我们接到朝鲜“地下党”总委来信，除通报当前斗争部署外，还提到他们将要搞一次“重大行动”，要求我们配合。希望我们在与管理当局谈判时，一定要战俘营总管杜德准将亲自出面，并把谈判经过通报给他们。

5月3日下午，在我们的坚持下，杜德准将亲自来到“602联队”大门口，与我们代表隔着铁丝网进行谈判，最后他不得不答应替我们转交致板门店谈判代表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函件，以及继续寻找死难烈士遗骸等要求。当时我是由“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指定的代表，张泽石同志任翻译。在谈判时，杜德漫不经心，最后还显出一副唯有他“出马”才能“解决问题”的自得神情。我们迅速将同杜德谈判的经过情况，通报给了朝鲜“地下党”总委。

5月7日，杜德到朝鲜人民军战俘营的“76联队”门口，以同我们谈判的方式与人民军战俘进行谈判，被人民军战俘出其不意抓进了“76联队”营场，当了“俘虏的俘虏”，被迫同意与朝中战俘就有关强迫扣留战俘等问题进行谈判。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杜德事件”。

杜德被扣后，美方同意我“602联队”中国战俘营派代表参加谈判。“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决定派我和张泽石（通晓英语）、傅稚衡(即黎子颖，精通文墨）、柳一（朝语翻译）4人，代表志愿军被俘人员前去“76联队”参加与杜德的谈判斗争，当天晚上，“劳先生”与我们见了面，互致问候和祝贺后，他把我单独留下，领到一个地下室，参加了他们正在召开的总委会议，担任翻译的仍是老郑同志。

由于“地下党”总委成员平时分散在各战俘营，这次才得以以战俘代表的身份进入“76”营地全部会齐。“劳先生”与部分总委成员平时就关押在“76联队”，扣留杜德的行动，就是以他为主，精心策划组织成功的。所以他利用这个机会，召开这一次全体会议，统一认识，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由于有我参加，“劳先生”礼貌地把这次会议称之为“有中国（党员）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

会议进行中，“劳先生”利用中间休息接见我及同行的中国同志，扼要地向我们介绍了这次行动的筹划经过和目的，并郑重地对我说：“感谢中国同志的密切配合，使我们顺利地抓住了杜德……。”我这才明白，他们要我们详细通报同杜德谈判的经过，就是为了组织这次“重大事件”。我向朝鲜战友表示祝贺，并代表全体志愿军被俘同志表示向他们学习。“劳先生”谦虚他说：“不，这是我们的共同胜利。中国同志的斗争艰苦，我们要向中国同志学习。”

当时会上讨论的主要是三个问题：一是与杜德谈判的具体内容（条件) ;二是在什么情况下释放杜德；三是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对策。大家一致同意“劳先生”的方案，向杜德提出的条件（大意）是：一、停止虐杀战俘；二、停止为“自愿遣返”所做的一切；三、成立“朝中战俘代表团”，承认其合法性和保证其经常活动。对释放杜德的时机，必须在杜德承诺了这些条件之后。他示意老郑，要我表示意见。

我发言的大意是：同意谈判的三项条件，但建议：可否加上“甄别非法”这一条。因为“甄别”是美帝制造“自愿遣返”的重要根据，应该突出一下。关于动武时对杜德的处置，我同意保护杜德的安全，千方百计把他隐蔽起来。只要杜德在我们手里，我们就有主动权！在我发言时，“劳先生”一直微笑、点头。我说完意见，有的同志认为“甄别非法”这一条已包含在原来提出的三条中了，不必重复。最后，“劳先生”总结发言，同意我的意见，决定把“甄别非法”单列一条。并说：“老孙同志对在动武时如何处置杜德的意见是正确的。”

