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外蒙古已经从中国独立出去几十年了，但在我国仍有相当多的人拥有“海棠叶情结”，他们对于中国的版图从“海棠叶”变成了“大公鸡”耿耿于怀，认为外蒙古的独立是一件极大的憾事，更认为总有一天我们要“收复”外蒙古，让中国的版图重新变回一片海棠叶。

不过，其实也并非所有人都反对外蒙古的独立的，我国现代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就支持外蒙古的独立，甚至还曾为此专门写过论述的文章。

为什么郭沫若会持有这种立场？他这么说又有道理吗？

· 悲伤时刻：外蒙古独立

我们现在所说的外蒙古包括现在的蒙古国和俄罗斯图瓦共和国，这片广袤的土地曾经属于中国，但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外蒙古就在沙俄的支持下宣布“独立”。沙俄一直对外蒙古多有觊觎，自从沙俄取得了恰克图和外蒙古地区的通商贸易特权后，沙俄更是将外蒙古视作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早在1854年，沙俄的东西伯利亚总督就曾表示，就算中国发生政变，沙俄也不能允许中国新政府将权力扩张到蒙古。

只是当时外蒙古还没有真正实现独立，就算在《中俄蒙协约》之后，外蒙古也不过是进行“自治”。外蒙古只是宣布“自治”这相对于直接独立还让人比较容易接受，此事虽然在国内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可当时国内时局混乱，似乎大家也无力顾及外蒙古，但“自治”也不过是一个开始。

1924年，在苏联和第三国际的支持下，蒙古人民党宣布废除当时所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并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乌兰巴托。而且，蒙古还宣布从中国独立，并允许苏联在蒙古驻军。

当时中国还处于北洋政府时期，北洋政府并不愿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当然当时连英国、美国等主要国家都没有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只不过，当时的中国内外交困、自顾不暇，虽然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但也无暇顾及此事，只能放任外蒙古实行苏联式的政治制度、接受苏联的支持。

到了二战末期，英美两国为了拉拢苏联，与苏联签订了涉及我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雅尔塔协定》，其中明确表示要“维持外蒙古的现状”，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美英也支持了外蒙古的独立。

1946年，蒋介石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自此外蒙古彻底从中国独立了出去，也成为了中国人长久的憾事。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此事都感到十分愤怒，毕竟外蒙古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就这样让它从中国独立出去，怎么能让人不感到气愤？

而且，假如没有蒋介石承认外蒙古的独立，那么恐怕我们还有收回外蒙古的可能性，但现在很多人的“海棠叶情结”恐怕也只是一个梦想了。

只是在众多愤怒的中国人当中，也不乏支持外蒙古独立的人，其中最为著名的支持者，恐怕就是郭沫若了。

· 郭沫若支持外蒙古独立

郭沫若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历史学家，当然他也是一个政治家，他曾经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等职务。

很多人对郭沫若的才华十分仰慕，不过可能很少人知道，郭沫若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支持甚至赞扬外蒙古的独立。郭沫若的这些观点都写在了《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等文章中，其中所言与大众的认知恐怕有很大差距。

与普通人所认为的，外蒙古这么大一片土地在中国“待得好好的”，说独立就独立了，郭沫若认为，这是“反动分子”在煽动“大汉族主义”的感情。他认为，外蒙古并不是“待得好好的”，也不是“说独立就独立了”，他纵观外蒙古的历史，认为外蒙人民建立一个“自主”的、人民的国家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外蒙古本来就“不属于中国”。

郭沫若认为，是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攻入外蒙，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对外蒙人民进行压迫，而后中国人又不能带给他们福利，这本来就是中国人的错，外蒙人民要求“脱离中国”是“正当”的，也是应该的。他甚至表示，谁不同意外蒙古的独立，那就是“大汉族主义”在作怪，我们应该抛弃“大汉族主义”，支持外蒙人民的独立。

