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前的军事战略强调需要在联合武器的各个层次和阶段获得信息优势。国防领导人越来越关注通过将传感器连接到射手来将信息优势转化为动力结果的努力。这种将信息转化为结果的愿景延伸到了常规战争的门槛以下。这一愿景将情报、监视、侦察和全球态势感知置于美国安全竞争战略的核心。在当前环境下，潜在威胁分布广泛、显现速度快，而且往往难以从常规的国家行为中辨别出来。这反映了“感知”的挑战。更难的是要努力弄清楚那些迥然不同的、看似无关的活动，这些活动可能与竞争对手在多个地区和多个运营领域表现出的更广泛的敌对行为模式相关。对于美国军方和情报界来说，战略竞争的全来源收集要求将是异常广泛和多模式的。他们支持的收集者和决策者将需要依靠由空中、海洋、地面、太空和网络传感器（以及人力资源）组成的全球网络，

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及时准确的指标和警告。在这种环境下，收集需求无疑将超过供应，预算限制将要求投资于既具有成本效益又能够执行多项任务的系统。在空中领域，已经执行多个ISR任务的多个UAS平台共享这些属性。这些包括海事领域感知、敏感侦察行动、长时间巡航侦察活动和战术ISR任务。在这些操作中，一个平台通常可以执行多种任务类型。这可能包括图像情报，包括全动态视频；测量和信号情报；电子情报；并发出情报信号。同时，UAS可以收集并充当一体化太空、空中、海上或地面作战的通信枢纽，同时还可以摄取、处理和传播多种情报信息流。这种级别的任务灵活性并不是UAS独有的。几架有人驾驶的飞机同样具有多重任务能力。但是有人驾驶飞机会给生命带来额外的风险，并且必须尊重机上机组人员的生理和精神限制——特别是在飞行持续时间方面。

因此，UASs在联合武器作战中被定位为一个风险较低、适应性强的环节。也有证据表明，一些UASs，如MQ-1B“捕食者”和MQ-9A“死神”，每飞行小时的操作和维护成本明显低于有人驾驶飞机。例如，在必要时进行电子战和打击行动，同时还充当多域联合武器行动的关键枢纽。在这种情况下，UAS越来越多地成为竞争战场中协作平台和系统网络的一部分——与9/11事件之后它们用于执行单边反恐行动的方式相比，这是一个显著变化。例如，如图2.1中突出显示的那样，这些平台和系统可以包括第五代战斗机，例如F-35和F-22；空中加油机，例如KC-135；远程轰炸机，例如B-21；巡洋舰和驱逐舰；卫星导航；航母战斗群；陆基远征推进基地；指挥控制中心；和远程发射。为了在这些平台和系统中进行通信，UAS需要通过分层网络传递信息，

例如战术目标网络技术、链路16、多功能高级数据链路、多波段卫星通信和网状网络。无人机系统作为危机和升级管理的工具“竞争连续体”是指描述国家间互动的一系列活动，例如合作、武装冲突和低于武装冲突水平的竞争。竞争连续体的概念认识到，军事力量“从来不是单纯的合作（或武装冲突以下的竞争或武装冲突），而是通过合作、武装冲突下的竞争和武装冲突的混合运动来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在一定强度范围内竞争才会发生。这包括旨在发现、了解和对抗低于战争阈值的敌对活动的稳态“隐藏者-发现者”行动。但系统性竞争遵循“缓和—强化—缓和”的阶段性循环。在竞争加剧的时代，各国使用各种军事和非军事手段来表达他们的兴趣和决心。在军事领域，这种信号可能包括部署资产以展示存在和承诺。这样的例子包括海军航行自由行动和机载敏感侦察行动。

正是在后一种行动中，无人机系统的使用可以大大扩展信号员的选择以及在危机时期管理升级的能力。

图 2.1：无人机系统和作战网络

美国历来将敏感侦察行动。定义为“通过手动或远程操作的国防部平台进行的非战时侦察行动，涉及重大军事风险或政治敏感性。” 新兴技术为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收集空中情报的多种机制，包括越来越普遍的天基遥感器。然而，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飞机有两个优势。首先，它们可以在较低的高度进行收集活动，因此比太空资产更接近目标。如果需要，它们能够收集全动态视频，并且许多现代平台能够在感兴趣的目标上长时间、持续地徘徊。其次，飞机是可探测的。太空侦察可以收集范围广泛的关键和可观察情报，这些系统可以谨慎或秘密地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收集者。然而，就信号传递而言，被动的太空收集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表明某个国家的利益或存在的具体证据。另一方面，敏感的侦察行动表明了意识、利益和存在——同时也限制了决策者在人类生命方面所承担的风险。