在“朝中战俘代表团”成立大会上，我被选为副团长（团长是朝鲜同志李学九，原师参谋长）。我想，这也不是意味着我有什么“水平”，而是出于朝鲜战友对我们志愿军被俘同志不屈斗争的尊重。在这三天里，中朝被俘人员代表同杜德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白天开代表会控诉揭露，晚上开总委会及时研究。当东京美军总部任命柯尔逊准将接替杜德职务之后，总委又指示代表团，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对策，对内（杜德）对外（柯尔逊）同时进行谈判，终于迫敌在“四项要求”的协议书上签了字。保证不再虐杀战俘，不再进行“甄别”，不搞“自愿遣返”，承认朝中战俘代表团的合法性。

5月10日，杜德被释放。

这是中朝被俘同志联合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它震动了全世界，彻底揭露了美军迫害战俘、阻挠停战的野蛮罪行和险恶用心。

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搏斗

杜德刚刚获释，华盛顿的“人权卫士”们就迫不及待地重新举起屠刀，对中朝被俘人员进行了报复，一个更为凶残的刽于手——波特纳准将，被任命为战俘营的“总管”。

波特纳一上任，就立即撕毁协议，背弃诺言，把参加杜德事件谈判的中朝战俘代表全部扣押在“76联队”，不准返回各自的战俘营。同时杀气腾腾地叫嚣：美军有权对战俘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持”战俘营的“秩序”。

黑云压城，山雨欲来。形势越来越严峻。

设在“76联队”的“地下党”总委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我也参加了会议，商议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敌人完全有可能进行武力报复，而且很可能会拿“76”开刀。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进一步暴露他们的残暴本质，显示我们热爱祖国的坚定信念，有必要在“76”组织自卫行动，进行武装抗暴，即使酿成流血事件，也在所不惜。但为避免敌人制造大规模屠杀战俘的口实，必须防止盲动，在达到预期目的后，就适可而止。

“76”全体朝鲜战友热烈响应“地下党”总委号召，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了突击队，准备了自卫武器（防毒口罩，汽油瓶，用汽油桶上割下的铁皮绑在帐篷杆子上制成“长矛”），并在各个帐篷内挖了避弹的堑壕。我们4名被扣留在“76”的志愿军战俘代表，也积极投入了这一行动。

6月10日清晨。东方刚刚发白，数十辆坦克、装甲车，数千名士兵，团团包围了“76”号营场。波特纳全副武装，亲自临阵，指挥督战。隆隆作响的坦克、装甲车一齐把炮口指向营内，头戴钢盔和防毒面具的士兵个个刺刀出鞘，面向营场，准备冲击。

“76”营场内的同志们也紧急行动起来，按照事先部署，作好一切应战准备。

8时正。“砰——！”一声凄厉的枪声，划破了长空的寂静。霎时，大门正面和两侧的坦克，装甲车猛然起动，压垮铁丝网，冲入营场。步兵群也以战斗队形紧跟其后，蜂拥而入。火焰喷射器烧着了帐篷，机、步枪疯狂扫射，手榴弹、毒气弹四处投掷。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黄绿色的毒气弥漫了整个“76”营场。

“满赛（万岁）！”“满赛（万岁）！”一批批人民军的突击队员手持长矛，高声呐喊着冲出了堑壕。他们奋不顾身地迎上前去，用长矛同敌人拼刺，把燃烧瓶投向坦克、装甲车，用血肉之躯，阻挡敌人前进。在那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同时响起了雄壮的《人民军军歌》和《国际歌》声。“前进！人民军队勇敢的战士们………‘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歌声伴随着密集的枪炮声，从“76”营场上空直冲云霄。

整个“76”营场烈火熊熊，浓烟冲天，许多帐篷被烧毁了，几辆坦克被击中起火，在人群中打转。奋勇拼搏的突击队员和从燃烧的帐篷中冲出来的难友们，一个接一个倒在鲜红的血泊之中，鲜血汩汩流淌，渗入了生养他们的祖国土地。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搏斗。