此外，郭沫若还表示，中国人自己都在还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根本无法自保，更应该允许外蒙古独立，因为我们不能强迫外蒙人民给我们“殉葬”。

可问题在于，自从唐朝开始，外蒙古这一大片土地，就属于我国的领土，只有明朝时期我们没有统治过这片土地，可到了清朝和民国时我们又再度统治了那片广袤的土地，大家都承认外蒙古是属于我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议的。

郭沫若说是“中国侵略者攻入外蒙”，可分明是外蒙古先要求独立，我们才会派兵去“镇压”，这又怎么能说得上是“侵略”呢？

不仅如此，郭沫若还表示，外蒙人民争取独立是“有觉悟”的表现。郭沫若指出，在受到压迫的情况下，只要“稍微有点觉悟”的人，就知道要“求解放”，外蒙人民“求解放”得比我们更早，比我们更加“争气”。

郭沫若进一步表示，正是因为外蒙人民“头脑比我们更清醒”，才会“抢先”和社会主义苏联“做朋友”，比我们更早地获得苏联的帮助、更早地取得解放。而且，郭沫若表示，外蒙人民脱离了中国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邻邦”，而且外蒙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加幸福了，我们就不应该“执着于”宗主国、藩属国这样的落后观念，反而应该“祝福”外蒙人民。

郭沫若还提到了一点，认为这点可以反映出外蒙人民的风度，因为外蒙代表团在拥护世界和平大会上表示，日本称霸远东地区的时候，他们感到非常不安，而民主的中国当上了“东方盟主”，就让他们放心了。

最后，郭沫若得出结论称，我们不仅要“支持”外蒙古的独立，还要反过来向外蒙人民“告罪”、致敬和学习。

· 囿于历史的无奈

郭沫若的这些论述其实到了今天我们恐怕也是很难理解的，毕竟现在的我们也依旧觉得外蒙古从我们的领土变成了“邻邦”并不是什么好事，更别提要向外蒙人民“告罪”了。

但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跳出时代的因素去看待这件事，因为郭沫若当时发表这些“高论”恐怕也有历史无奈的因素存在。

因为郭沫若虽然是在1949年发表这篇文章的，但当时新中国尚未成立，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郭沫若才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根据这种背景来看，与其说郭沫若支持的“外蒙古独立”，不如说他是在“讨好苏联”。

而且，当时民国政府已经承认了外蒙古独立，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已经是一种“既成事实”了，我们无力改变，反而当时的我们还需要苏联的帮助。

虽然当时新中国尚未成立，但大家都知道，1949年8月时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大局已定”，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我们当然不能“得罪”苏联这个老大哥。

一方面，虽然“大局已定”，但国民党蒋介石仗着美国撑腰随时想要“反攻大陆”，新中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解放，还有很多国民党特务和土匪武装没有收编完成；另外一方面，经过长期战争之后，中国是百废待兴，整个工业体系都要从头建立，我们的国力实在是太弱小，要做的事情也实在是太多，在那个时候，为了已经独立的外蒙古去“得罪”苏联，着实不是什么好事，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苏联确实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尽管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但两国曾经携手、共同奋斗是事实，我们曾将苏联认作是“老师”也是事实，由此来看，暂时放下“外蒙古独立”这个既成事实，对我们的益处反而更多一些。

当然，郭沫若的文章也是太过于吹捧外蒙古、夸赞苏联了。毕竟，外蒙古独立已经是既成事实了，非要说外蒙古是“反对压迫”“争取解放”也就罢了，倒也没必要将当时的中国骂得一文不值，更不用将“殖民者”的帽子扣在中国人的头上。

而且，我们都允许外蒙古独立了，外蒙人民见到我们说几句好听话似乎也是应该的，只是这到底是不是出于他们的真心，就不好说了，毕竟现在的蒙古与我们的关系也很一般。

实际上，等到新中国的各方面相对稳定之后，我们也曾两度与苏联商讨收回外蒙古的事情，但苏联怎么可能把“到嘴的肥肉”吐出来？最后这件事情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