托马斯·谢林将大部分国际关系描述为“一场冒险竞赛，其特点与其说是对力量的考验，不如说是对神经的考验。”各国进行的风险计算被“危险事件的绝对不可预测性”蒙上阴影。各国试图通过根据风险的分级程度调整其行动和反应来管理这种不确定性，以避免意外升级。在现代危机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用于敏感侦察行动时，无人机系统为领导人提供了展示利益、存在和决心的机会，同时避免了一直以来导致局势升级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人员伤亡。最近的一些经验证据表明，领导者对无人机系统损失的看法与对有人驾驶飞机损失的看法有本质的不同。在2015年的一个例子中，土耳其击落了一架进入其领空的俄罗斯无人机，这一行为并未引起俄罗斯的对等报复。一个月后，土耳其击落了一架有人驾驶的俄罗斯苏-24攻击机，

这引发了一系列针对土耳其在叙利亚利益的空袭。2019年，伊朗军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国际空域击落了一架美国RQ-4全球鹰。据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初批准了对伊朗的一系列报复性空袭，但随后决定不进行空袭。事后，总统表示，RQ-4是无人机这一事实影响了美国的应对方式。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我们的飞机上没有人。这会产生很大的不同，让我告诉你，如果飞机是有人驾驶，它会产生很大、很大的不同。”此外，有一些证据表明，在危机时期，UAS的部署和潜在的损失缓解了一些导致局势升级的关键驱动因素，包括领导者强烈的报复情绪，以及对因不采取适当反应而招致国内或国际代价的担忧。这种逻辑很可能反映在2022年台海危机期间中国利用无人机作为与台地区和美国紧张局势更广泛升级的一部分的方式中 。

空军无人机

2022 年 8 月 3 日 ，中国空军无人机飞越台北控制的金门群岛，这是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军事飞机首次飞越金门。这一事件发生之际，解放军空军大量不同的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飞机进入台地区防空识别区。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北后，作为军事演习的一部分，解放军还在岛上发射了实时导弹。除无人机系统外，没有其他PLAAF飞机飞越台北控制的土地。一位退休的设备专家表示，国内可能不排除在未来飞越台地区上空的可能性。 “为了减少摩擦和误判，”他说，“我们可以派无人驾驶机[登岛]。”一些美国军人似乎也认同，失去UAS可为领导者提供更广泛的动能和非动能选择。在他最近的工作中，

MQ-1捕食者

使用一系列兵棋推演来测试美国军方人员在MQ-1捕食者被击落与MC-12自由者飞机（搭载四名机组人员）被击落的情况下是如何权衡反应的。失去MQ-1的团队都没有建议开展军事打击以进行报复，而在相同情况下失去MC-12的所有团队都建议进行动能反应。用一位参与者的话说，“我们不会为了‘捕食者’而开战。”该研究还表明，无人机系统的损失将领导者的可靠反应选择范围扩大到军事领域之外。兵棋推演参与者并不认为损失一架MQ-1是无关痛痒的，但他们认为可接受的报复选择范围是非动能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从长远来看，关于有人驾驶飞机和无人驾驶飞机损失之间有本质性差异的观点是否可持续。如果防御者明白，如果他们击落一架无人机，他们不太可能招致动能报复，这是否会导致这些平台被击落的数量的总体增加？

在某个时候，各国是否会不再认为越来越多的无人机损失比有人驾驶飞机的损失更容易接受？至少在短期内，在紧张局势和危机不断升级时使用无人机似乎为领导人提供了广泛的选择。当然，领导者可以令人信服地引用无人机系统的损失，将其认定为足以引起动能反应的挑衅。但是，如果出现无人驾驶飞机失事且无人丧生的情况，似乎会引入一系列超出军事领域的可靠应对方案。

结论。正如本章强调的那样，无人机系统在安全竞争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帮助各国在联合武器战中发现对手并对其采取行动。UAS为各国提供了多种选择，因为它们具有多任务功能并降低了对人类生命造成的风险。此外，UAS通常很受欢迎，因为它们被认为比某些类型的有人驾驶飞机更不需要升级。为了更好地理解UAS在现代战争中的使用——包括它们在与大国竞争中的应用——接下来我们讲讲2022年的乌克兰战争和美军2021年的北方利刃-21演习谈无人机在战场中的实际应用。。请继续关注下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