这是一场人类为了争取生存权利而同吃人野兽所进行的搏斗。

朝鲜人民经历的苦难太多，太重了！他们再也容忍不了侵略者的蹂躏，他们正在为民族的解放，祖国的尊严和自身的权利而进行着一场殊死的、力量悬殊的战斗。

被朝鲜同志拼命拉进掩蔽壕内的我、张泽石和黎子颖，再也忍受不住了。我们准备冲出壕去，与朝鲜战友们一起战斗。可是，负责保护我们的朝鲜战友紧紧地拉住了我们，关切地恳求我们说：“我们有命令，要保护好你们几位中国同志。你们万一出事，我们可不好交代啊！”

许久许久，枪声和呐喊声渐渐停息下来。我们被搜索的美军士兵从掩蔽壕里拖出来。押到营场中央的广场上，同被搜索出来的朝鲜同志集中到了一起。

这时，整个“76”营地几乎已经成了一片焦土。大多数帐篷已经倒塌，有的还在燃烧，有的已成灰烬，满地都是弹壳、弹皮和散乱的杂物；牺牲的战友东一个西一个地倒在地上，到处都渗透着红褐色的血迹。浓烈的硝烟味、毒气味、汽油味刺入鼻孔……。

几辆美军坦克在燃烧。一些佩戴红十字臂章的卫生兵正在忙乱地抬走受伤的美军士兵。

据美方事后公布，在这场屠杀与反屠杀斗争中，被俘人员死伤150多名，这显然是谎言，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按照朝鲜战友事后调查，死伤人员在500人以上。但是，参与暴行的美军，也付出了代价。

这一天，曾在“76”营地的朝中战俘代表团所有代表都被送进了设在巨济岛的美军“最高监狱”。我和张泽石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志愿军战俘营，被关押在巨济岛上，直至遣返归来。

“76”营地的血迹未干，10月下旬，我们在巨济岛上又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10月1日，迁往济州岛的原“602联队”志愿军被俘人员，又一次遭到了敌人的残酷屠杀[2],那里的难友们又进行了一场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流血斗争。10月1日清晨，志愿军所在的战俘营为了庆祝祖国国庆，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敌人调来十几辆坦克与上千名步兵，强迫难友们降旗，被严词拒绝，早有预谋的敌人又一次兽性大发，用密集火力向战俘营疯狂射击，并冲进战俘营企图夺旗。赤手空拳的我志愿军被俘战友立即用石头和其他自卫工具奋勇还击，迎着敌人的火力抢回了国旗。他们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回答了敌人的凶恶和残暴。在这场斗争中，有56位战友壮烈牺牲，109人光荣负伤。又是一笔血债！

巨济岛——济州岛，中朝两国被俘的战友虽然被迫分离了，但依然是配合默契，心连着心。为了世界和平，为了祖国尊严，为了争取返回各自祖国的权利，血染黄沙，共同谱写了壮烈的历史诗篇。

依依惜别战友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终于签字了，双方遣返战俘的工作接着开始。可是，我们这批“战俘”却被继续扣押着不予遣返。经过板门店我方谈判代表的多次严正抗议，揭露和公布我们的名单，美方才不得不在9月6日一一、遣返工作的最后一天，把我们遣返回来。

当离开“战俘”营，与朝鲜战友们握别的时候，在我们兴奋欢悦的心情中，同时充满了难分难舍，依依惜别的感情。十几个月的朝夕相处和特殊的斗争生活，使我们结下了亲如手足的生死情谊。每个人都含着热泪，作了最后一次拥抱。感情丰富的泽石与一位年长的朝鲜战友“朴老汉”，竟抱在一起失声痛哭起来。是啊，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这种在苦难与斗争中孕育起来的战友之情更为珍贵的呢？我们分离了，但是，我们的心将永远跳动在一起。

回来后没几天，在开城驻地，我和泽石（可能还有赵佐端、魏林、杜岗同志）接到一个通知，要我们立即到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的驻地去会见一位朝鲜同志。

