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3日，在华中根据地的刘少奇接到中央命令，要求他赴延安参加七大。
从这天开始，刘少奇便开始为回延安的事情筹备，一直到1942年3月19日才正式出发，不过沿途危险重重，刘少奇从三月中旬出发，一直到这年12月底才到延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三月下旬到鲁南根据地，到九月才动身，在山东根据地就呆了半年多时间。
名义上刘少奇是北上途中路过山东，实际上是肩负中央交付的任务，对山东的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1942年4月10日，刘少奇抵达沂蒙山区后，便马不停蹄的展开工作，先后找朱瑞、罗荣桓、黎玉等山东党政军领导人谈话，后来刘少奇在给中央的电文中，明确指出了山东领导班子存在的主要问题：
“山东分局主要负责同志应对在执行中央政策、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和锄奸政策等方面负有领导不力的责任。”
刘少奇在电文中用了“领导不力”四个字，但实际上更深入的问题是，当时山东领导班子成员不能够团结的问题。
一1938年初，毛主席考虑派部队到山东去，发展敌后根据地。
毛主席之所以考虑发展山东，主要是针对当时抗日的形势。
抗战初期，随着国民党军正面战场逐渐败退，如何与日军周旋成为我军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毛主席当时给出的意见是，到敌人纵深去发展。
日军虽然强，但有一点，就是他们兵力少，侵入中国后，他们只能在沿铁路线、公路线等各个据点盘踞，而广大的纵深就给了八路军、新四军很大的发挥空间。
当时在沦陷区的间隙，日军无法分兵占据，只能出重金收买伪顽匪，这些伪顽匪对当地老百姓盘剥，老百姓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毛主席坚信，只要八路军能深入敌后发展，必然能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为部队的发展迎来新的机遇。
八路军115师分兵后，聂荣臻围绕五台山为中心，发展了晋察冀根据地，而师部率115师主力挺进晋南。开辟了吕梁抗日根据地。刘邓首长率领129师也开辟了晋冀鲁豫解放区，贺龙率领120师挺进晋西北地区。
不过，毛主席认为，这还远远不够，并把目光注意到了太行山以东。
抗战爆发后，山东沦陷是比较早的，这源于负责国民党山东军事的韩复榘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逃，山东沦陷后，当地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后来发展起来数股抗日武装。黎玉根据中央指示，将在山东的抗日武装统一改称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支队。
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在七七事变后，多次在山东领导起义，尽管态势不错，但黎玉本人不通军事，为此曾数次请求中央派得力的军事干部到山东。
1938年4月，黎玉动身赴延安并见到了毛主席，并向中央诉苦，毛主席当即决定，派一部分干部和部队进入山东，并且还对黎玉说：
“以后给你们调派一个有名的红军将领，再派一支主力部队去，他们就不敢再叫你‘土八路’了。”
在原定方案中，原本是派罗炳辉到山东，但他在新四军的工作走不开，后来才作罢。
从延安被派到山东的郭洪涛出任了省委书记兼军事部长，等于说一体负责了山东党政军工作、
二1938年11月，罗荣桓、陈光根据中央指示，率领115师主力开赴山东，这么一来，就等于山东拥有八路军两支部队。
山东的抗日形势，在拥有了八路军两股力量后，顿时发展起来。
可也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1938年12月，在中央批准下，原来在山东的数股游击支队合并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从延安到山东的干部张经武任司令员、黎玉任政委。
在当时来看，八路军山东纵队与115师是属于平行关系，都受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可这么一来，打起仗来，到底谁听谁的就成了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当时山东也有两套平行的领导机构。
1938年5月，郭洪涛率领一部分军政干部到山东后，同年11月，在中央命令下，原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郭洪涛、徐向前、朱瑞、罗荣桓、黎玉、张经武、陈光、彭雪枫为委员，郭洪涛任书记。
可到了1939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以朱瑞为书记，以徐、郭、陈、罗、黎等为委员。
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属于平行领导机构，谁也领导不了谁，所以也就有了两个一把手，郭洪涛、朱瑞。
不过，也因为处于战争年代，军事上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他作用。
随着几仗打下来，徐向前反而渐渐成为了核心人物。
到1939年下半年，中央决定统一山东的党政军领导关系，决定把郭洪涛调回延安，让朱瑞出任山东分局书记，事实上等于山东形成了以朱瑞为核心的党政军领导机构，徐向前主要负责军事。
在徐向前、朱瑞建议下，在山东的八路军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第一纵队指挥机构与山东纵队合并，对内仍然保留山东纵队番号。
