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过寿皇帝例有赏赐，但门槛也很高

◑赐寿乃朝廷典章制度

自顺治朝开始，皇帝向大臣赐寿的做法就早已存在，然而在那个时候并不普及，赐寿的对象主要是京城高官，而且具体赐寿的权力完全取决于大臣在皇帝心中的地位。然而到了乾隆朝，赐寿逐渐演变为皇帝拉拢老臣的习惯行为，并形成了一种制度，也被官方称为“赐寿之典”。

无论在哪个朝代，赐寿之典都专门针对高级官僚。根据《清实录》的记载，能够获得这一殊荣的大臣仅限于内外一品的文武大臣。也就是说，只有大学士、尚书、总督等高级官员才能享受这种待遇，侍郎、巡抚以及类似级别的官员则极少有人有资格享受这一殊荣。

古人对于整寿非常看重，尤其是六十大寿。因为古代人的平均寿命普遍不高，所以能够活到六十岁已经算是高寿了。至于能否活到七十岁、八十岁，那完全取决于命运的安排。

因此，每当内外一品的大臣六十大寿时，皇帝往往会给予特殊的赏赐。最常见的赏赐是御书的“福”、“寿”字，当然还伴随着其他的物质奖励，如文玩、珠宝、人参等。若是朝廷重臣，还可能额外获得更丰厚的奖赏。

皇帝赐寿是被写入《大清会典》的，也是朝廷的一项重要的典章制度，所以就必须要有仪式感，文献中如是记载：

“先期命内三院卿一人赍赐物至，以御书匾联为冠，余则福寿字、寿佛、如意朝珠、玉瓷铜陈设、蟒袍、绸缎等，无定制。庭中设香案，至大门跪接钦使，鼓乐宫灯前导，随入，立案前。钦使手递如意、朝珠，乃行三跪九叩礼……”

关于皇帝赐寿的案例，御史在道光朝列出了一本简单的流水账单，供我们参考：

道光元年，曾担任协办大学士和两江总督的孙玉庭迎来了七十大寿。皇帝赏赐他御书的匾联，上书“福”、“寿”字，并赐予珍玩和文绮等物品。

道光四年，大学士曹振镛也迎来了七十大寿。他得到了皇帝颁赐的御书匾额、对联，上书“福”、“寿”字，还获赐文绮和珍玩。

道光九年，尚书黄樾迎来了八十大寿。皇帝特别颁赐御书的“福”、“寿”字匾联，并赐予寿佛、如意、朝珠以及文绮等物品。

同样是在道光九年，曾任协办大学士和吏部尚书的芦荫溥也迎来了七十大寿。他得到了皇帝赐予的御书匾额，上面书写了“福”、“寿”字，同时还获赐了珍玩和文绮等物品。

道光十四年，曹振镛再次迎来了八十大寿。皇帝赏赐了特制的御制诗章和御书的匾联，上书“福”、“寿”字，并赐予了珍玩和文绮。

除了这些朝廷的一品大员之外，还有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盛京将军宝兴、两江总督陶澍等封疆大吏都曾获得过皇帝赐寿的殊荣。

至于孙先生的祖父孙尔准，他在道光十一年迎来了六十大寿时，也蒙受了皇恩赐。皇帝给予了他御书的匾额，上面书写了“福”、“寿”字，还赏赐了珍玩和文绮等物品。如果这条记载没有错误的话，那么孙先生家中可能会有不止一件道光皇帝赐佳节的“寿”字，或许由于年代久远，只剩下了这样一件珍贵的宝物了。

◑ 赐寿之典也面向家属

高级文武官员，他们的父母也有享受皇家赏赐的待遇。当然，前提是这些官员的级别必须达到一品大员，这才有资格享受这一待遇。

比如，在道光二十七年，兵部尚书何汝霖的母亲丁氏已经年届九十，五世同堂。道光帝特地颁布谕旨，赏赐丁氏御书匾联以及福、寿字。同一年，协办大学士、尚书陈官俊的母亲夏氏也已经九十岁高龄，她也得到了皇帝的御书匾联以及福、寿字的光荣。

赐寿给官员的父母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拉拢大臣，另一方面也表明皇帝一直秉持着“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然而，官员的父母通常年事已高，未必能够活到八十、九十岁的寿辰，所以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赏赐都是特例。

比如，在道光二十七年，工部尚书杜受田的父亲已经八十四岁，而且身患重病。道光帝就此破例，赏赐了杜受田的父亲御书匾额以及福、寿字。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皇帝也会对忠诚的臣下推恩，比如皇帝和皇太后的万寿节时，也会赏赐大臣们年迈父母的御书匾联以及其他物品。

咸丰十年二月，正值咸丰皇帝的万寿节。除了超中大臣们分别受赐外，还有一道旨意，特赐在京和在外的大臣们年过八十的亲人以一份恩赏。而在光绪十年十月，慈禧太后的五十岁生日，同样也对大臣们的父母进行了一番赐赏。

到了晚清时期，赏赐的对象级别降低了，标准下探到了二品这一级别。所以，在很多文献中常常可以看到侍郎、巡抚、提督甚至地方的总兵也常常有赐寿的典礼。