踏进代表团驻地一个院子的大门，我一眼看到一位穿着灰色毛料列宁服的同志正在凝神注视着我们，啊，是“劳先生”——久违了的朴相显同志。顾不得什么礼仪，也顾不得周围同志会“笑话”，我们互相奔跑到一起，紧紧地、紧紧地拥抱起来。滚滚流淌的泪水，打湿了对方的脸颊和衣襟。来不及寒暄和问候，我们只是互相轻轻拍打着彼此的肩背，便咽着松开双臂，泪眼蒙胧地对视一下，又重新拥抱在一起……。

代表团首长为朴相显同志举行了便宴。我们高举酒杯，为胜利，为重逢而互相祝酒。在胜利的喜悦中，回忆了在战俘营并肩战斗的艰难历程，怀念着未能再次见面的战友，衷心地感谢党和祖国对我们的关怀。

“劳先生”要回去了，我们走到他的座车旁，紧紧握手，互道珍重。吉普车载着他的背影在扬起的尘土中渐渐地远去，树头的扩音器上传来了《人民军进行曲》的军乐声，雄壮激昂的旋律，把我的记忆带回了我们曾经战斗过的“死亡之岛”——巨济岛上，那里，也曾经回响过《人民军进行曲》、《解放军进行曲》的歌声，回响过《金日成将军之歌》，《东方红》……的歌声。那是千万名面对屠刀的中朝被俘人员从心坎里迸发出来的希望之歌，战斗之歌，而更加激励斗志、鼓舞人心的，是那悲壮雄浑的时代最强音：“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歌声，将永远回响在我的心际。

注：

[1]孙振冠，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县横河乡(现属宁波市北仑区)人，1928年出生，少年时就读于家乡横河公德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曾跟随“公德”教师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42年秋投考入我党掌控的凤湖中学初二，1943年秋凤湖中学遭受日伪军逼迫撤离后，已是初三的他继续在流动训练班接受培训，并入党；训练班结业后被又安排到山南凤中去读书，做学生工作；1944年6月在四明山新四军浙东纵队入伍，曾在“战斗报”社工作。

1945年秋随部队北撤转战苏、鲁、豫、皖等地，参加泰安、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并警备大上海，期间历任华野1纵3旅（后为20军60师）组织科干事、178团政治指导员。1950年秋随志愿军60师入朝，调任180团3营教导员，咸镜南道战役（即二次战役），猝不及防中被俘。在战俘营中坚贞不屈，领导志愿军战俘与美军作斗争，并被朝、中17个战俘营推选为代表团副团长，同美军杜德准将谈判，迫使其签署“四项协议”，为以后的战俘遣返工作做出重要贡献，1953年秋，赤子终于回归祖国。“文革”中遭受诬陷和打击，“四人帮”被粉碎后，获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和工作，1989年在吉林省环保局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2000年4月14日因病去世。

[2]国际法有关战俘待遇的规定：

战俘是战争或武装冲突中落于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交战者。合法交战者参加战斗，不是以个人身份，而是以武装部队成员的身份。交战者是指交战双方的武装部队，包括正规军和非正规军。正规军是该交战国的正规武装部队，非正规军是交战国的人民自发组织和直接参加战斗的武装力量。

194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对战俘待遇作了规定，其主要内容是：

对战俘不得加以惩罚、虐待和杀害，应根据战争法给予适当的待遇，战俘的自用物品，除武器、军事装备和军事文件外，仍归他个人所有；战俘只能拘禁，不得监禁；战俘的饮食、衣服、住宿及医疗照顾等应得到保障；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释放和遣返。

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期间，以所谓的“自愿遣返”扣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被俘人员，甚至任意虐待和残杀被俘人员，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和赤裸裸的破坏。