本来按照这个逻辑，山东的党政军关系已经捋顺，可不料后来又出了意外。
1940年6月，徐向前奉令回延安，参加即将召开的七大（后来因故延期），不料徐向前在延安期间，一次送别一批到山东的干部时，不慎被马踢伤，加上延安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徐向前的病没能得到好的治疗，反而缠绵病榻。
这么一来，也导致了原来山东党政军合一的情形也有了改变。
原定的计划中，是徐向前负责山东的军事工作，为此还成立了八路军第一纵队，当然115师和山东纵队番号都没有取消，徐向前还要出任115师师长。
徐向前走后，实际上无人能领导八路军第一纵队，导致第一纵队的番号基本上是名存实亡，后来就取消了，山东的八路军还是分为115师和山东纵队两股。
毫无疑问，在徐向前离开以后，朱瑞作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和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就肩负起了统一党政军领导的指挥。
对于在山东的八路军的指挥，中央有明确指示，要罗荣桓、陈光来负责。
1940年8月8日，中央致电八路军总部（当时称十八集团军总部）：
“分局、山纵、一一五师师部都应当靠拢，统一领导，一一五师有帮助山纵正规化之责任，陈、罗参加分局为委员，实际上统一军事领导。朱瑞多负分局责任，统一党政军的领导。”
这么一来也造成个困难。
朱瑞作为山东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让他肩负军事指挥职责有困难，而陈光、罗荣桓也很难指挥山东纵队，因为他们不是山东党的主要领导。
逐渐的演变成朱瑞与罗瑞卿的分歧。
三朱瑞在性格上很强势，换言之脾气也大，作为山东组织上的主要负责人，本应该很好的调和各方面关系，可他在这方面却没能尽到职责。
1940年8月，已经编入八路军的天宝山大队大队长廉德山叛变，将八路军一个侦察班和师政治部几位民运干部扣押在山寨内。
考虑到事态恶劣，陈光、罗荣桓指挥115师迅速出动，于9月2日发起进攻，不过因叛匪所在的天宝山险峰南大顶易守难攻，八路军几次进攻，伤亡都很大。
不过，廉德山毕竟只是一股土匪，不是我正规军的对手，最终南大顶还是被我军攻克。
也因进攻南大顶激起了八路军指战员的怨气，罗荣桓担心部队违反纪律，特意派了政治部的两位科长带了几个干部到前线去。
可没想到的是，派去的干部不仅没有制止违反纪律的情况，甚至自身也违反纪律，还出现了枪杀俘虏的情况。
罗荣桓得知此事后，忧心如焚，立即派出专人处理，一面报上级领导人。
本来战争环境下，出现这一类的情况很难避免，而且罗荣桓事后处理已经很圆融，可没想到的是，朱瑞却揪住这一点不放。
从1940年9月开始，八路军115师连续开了三个星期的干部会议，朱瑞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言辞激烈的批评115师“除卫生工作外其余无进步”、“如要进步需要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
在朱瑞影响下，会上不少人都言辞激烈，罗荣桓被批评的无地自容，在会上公开检讨。
从实际出发，115师到山东后，不能说一点问题也没有，但要说全是问题也有失公允，朱瑞的批评很明显是带有了一点情绪。
1940年10月13日，八路军总部致电115师，对115师的领导提出严厉批评，使得罗荣桓处境更加艰难。
1940年10月14日，罗荣桓致电中央，检讨自己的过失，甚至说出了自己在115师的领导“无能已经极为严重”的话来。罗荣桓除了建议中央，希望徐向前能来任师长、朱瑞任政委，还提出自己应该去学习或者是到其他地方工作。
从各方面电文不难看出，双方的矛盾和分歧已经很大。
后来还是中央说了公道话，安抚了罗荣桓的情绪，八路军总部也撤销了之前批评115师的电文。
严格意义上来说，八路军115师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军事上，特别是代师长陈光身上，虽然他指挥部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不可避免的存在很多失误，特别是陆房战斗中，因陈光对敌情判断失误，造成115师师部被敌包围。
中央认为，面对复杂的敌伪顽形势，陈光已经不适合在一线。
另外，中央还发现，朱瑞不能很好的调节山东党政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山东在执行中央政策时始终捉襟见肘。
刘少奇到山东后，马不停蹄的展开调查，后来注意到山东党政军领导干部关系问题后，尽可能的去调节，至5月时已初步见成效，朱瑞亦检讨了自己的过失。
从1942年，中央便有意让罗荣桓来统一领导山东党政军的工作。
第一步，1943年3月下令115师与山东纵队合并，组成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黎玉任政委，另外出于统战工作需要，仍保留115师番号，罗荣桓兼任115师代师长、政委，陈光调延安学习。
第二步、1943年8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调朱瑞回延安学习，出席即将举行的七大会议，9月，中央任命罗荣桓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
罗荣桓出任山东党政军一把手后，对于当地抗日形势确实有了很大改观，特别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山东建立起了一块牢固的抗日根据地，为全军的建设奠定了一个大的基础。
毛主席始终为此很骄傲，后来他曾称：
“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