附录： 徐放谈孙振冠

孙振冠，1928年出生于浙江镇海县，是凤湖中学三年级学生，1943年入党、入伍，曾在浙东纵队政治部战斗报社工作，历任组织科干事、178团政治指导员，入朝前调180团3营任教导员。由于他年龄小，军装整齐，大家戏称他“小老兵”。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东线战场， 180团3营七个班担负阻击美三师增援，在真兴里、门岘、后堡庄两侧1081高地一带设防。激战三天，因战伤冻伤只剩二、三十人，仍坚持抗击，真兴里美三师未能前进一步，9日，美陆战一师由黄草岭南逃。在陆一师、美三师合击下，守备1081高地的180团3营两个班在饥寒交迫、弹药耗尽后壮烈牺牲， 1081高地失守。孙振冠教导员不明了情况，带了通信员越过公路向3营两个班阵地走去时，遇上了敌人，被美军俘去。

孙振冠与几位忠贞的党员干部组织起秘密党支部，组织志愿军被俘人员与敌人进行公开或隐蔽的斗争。孙振冠被17个战俘营选为代表团副团长（团长是朝鲜人民军某师参谋长李学九）。他们组织战俘营悬挂五星红旗，抗议美军虐待战俘，要求和战俘营总管美军杜德准将“谈判”。杜德到战俘营和代表谈判时，代表们把杜德准将扣留起来，一面组织战俘代表控诉美军的罪行，一面要求杜德签署四项协议，在美军罪行事实面前，杜德准将被迫签了字。四项条件如下：

（一）停止美军野蛮暴行，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保障战俘的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

（二）停止暴力威胁下的非法“甄别”，宣布“甄别”无效。

（三）不得以自愿遣返的名义强迫扣留战俘。

（四）承认朝中战俘代表的合法性，并给予活动的便利。

杜德准将被扣和签署的四项协议，朝中战俘代表团团长李学九、副团长孙振冠名字，当时的《人民日报》、中外各大报都以新闻登出。美军对孙振冠等采取特别关押，不让遣返。我停战谈判代表向美方提出抗议并指名要求，美军不得不遣返。

孙振冠因患肺癌于2000年4月14日去世。他的病和死充满了哀荣。孙振冠在病中和逝世后，吉林省长春市《新文化报》从3月20日至4月17日连续报导了他的情况。在病危之际，他要求能穿上当时志愿军的服装，东北一些志愿军老人送去的衣服不合适，后来长影制片厂的道具厂带了几套志愿军军装送到医院，孙挑了一种合适的式样后，道具厂立即给他量了身材，专门给他做了一套新的送给他(2)。开追悼会时，吉林省省长等领导亲自去参加。有一副挽联：“德志配英才，仰不愧天，俯不愧地；精魂照万古，生而为英，死而为灵。”他曾经出过：《一个志愿军的经历》一书，上海东方电视台曾播出一部电视专题片《忠贞》，一一介绍过他们的事迹，可以说，他是志愿军部队另一条战线上的英雄。

注：

徐放，原任新四军浙东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60师178团政委。离休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舟嵊要塞副政委，曾为江苏省军区顾问。

这里还有一段详细情节（王泰栋，宁波电视台原总编室副主任）：

孙振冠患肺癌已晚期，住进长春医大一院老干部病房507室。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只有两个愿望：他拿出50年代的一迭剪报，用枯瘦的手指一遍一遍地抚摸着已经泛黄的报纸，久久地思念着和他一同患难的战友，特别是那些永远长眠在朝鲜黄土下的伙伴……。

他的第一个愿望希望埋在异国他乡的战友们的尸骨能回到祖国。再一个愿望是在离开人世的那一天，穿上久违的志愿军的军装，他埂咽他说：“这一辈子我只穿过一件志愿军军装，在战场上它沾满了战友们的血，进战俘营前被炸弹炸开了花，如果能在离开人世时再穿上志愿军的军装，我就死而无憾了！”长春市《新文化报》的记者知道了这位志愿军老战士的心愿后，就通过报纸刊出了：“请关注这样一位老战士，请关注他最后的心愿，他的身上凝固着一段历史和光荣……。”

这一消息刊登出后，老战士的心愿真的牵动了众人的心，给报社和给孙振冠的电话络绎不绝。

长春市民武先生的老父亲也是位志愿军老战士，己离世多年，但武先生一直珍藏着父亲的一套旧军装，“愿意提供出来，帮助孙老实现他最后的意愿。”

还有一位71岁的长春市民温老先生，他参加过抗美援朝。他顶着大风，步行了一个小时，来到报社，摸出了保存近半个世纪的一张照片，那是他年轻时穿着志愿军军装摄下的，他希望能为制造军服的厂家提供参考样式。

孙振冠已失散30多年的几位老同事也给报社打来了电话，请报社转告他们的思念之情……。

77岁的苏继明老人，是47军139师83团2营迫击炮连的指导员，他把从朝鲜战场上背回来的军装带到507病房，把军装送到孙振冠的手中，说：“老战友，我来看你来啦！”孙振冠禁不住两行热泪籁籁而下，滚落到怀中那套带着朝鲜战场上泥土和硝烟的军装上，50年前曾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50年后因“军装心愿”而相逢的老战友紧紧握手、拥抱。

长影服装厂的负责人和著名服装设计师李敬平，通过报纸知道孙振冠的心愿，决定实现老孙的愿望，免费为老孙定做一套志愿军军服。他们赶到医院，给老孙量尺寸，选布料……。

3月29日这一天，孙振冠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特别兴奋，隔一会儿问：“现在几点钟啦？”因为孙振冠多么想马上看到远道而来的两位战友，一位是丹东的赵佐端；一位是本溪的顾则圣，当年他们3人在朝鲜战场上一起洒过热血，在美军战俘营里一起受过折磨，战俘营里的志愿军6000多名被俘人员是在他们3人秘密成立的地下党支部领导下与敌人斗智斗勇的。

他们终于又见面了，他们共同回忆《十月一日红旗》歌，孙振冠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歌词：十月一日的红旗，高空飘扬，我们的鲜血，写下了美帝的血腥罪状……十月一日的红旗，高空飘扬，英勇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上……。

孙振冠说：“1952年4月8日，在巨济岛602战俘营里，升起了一红旗，我们每天都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将国旗升起，6月2日上午，趁我方被俘人员吃饭时，3个连的美军拥着坦克，冲进铁丝网，将国旗抢走了。我们向美方提出抗议，美方不得不答应可以在节日准许悬挂国旗。

“1952年10月1日7时，各营房分别举行了仪式，10面鲜红的国旗同时升起。美军开来了10辆坦克和一营军队，美军上尉掏出手枪，威胁说：‘你们不怕死？’我们怒吼：‘我们不怕死！’我们一齐护在国旗周围，以便迅速降下国旗藏起来。就在这一天，有56位同志为保护国旗而牺牲， 109人负伤。我们所有被俘人员都穿上白衣，开追悼会，在铁丝网内游行示威，高唱《十月一日红旗》歌。”

3月31日下午，长影厂服装厂徐厂长将一套刚刚制作完成的志愿军军装交到孙振冠手中，老孙的眼泪夺眶而出，他手捧军装，颤抖地抚摸着每一颗纽扣，抚摸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符号，他的夫人帮他穿好， 他缓缓地系好纽扣，双手认真地整了整军帽，对老伴说：“扶我一把，让我立正”，他用尽全力挺起胸，昂起头，目视远方，然后举起右手，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

老孙说了最后一段话：“我仿佛回到了1944年，我15岁参军的那一天，第一次穿上新四军的军装……50年后，当我即将离开世界，再次穿上为之战斗而又久违了的志愿军军装时，我真是百感交集，战场上的硝烟弥漫，战友的音容笑貌，战俘营的酷刑和斗争，归国时的欣喜若狂和以后的坎坷遭遇……我感到很欣慰。能亲眼看到祖国强盛的今天，能亲身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和温暖。我离开人世后，我可以向九泉之下的战友们汇报了，咱们的血没有白流……。”

最后的一个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